党的xx大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下大力气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直言之，就是要逐步消除城乡差别，将基本公共服务覆盖于农村。我市要实现锦涛总书记“314”总体部署，加快城乡统筹实验区建设，破解农村公共服务严重不足的问题十分迫切。
按照市局机关党委的统一安排，我于10月22日至28日深入xx区铁锋乡的边远农村，开展了为期一周的“三进三同”党性作风实践锻炼活动。通过与基层干部群众共同生活、共同劳作、共谋发展思路，深切地感到广大农民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欠缺的无奈和迫切需要。
自XX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各地也相继取消了“三提五统”，基层组织运行经费问题随之凸显，成为制约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首要问题。
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全面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的职能职责，但没有明确确保其正常运转的经费来源。根据第八条“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和第三十七条“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协助政府开展工作应当提供必要的条件；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委托村民委员会开展工作需要经费的，由委托部门承担”, “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公益事业所需的经费，由村民会议通过筹资筹劳解决；经费确有困难的，由地方人民政府给予适当支持”等规定，法律允许的资金渠道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是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收益的提留，二是政府补助，三是接受政府委托而获得的经费资助，四是筹资。但是，在绝大部分地区，除乡镇政府可能给予有限的资助（铁锋乡每年给予每个村资助3000元）外，其他三个方面的规定基本属于虚设。
首先，绝大多数村社没有集体企业。由于效率和管理问题，曾经存在的集体企业要么通过摘“红帽子”而还原为私营企业，要么因为管理不善、破坏环境而改制或关闭。如我所驻的桐元村，先前曾经有一家小煤窑，在市政府关闭整顿小煤窑的过程中第一批被关闭。至于集体土地，牵涉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在拆迁中矛盾十分突出，村委会如要“染指”，势必导致稳定问题；其次除了大型公共工程外，一般的村社难以获得政府委托。即便获得委托，也只能是“一过性”的，难以持续。第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规定的筹资筹劳，只限于特定的公益事业，不能用于日常运作。
基层组织运行经费缺乏，首先导致基层组织公共服务
功能弱化。我们在铁锋乡看到，一些先富起来的村虽然建起了居民新村，户户别墅，宽大敞亮，但周边垃圾遍地，水电气基础设施薄弱。据铁锋乡陶荣乡长介绍，铁锋民风淳朴，治安尚好。但在周边乡镇，相当一部分基层组织软弱涣散，黑恶势力和宗族势力强大，“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风头一过，又有抬头的趋向。正气不昌，老百姓意见大。而导致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日常经费欠缺，基层组织可支配资源少。
运行经费缺乏，也迫使部分基层组织在国家的“三农”扶持资金上打主意，使国家转移支付的政策效应大打折扣。为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国家每年安排了巨额资金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改水改厕、水利设施和道桥建设、种养殖业扶持、扶贫济困等。这些资金在项目审批过程中不仅不会考虑基层组织的运行成本，并且往往需要各级政府和村民拿出配套资金。而区乡财力有限，基层组织向村民筹资极为困难，只能在国家拨付的资金上做文章。因此，这些资金普遍在使用过程中被不同程度的挤占。据陶乡长估计，相当一部分资金根本没有用于项目，直接变成了基层组织的运行经费。
运行经费缺乏，也导致部分基层组织公共性弱化甚至异化。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的自治组织，本属公权机构，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向全体村民提供公共服务。而由于缺乏运行经费，村委会往往仰仗本村的“大户”、“望族”。如“新农合”制度规定村民参加“农合”，需每年缴费20元。由于医疗定价不合理，农民对“新农合”认同度不高，催缴成为村干部十分头疼的事。为了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只好想法筹款垫付。长此以往，村委会在发生纠纷或利益冲突时难以秉持公正，压抑弱势群体，成为乡村治安恶化、恶性案件上升重要原因。
如何破解农村基层组织经费匮缺的问题，关键在于完善制度。我市于XX年7月1日实施的《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保留了“村提留”的表述，但随着“三提五统”被取消，这一制度名存实亡。解决基层组织运行经费问题，不能走回头路，不能恢复提留制度，但可以作必要的修改。
首先，要承认村级组织发挥作用需要经费保障，要允许村级组织以适当的方式向村民筹资，确保日常运转。只要规定严格的监督制度，农民负担问题不至反弹；其次，明确规定各项专项资金应当考虑基层组织的运行经费，专项列支，专门审计；第三，规定村级组织可以在一定的比例内提取村集体企业利润弥补日常经费；第四，规定政府征用农村集体土地后，应将一定比例的土地出让金返还村、社组织，用于善后事宜的处理；第五，明确乡财政扶持村级组织的资金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