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最难的是清醒，尤其是当自己的事业和地位还没有出现危机的时候，当自己面临巨大的诱惑的时候，如果能够提前预见到潜在的危险而防患于未然，能够在利益面前做到清醒的取舍，就是更加难得的大智慧了。
春秋时期越国的范蠡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长篇传记文学《范蠡》一书的作者夏廷献先生为范蠡鸣不平说：兴一国，灭一国，被称为“兵圣”的孙武没有做到，被称为“智圣”的诸葛亮也没有做到，但是，范蠡做到了。
公元前496年，吴国和越国发生战争战，吴王阖闾阵亡，因此两国结怨，连年战乱不休。公元前494年，阖闾之子夫差为报父仇与越国在夫椒决战，越王勾践大败，仅剩5000兵卒逃入会稽山。范蠡于勾践穷途末路之际投奔越国，献“卑辞厚礼，乞吴存越”之策。议和后“人待期时，忍其辱，乘其败……”“持满而不溢，则于天同道，上天会佑之；地能万物，人应该节用，这样则获地之赐；扶危定倾，谦卑事之，则与人同道，人可动之。” 他向勾践慨述“越必兴、吴必败”之断言，进谏：“屈身以事吴王，徐图转机。”。被拜为上大夫后，他陪同勾践夫妇在吴国为奴三年，“忍以持志，因而砺坚，君后勿悲，臣与共勉！”
三年后归国，他与文种拟定兴越灭吴九术，是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为了实施灭吴战略，也是九术之一的“美人计”，范蠡亲自跋山涉水，终于在苎萝山浣纱河访到德才貌兼备的巾帼奇女——西施，在历史上谱写了西施深明大义献身吴王，里应外合兴越灭吴的传奇篇章。范蠡事越王勾践20余年，苦身戮力，卒于灭吴，成就越王霸业，被尊为上将军。
吴王亡身余杭山，越王摆宴姑苏台。在举国欢庆之时，范蠡急流勇退，携美人西施隐姓埋名、泛舟五湖。他临走的时候，给好朋友文种写了一封信，说“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尽，良犬就烹。夫越王为人，长颈鸟喙，鹰视狼步，可与共患难而不可与其处乐，子若不去，将害于子。”不出所料，文种不听范蠡之良言，贪恋权位，最后被杀。
而范蠡辗转来到齐国，隐姓埋名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垦荒耕作，兼营副业并经商，没有几年，就积累了数千万家产。他仗义疏财，施善乡梓。范蠡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
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乃我国道德经商——儒商之鼻祖。
史学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范蠡是看清了越王的本性而急流勇退，是为了保住身价性命的清醒。比范蠡更早的“夷齐让国”和“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的清醒，则是清醒的更高境界了。三千年前，秦皇岛一带正是孤竹国管辖的区域。这个古代方国建国很早，历经了商和西周两个朝代。老孤竹国君死前留下遗言，命小儿子叔齐继位，继承他的事业。按照当时的规矩，长子应该继位。但伯夷却说：“应该尊重父亲的遗愿，国君的位置应由叔齐来坐。”在他看来，他不能违背父亲的意志而落下一个不孝的臭名，于是他放弃王位，逃出孤竹国。大家又推举叔齐做国君。叔齐说：“我如果当了国君，于兄弟不义，于礼制不合。”他也清醒地意识到君位将使自己难逃不义的名声，也逃出孤竹国，和伯夷一块儿过起了流亡生活。
这种“让贤”的举动，不仅仅受到时人的赞扬，到了春秋战国时，儒家学派更是大为赞赏，评价说：“能以国让，仁孰大焉，伯夷顺乎亲，叔齐恭乎兄。”
当时正是商纣王昏庸腐败的时期，为躲避商纣王的残暴统治，兄弟居住在北海之滨，和东夷人一起生活。后来，他们闻听周文王在西方兴起，就相约到周国去。刚到半路，恰好遇到了周武王的大军。他们得知周武王正率领着大军剿灭商纣王。这让兄弟大失所望，力谏武王说：“父死不埋葬，就动起武来，这能算孝吗？以臣子身份讨伐君主，这能算仁吗？”
武王非常气愤，要杀掉他们，姜太公说：“这是讲义气的人呀，不要杀害他们！” 周武王很快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灭掉了商朝，建立了新的王朝——周朝。伯夷、叔齐听说后，认为这种以下犯上做法是大逆不道，发誓再也不吃周朝的粮食。他们相携来到首阳山上采集薇菜吃。他们认为，既然山下的人都已归周朝管辖，土地也都是周朝的了，他们生产的粮食坚决不吃。
但是有一天山下有一农妇上山挖野菜，看见两个瘦骨嶙峋的老人也在那里挖野菜。得知了缘由，农妇觉得奇怪，就说：你们俩人倒是有骨气呀，不吃周朝的粮食，但现在普天下都是周朝的呀！这山，这山上的野菜，也是周朝的，你俩为啥还吃呀？
伯夷、叔齐顿然大悟，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决定连野菜也不吃了，开始绝食，最后双双饿死在首阳山上。
伯夷、叔齐两人，在历史上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伟绩，但荀子却说，伯夷、叔齐的名声，就像日月一样，可以与舜、禹的英名一样千古流芳。伯夷、叔齐被认为是以身殉道的典范。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立即回答说：“古之贤人也。”又问：“他们对所作的事不觉得后悔吗？”孔子说：“他们求仁而得仁，没有什么后悔的。”后来又进一步的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如今称之，其斯之谓与。”可见孔子对伯夷、叔齐的所作所为是非常肯定的。
这个故事更得到了司马迁先生的认同，他在《史记·伯夷列传》说：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两人因此而遂名扬千秋，成为义人楷模。
毫无疑问，伯夷、叔齐的让国和不食周粟、以身殉道的行为，不是为了博取流芳千古的美名，他们在利益面前坚持自己的立场，给后人留下的，是一种独立的人格与精神，是一种宁死不屈的顽强与执着，是一种智者的清醒。没有这份清醒，这样一个偏远小国的两兄弟早就消失在历史的茫茫烟尘之中了；但是这份清醒，却让他们的名字永远闪烁在历史的星空。
古往今来，栽倒在利益门前的人不计其数，只有清醒的智者，领取了当头棒喝的鞭子，一骑绝尘，给后世留下不尽的遐想远去。
春秋时期越国的范蠡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长篇传记文学《范蠡》一书的作者夏廷献先生为范蠡鸣不平说：兴一国，灭一国，被称为“兵圣”的孙武没有做到，被称为“智圣”的诸葛亮也没有做到，但是，范蠡做到了。
公元前496年，吴国和越国发生战争战，吴王阖闾阵亡，因此两国结怨，连年战乱不休。公元前494年，阖闾之子夫差为报父仇与越国在夫椒决战，越王勾践大败，仅剩5000兵卒逃入会稽山。范蠡于勾践穷途末路之际投奔越国，献“卑辞厚礼，乞吴存越”之策。议和后“人待期时，忍其辱，乘其败……”“持满而不溢，则于天同道，上天会佑之；地能万物，人应该节用，这样则获地之赐；扶危定倾，谦卑事之，则与人同道，人可动之。” 他向勾践慨述“越必兴、吴必败”之断言，进谏：“屈身以事吴王，徐图转机。”。被拜为上大夫后，他陪同勾践夫妇在吴国为奴三年，“忍以持志，因而砺坚，君后勿悲，臣与共勉！”
三年后归国，他与文种拟定兴越灭吴九术，是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为了实施灭吴战略，也是九术之一的“美人计”，范蠡亲自跋山涉水，终于在苎萝山浣纱河访到德才貌兼备的巾帼奇女——西施，在历史上谱写了西施深明大义献身吴王，里应外合兴越灭吴的传奇篇章。范蠡事越王勾践20余年，苦身戮力，卒于灭吴，成就越王霸业，被尊为上将军。
吴王亡身余杭山，越王摆宴姑苏台。在举国欢庆之时，范蠡急流勇退，携美人西施隐姓埋名、泛舟五湖。他临走的时候，给好朋友文种写了一封信，说“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尽，良犬就烹。夫越王为人，长颈鸟喙，鹰视狼步，可与共患难而不可与其处乐，子若不去，将害于子。”不出所料，文种不听范蠡之良言，贪恋权位，最后被杀。
而范蠡辗转来到齐国，隐姓埋名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垦荒耕作，兼营副业并经商，没有几年，就积累了数千万家产。他仗义疏财，施善乡梓。范蠡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
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乃我国道德经商——儒商之鼻祖。
史学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范蠡是看清了越王的本性而急流勇退，是为了保住身价性命的清醒。比范蠡更早的“夷齐让国”和“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的清醒，则是清醒的更高境界了。三千年前，秦皇岛一带正是孤竹国管辖的区域。这个古代方国建国很早，历经了商和西周两个朝代。老孤竹国君死前留下遗言，命小儿子叔齐继位，继承他的事业。按照当时的规矩，长子应该继位。但伯夷却说：“应该尊重父亲的遗愿，国君的位置应由叔齐来坐。”在他看来，他不能违背父亲的意志而落下一个不孝的臭名，于是他放弃王位，逃出孤竹国。大家又推举叔齐做国君。叔齐说：“我如果当了国君，于兄弟不义，于礼制不合。”他也清醒地意识到君位将使自己难逃不义的名声，也逃出孤竹国，和伯夷一块儿过起了流亡生活。
这种“让贤”的举动，不仅仅受到时人的赞扬，到了春秋战国时，儒家学派更是大为赞赏，评价说：“能以国让，仁孰大焉，伯夷顺乎亲，叔齐恭乎兄。”
当时正是商纣王昏庸腐败的时期，为躲避商纣王的残暴统治，兄弟居住在北海之滨，和东夷人一起生活。后来，他们闻听周文王在西方兴起，就相约到周国去。刚到半路，恰好遇到了周武王的大军。他们得知周武王正率领着大军剿灭商纣王。这让兄弟大失所望，力谏武王说：“父死不埋葬，就动起武来，这能算孝吗？以臣子身份讨伐君主，这能算仁吗？”
武王非常气愤，要杀掉他们，姜太公说：“这是讲义气的人呀，不要杀害他们！” 周武王很快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灭掉了商朝，建立了新的王朝——周朝。伯夷、叔齐听说后，认为这种以下犯上做法是大逆不道，发誓再也不吃周朝的粮食。他们相携来到首阳山上采集薇菜吃。他们认为，既然山下的人都已归周朝管辖，土地也都是周朝的了，他们生产的粮食坚决不吃。
但是有一天山下有一农妇上山挖野菜，看见两个瘦骨嶙峋的老人也在那里挖野菜。得知了缘由，农妇觉得奇怪，就说：你们俩人倒是有骨气呀，不吃周朝的粮食，但现在普天下都是周朝的呀！这山，这山上的野菜，也是周朝的，你俩为啥还吃呀？
伯夷、叔齐顿然大悟，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决定连野菜也不吃了，开始绝食，最后双双饿死在首阳山上。
伯夷、叔齐两人，在历史上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伟绩，但荀子却说，伯夷、叔齐的名声，就像日月一样，可以与舜、禹的英名一样千古流芳。伯夷、叔齐被认为是以身殉道的典范。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立即回答说：“古之贤人也。”又问：“他们对所作的事不觉得后悔吗？”孔子说：“他们求仁而得仁，没有什么后悔的。”后来又进一步的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如今称之，其斯之谓与。”可见孔子对伯夷、叔齐的所作所为是非常肯定的。
这个故事更得到了司马迁先生的认同，他在《史记·伯夷列传》说：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两人因此而遂名扬千秋，成为义人楷模。
毫无疑问，伯夷、叔齐的让国和不食周粟、以身殉道的行为，不是为了博取流芳千古的美名，他们在利益面前坚持自己的立场，给后人留下的，是一种独立的人格与精神，是一种宁死不屈的顽强与执着，是一种智者的清醒。没有这份清醒，这样一个偏远小国的两兄弟早就消失在历史的茫茫烟尘之中了；但是这份清醒，却让他们的名字永远闪烁在历史的星空。
古往今来，栽倒在利益门前的人不计其数，只有清醒的智者，领取了当头棒喝的鞭子，一骑绝尘，给后世留下不尽的遐想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