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侠小说史论by叶洪生
武侠小说是近一甲子以来华人社会中最有魅力的一种大众读物；而其成为热门话题或具有争议性之问题者，为时亦久。大约从一九二○年代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问世并陆续拍成十八集《火烧红莲寺》电影风靡全中国起，不虞之毁誉即纷至沓来。 姑不论武侠小说汗牛充栋、是非如何，在我国通俗文学的大观园里，武侠小说无疑可称得上是一朵「奇葩」。它以独特的文学形式、风格、题材、命意及专门用语，勾勒成一幅又一幅充满传奇色彩的「江湖众生相」；它表彰人间的公平与正义，标榜「替天行道」，强调济弱扶倾；其中更穿插了虚实相生的武功、曲折离奇的情节，娓娓诉说江湖侠士、英雄儿女们可歌可泣的故事。这里面有的写人性冲突，有的写国仇家恨；或渲染正邪之争，或演叙帮派恩怨……总之，刀光剑影，侠骨柔情，悲欢离合，不一而足。加以武侠小说从形式到内容都与中华文化传统血肉相连，通篇洋溢着中国人独有的生命情调，读来极之亲切有味──其事虽非现实世界中所必有，亦可供人神驰想象，遣怀寄慨；因此能风行海内，颠倒众生！
然而历来讨论武侠小说者，率皆以「社会影响」着眼；罕有就其本源、形成、发展、流变以及各个时期不同的作品风格、特色而从事系统性的研究，令人不无遗憾。本文因拟针对此一论题，提出初步看法与分析，以供各方博雅君子参考。
一、中国人侠义观念之形成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侠」与「游侠」之称屡见不鲜，却并无「武侠」一词。最早将「武」、「侠」二字相提并论，复加以必然之关联者，厥为战国时代法家代表人物韩非。《韩非子·五蠹篇》有云：「儒以文犯法，而侠以武犯禁！」所谓「五蠹」，乃特指学者、言谈者、带剑者、串御者、工商者「五类分子」而言。其中「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即是法家为「侠」所罗织的罪状，必欲去之而后快！
虽然由于史料所限，近世学者迄今仍无人能明确指出「侠」与「游侠」的分际究竟如何──即令贤如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游侠立传，亦不免将两者混为一谈──但大抵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古代侠客并非以仗剑动武为唯一要件，所重端在「仁义」而已；至于行谊、精神则是一脉相承、代代不绝的。
游侠重仁尚义「施恩拒报」
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论游侠的本质是：「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明白揭橥仁、义二字。而〈游侠列传〉更进一步勾勒出游侠的精神面貌是：「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便将游侠的人生观与行为准则界定下来了。
在〈游侠列传〉里，司马迁曾提及「侠」的四种名目，分别是：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实则彼此相类，只是活动的空间或略有差异，说法不同而已。如汉初之朱家、郭解、田仲、剧孟等等，均属于民间游侠，其人或「以躯借交报仇」；或「所藏活豪士以百数」；或「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或「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云云。
其实，郭解「睚眦杀人」，有失仁侠之道，不足为训。而班固作《汉书·游侠传》，则又以信陵、平原、孟尝、春申四君「竞为游侠」，置于传首；即后世所谓「卿相之侠」（借钱穆语），以与民间游侠区分，但此说颇有问题。试看司马迁为「四豪」立传：论平原君赵胜，则「利令智昏」；论孟尝君田文，则「好客自喜」，一怒而灭县；论春申君黄歇，则「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卒以弄虚造假而贾祸杀身；凡此，皆乖离游侠精神。唯有信陵君魏无忌礼贤下士，仁义无双，与〈游侠列传〉宗旨相符。此外，「延陵挂剑」的吴公子季札，一诺千金，亦有「侠士之风」。
综上所述，游侠或出身平民市井，或出身卿相贵族；居仁由义，重然诺，轻生死！其性质并非钱穆在〈释侠〉一文中所断：「侠乃养私剑者，而以私剑见养者非侠。」因为侠士可以不带剑，亦可不带剑；可以动武，亦可不动武；「养私剑」（培植私人武力）者固有，却未可一概而论。对此，刘若愚的《中国之侠》一书，看法就较为合理。他认为：「游侠并非属于任何特殊社群，亦不具某种阶级成分；不过是拥有若干理想的人物而已。」刘氏进而又将游侠的特征归纳为八，而以「重仁义，锄强扶弱，不求报施」列为首要。可谓探骊得珠！
诚然，中国自古「侠」、「义」并称。唐代李德裕作《豪侠论》即剀切指出：「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可见「义」对侠者之重要，二者不可须臾离。然而有关「义」的正当行为标准如何，自春秋以迄先秦各家均各执一词，并无定论。
《墨子·尚同上》曾慨乎言之：「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这就是说，古人由于立场、看法不同，对于「义」的解释及所定标准也就不同。
那么「侠客之义」即侠客所公认的正当行为究竟与常人有何相异之处？我们由《史记·游侠列传》描述朱家之为人行事，即可约略得知：侠客实以「利他」主义为行动原则。如朱家自奉甚俭，但「诸所尝施，唯恐见之」，「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他岂止于「不求报施」？更「羞伐其德」，避不见面！这是何等清高的志节！但侠者却认为理所当然，不值一提。此所以冯友兰在《新事论》中指出：
所谓「行侠仗义」的人所取的行为标准，在有些地方都比其社会道德所规
定者高。（中略）「施恩不望报」是道德的行为，「施恩拒报」即是超道
德的行为了。
明乎此，乃知侠义精神端从无私、利他的主观意识出发。所谓「救人于厄，振人不赡」正是一种伟大同情心的表现；至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犹其余事了。然则后世常以「侠」、「刺」并举，这是什么道理呢？其间又有何区别呢？
刺客「报恩以武」不顾死生
纵观《史记·刺客列传》，我们可以发现：刺客的思想行为实与游侠精神相通，其别一在于「报」，二在于「武」。而刺客之所谓「报」，又特别着重报恩，具有被动性质；为了达到目的，迅求事功，便不得不动武矣。
──如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是因率军与齐国交战，三度败北；而鲁庄公不加问罪，「犹复以为将」！可谓有恩有德，岂可不报？
──如专诸以鱼藏剑刺吴王僚，是因公子光以「善客待之」，且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如此看重，乃奋身以报。
──如豫让变容易貌，狙击赵襄子，是因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遂不惜「为知己者死」！
──如聂政刺杀韩相侠累，是因严仲子倾心结纳，恩遇至厚；借躯为报其仇即是报恩，故粉身碎骨，在所不顾。
至于荆轲刺秦王一事，则不无可议之处。因其虽屡言「报」字（报燕太子丹），但一再迟迟其行，推三阻四；以致连累多人白白送命，有负恩主重托，终究身死事败为天下笑！症结正出在他学艺未精，武功低微，又「不讲于刺剑之术」。惟荆轲在秦廷浴血奋战，从容就义，亦足称勇士。可惜匹夫徒逞血气之勇，令人慨叹！
由此观之，刺客「报恩」以武，游侠「施恩」以仁；虽然两者皆重然诺、轻生死，但毕竟在立身行事的动机与做法上，有所不同。是故司马迁为游侠、刺客立传，泾渭分明，实寓有深意在内。
墨者「替天行道」为民除害
复次，侠者又有「别墨」之称。据《吕氏春秋》记载，春秋战国时代原始墨家集团，以墨翟为首任「巨子」，其徒遍天下；弟子三百人，皆可使其赴汤蹈火，急人之难。如禽滑厘率众救宋，即为显例。
《墨子·兼爱下》主张：「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并且为求「兴天下之大利」，便不得不「用天之罚」以「除天下之大害」；甚至必要时「不惮以身为牺牲」！而《墨子·非攻下》更特别指出，武王伐纣「非所谓攻也，所谓诛也」！因为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所以不得不「代天行诛」！
如此看来，墨家实无殊于一侠士集团，初不计较个人恩怨，而以救国救民、替天行道为人生理想目标。再就其组织观之，墨家纪律严明，有如江湖帮会；「巨子」即帮主，对于犯「墨者之法」者，可操生杀大权。据《吕氏春秋》引述「墨者之法」是：「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值得注意的是，墨者视此一家法为「天下之大义」，尤高于一般国法；即使「巨子」杀人违犯，亦罪在不赦，何况其余！
由是「戒妄杀」乃悬为后世侠者共遵共守之信条；相较之下，刺客为「报私怨」而率性杀人，所见之「义」又特其小也！
以上笔者已大略将清史所载有关侠、刺、墨三者思想行为之异同，作了初步分析。姑不论其见识大小、是非功过如何，但不可否认的是，古代具有独行侠或豪侠性质的侠、刺之流与具有帮会性质的墨者之徒，对于两千年来中国人侠义观念之形成与深化，影响至钜。我们常说某人「有侠气」、「讲义气」，都是一种美称，多持肯定态度；而「见义勇为」更属难能可贵的英雄行径，令人由衷钦佩──所谓「虽不能之，然心向往之」，即足以说明这个道理。
是故，在此一历史背景及社会心理的交相激荡下，人们普遍欢迎这类以侠义英雄事迹为题材内容的传奇小说，毋宁是理所当然的了。
二、「武侠」与小说类目之关系
在当前海峡两岸所出版的重要辞典中，绝少收入「武侠」或「武侠小说」一词；即有释义，亦甚简略，更未言及出处。这在武侠小说流行了大半个世纪的中国，不能不说是一桩怪事。
顾名思义，「武侠」系专指凭借武技主持公道的侠义之士而言。但有趣的是，在我国古代文献与稗官野史中虽有「游侠」、「仁侠」、「义侠」、「豪侠」、「勇侠」、「隐侠」、「儒侠」乃至「剑侠」、「盗侠」、「僧侠」、「女侠」种种名目，惟至迟在清末之前，尚未出现「武侠」一词。其实，「侠以武犯禁」固寓有武侠之意，但「武侠」之成为一个复合词，却是日本人的杰作；而辗转由旅日文人、学者相继采用，传回中国。
押川春浪首张「武侠」之目
日人何时衍创「武侠」一词？漫不可考。然明治时代后期的通俗小说家押川春浪（一八七六～一九一四年），却有三部以「武侠」为名的小说，轰动日本，风行一时；分别是《武侠舰队》（或译《海底军舰》，为处女作，一九○○年）、《武侠之日本》（一九○二年）、《东洋武侠团》（一九○七年）；此外更创办《武侠世界》杂志（一九一二年），以鼓吹武侠精神。
清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年），梁启超在横滨所办《新小说》月报之〈小说丛话〉专栏中，有署名「定一」者评论古今名著时说：「《水浒》一书为中国小说中铮铮者，遗武侠之模范；使社会受其余赐，实施耐庵之功也。」这可能是中国刊物首次借用「武侠」这个外来语以颂扬《水浒传》之滥殇。越一年，梁氏作《中国之武士道》，其自序亦两提「武侠」之名。彼等受到押川春浪小说影响，殆无可置疑。
清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年），笔名「觉我」的徐念慈曾于上海《小说林》月报发表〈余之小说观〉一文，略谓：「日本蕞尔三岛，其国民咸以武侠自命、英雄自期……故博文馆发行之……《武侠之日本》……《武侠舰队》……一书之出，争先快睹，不匝年而重版十余次矣。」徐氏尝谓亲自润饰中译《武侠舰队》，改题为《新舞台》，连载于《小说林》。
经查《小说林》所分小说类目，计有：社会、科学、侦探、历史、军事、言情、奇情、家庭以及短篇共九种，而《新舞台》（即《武侠舰队》）则列入军事小说中。此外，该刊第五期所载《绿林侠谭》，亦未冠以「武侠」之名，而独立存在于九种小说类目之外，当作江湖轶事看待。
林纾〈傅眉史〉得风气之先
据马幼垣考清末民初众多小说期刊所收作品，具有武侠小说性质者，当日恒归类为「义侠」、「侠义」、「侠情」、「勇义」、「技击」、「武事」、「尚武」等名目；而最早标明为「武侠小说」者，厥为林纾在《小说大观》第三期（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发表的短篇小说《傅眉史》，一次刊完。
嗣后，以「武侠」为书名之荦荦大者计有：钱基博与恽铁樵编撰的《武侠丛谈》（一九一六年）、姜侠魂编撰的《武侠大观》（一九一八年）、唐熊所撰《武侠异闻录》（一九一八年）、许慕义所编《古今武侠奇观》（一九一九年）以及平襟亚主编《武侠世界》月刊（一九二一年）、包天笑主编《星期》周刊之〈武侠专号〉（一九二二年）等等。至此，「武侠」之名不胫而走；透过报纸、杂志的宣传鼓吹，社会大众也逐渐接受「武侠小说」存在的事实。
迨及一九二○年代「南向北赵」双雄崛起之际，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与赵焕亭的《奇侠精忠传》虽均未特别标明是武侠小说，但世人皆以武侠小说目之。此后晚出的同类作家封面及扉页，或径称「武侠小说」，或代以「技击小说」、「武侠技击小说」、「历史武侠小说」、「侠义小说」、「侠情小说」、「奇侠小说」、「剑侠小说」、「武侠斗剑奇情小说」，甚至「党会小说」等等，殊不一致。然总以标榜「武侠小说」者居多；于焉乃形成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认可的小说类目，以迄于今。
三、武侠文学传统及其演化过程
如采狭义的说法，武侠小说自然是民国初年以后的「新生事物」；但这并不意味在此之前中国就没有性质相类的小说存在。相反地，从唐人传奇在文学史上领一代之风骚起，武侠小说即开始萌芽。如宋初李昉等所编《太平广记》卷一九三至一九六，特将十八种唐人传奇列入「豪侠」类，便可概见武侠小说实与唐人传奇部分作品脉络相通。故若谓唐人传奇为武侠小说之远祖，当不为过。
惟这类「豪侠」传奇也有两个公婆：一是汉初司马迁《史记》中的游侠、刺客列传；二是魏晋、六朝间盛行的「杂记体」神异、志怪小说。
──前者正如近人钱基博在其〈铁樵小说汇稿序〉中所称：「太史公序游侠，则进处士而退奸雄，是亦稗官之遗意也。」稗官乃指小说者流；然就侠、刺列传的内容性质而言，即使不能等同于小说，亦可谓最早的「豪侠传记文学」，对唐人传奇中描写的侠、刺行为颇有启发作用。
──后者亦如明人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卅六）》所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而周树人着《中国小说史略》更进一步点明：「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以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例如隋末唐初王度所撰〈古镜记〉及〈补江总白猿传〉（不着撰人），便直承六朝变异之谈余烈，开唐人传奇中「神怪」类小说之先河。
这一实（前者写实）、一虚（后者虚构）相生互激的结果，乃导致晚唐所出的「豪侠」类传奇，多少均染上宿命或神异色彩；其对后世武侠小说影响深钜，固不待言。
唐人「豪侠」传奇产生之社会背景
有关唐人传奇勃兴的原因，范烟桥着《中国小说史》曾约略言之：「在此时代，婚姻不良，为人生痛苦的思想，渐起申吟；而藩镇跋扈，平民渴盼一种侠客之救济；故写恋爱、豪侠之小说，产生甚富。」
此固为持平之论；但需要特别补充的是，中唐后社会暗杀之风极盛；藩镇各霸一方，私蓄刺客以仇杀异己之事，时有所闻，史不绝书。这便为唐人豪侠小说提供了「反映社会现实」的催化剂。
复次，当时权贵为求自保，乃格外注重安全保卫工作。如《资治通鉴》卷二一五，记李林甫：「自以多结怨，常虞刺客。出则步骑百余人为左右翼，金吾静街；前驱在数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则重关复壁……如防大敌；一夕屡移床，虽家人莫知其处。」故侠、刺者流要想得手，非具有神出鬼没的本领不可。此所以唐人驰骋想象作豪侠小说，凡涉武事，便千奇百怪；神通幻变，不一而足。像《史记·刺客列传》写荆轲那样不谙剑术的庸手，在唐人传奇中是再也见不到了。
唐人「豪侠」传奇包含四种类型
纵观民初以降的武侠小说，无论其流派风格、品类优劣如何，其共同点都是牢牢扣住「用武行侠」的主题；而武与侠二者互为表里，浑如一体，是手段也是目的，尤侧重武技描写。但细按唐人豪侠小说之内容，却不尽然「用武行侠」；它大抵包含四种类型，旨趣各异。今举其荦荦大者于次：
（一）用武行侠类──如袁郊〈红线〉、〈懒残〉、裴铏〈昆仑奴〉、〈韦自东〉、皇甫氏〈义侠〉、〈车中女子〉、康骈〈田膨郎〉等；完全具有武侠小说的本质与特性。
（二）有武无侠类──如裴铏〈聂隐娘〉、沈亚之〈冯燕传〉、段成式〈僧侠〉、〈京西店老人〉、〈兰陵老人〉、皇甫氏〈嘉兴绳技〉、〈张仲殷〉、康骈〈潘将军〉、〈麻衣张盖人〉等；或卖弄武技，故神其说，或滥杀无辜，草菅人命，均未见行侠事迹。
（三）有侠无武类──如杜光庭〈虬髯客传〉、蒋防〈霍小玉传〉、许尧佐〈柳氏传〉、薛调〈无双传〉、柳埕〈上清传〉、牛肃〈吴保安〉、皇甫枚〈李龟寿〉、李亢〈侯彝〉、冯翊〈张佑〉等；仅表现出某种豪侠或侠义精神，而不以武技取胜。
（四）衔冤复仇类──如李公佐〈谢小娥传〉、皇甫氏〈崔慎思〉、薛用弱〈贾人妻〉等，皆为报冤仇不择手段杀人。前者固彰显孝妇节义，然究非侠义；余则「杀子绝念，断其所爱」，全无人性可言！其冷酷无情，虽禽兽、盗贼亦不能过。
荀悦《汉纪》卷十有云：「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致为盗贼也。」这也就是说，恃武横行之人若不走正道，即是盗贼而非游侠，两者不可相混。然由上举四类世所公认的唐人豪侠小说（或泛称侠义小说）故事旨趣可知，其中固不乏描写豪杰、义士行径者，而以盗为侠者亦不在少数；更多的则是一些非侠非盗而武技神奇的中间人物及冷血杀手，也昂然混迹其内。如《太平广记》所列「豪侠」类目，即有泰半是滥用侠名者，可概其余。
但就广义「武」、「侠」的范围而言，举凡唐人传奇里所描写的江湖豪杰、义士、异人、盗贼、杀手、复仇者以及神鬼莫测的武功、剑术等等趣味性素材，均为后世武侠小说所吸纳，共冶于一炉。
我们试看「用武行侠」类的唐人传奇内容，即可明了武侠小说之原型要素殆已包罗其中：
一、行侠仗义必以「武」；它包括一切超能力的武技，可以止戈（如〈红线〉），可以救人（如〈昆仑奴〉、〈车中女子〉），可以摘奸发伏（如〈义侠〉、〈田膨郎〉），可以为民除害（如〈懒残〉、〈韦自东〉）──武与侠乃形成有机的结合，二者不再孤立存在。
二、特别渲染方外人的神奇本领；而所述佛、道两家弟子之玄门绝技或秘术，均非世俗所能想象（如〈红线〉、〈懒残〉）──后世武侠小说每喜为玄门奇人张目，胎息在此。
三、仗剑护法与灵丹妙用；这在以「剑仙」除魔卫道故事为主的武侠小说中，尤为显著，而实以裴铏〈韦自东〉为滥殇。盖古传采药炼丹（或修练神功）易遭魔扰，必须借助高人护法，方可成事；而灵丹妙药则有诸般神效，如驻颜、长生、增强功力等等──凡此，皆为后世武侠小说所宗，更进而发扬光大。
当然，若论唐人传奇中最具武侠典型的「侠之大者」，自推袁郊所撰〈红线〉；叙述侠女红线为解潞州节度使薛嵩之忧，而勇往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枕边盗盒示警的故事。传中说她「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入危邦，经五六城」；而归来时彷佛「晓角吟风，一叶坠露」，洵可谓神乎其技；然却一无杀伤，十足体现仁侠精神。结果正如所云：「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故此「红线盗盒」千古传诵，令人赞叹不已。 文言武侠由盛而衰之渐变
惟唐人传奇树立了文言「武侠」的典型之后，经五代至宋，却并无任何发展，反而有衰落之势。在现存的传世之作中，除王定保所撰〈胡证〉、〈宣慈寺门子〉及孙光宪所撰〈荆十三娘〉等篇，尚能表彰武侠精神而外；余如吴淑《江淮异人录》二卷所收〈李胜〉、〈聂师道〉、〈张训妻〉、〈洪州书生〉与洪迈《夷坚志》所收〈花月新闻〉、〈解洵娶妇〉、〈郭伦观灯〉、〈侠妇人〉、〈八段锦〉诸篇，或有武无侠，或有侠不武，甚至以细故杀人者亦屡见不鲜；惟〈郭伦观灯〉用武行侠，彰明较着。
其次，明人王世贞伪托段成式所编《剑侠传》四卷，则收宋人作品十六篇，大体仍模仿唐人传奇笔意，率由旧章。故周树人《中国小说史略》慨谓：「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
然而自宋以降，文言武侠作品走势虽衰，明、清两代仍有不少这类仿唐传奇小说存在。如《剑侠传》之继起者有乔吉《续剑侠传》、徐广《三侠传》、邹之麟《女侠传》等；从此，飞剑乘空之说甚嚣尘上，亦风行一时。
此外，明人武侠传奇之文情较可观者尚有李昌祺〈青城舞剑录〉、宋濂〈秦士录〉、宋懋澄〈刘东山〉、徐士俊〈汪十四传〉及乐宫谱〈毛生〉等篇。至于清人武侠传奇则今存本甚伙，撮其要者如蒲松龄的〈侠女〉、〈武技〉、〈红玉〉（收入《聊斋志异》）；王士祯的〈剑侠〉、〈女侠〉（收入《池北偶谈》）；袁枚的〈三姑娘〉、〈好冷风〉（收入《新齐谐》）；毛祥麟的〈南海生〉、〈褚复生〉（收入《墨余录》）以及李渔〈秦淮健儿传〉、钮琇〈云娘〉、乐钧〈葛衣人〉、许仲元〈陶先生〉、沈起凤〈恶饯〉等篇，但亦不脱唐人传奇之流风遗韵。
复次，在《清朝野史大观》的述异、遗闻、轶事中，亦多武侠传奇；但凡近世知名的江南八侠、大刀王五、霍元甲等人物事迹，悉在其内。值得注意的是，自从宋初洪迈撰《八段锦》首揭气功名称及师承来历以后，有明一代竟无赓续者；而入清季却逐渐蔚为风气。如蒲松龄〈武技〉、〈铁布衫法〉之少林派；许仲元〈陶先生〉之内、外家；沉起凤〈恶饯〉之内、外功；采蘅子〈武技三则〉之软、硬功；毛祥麟〈褚复生〉之神功；以及《清朝野史大观》藉峨眉僧故事而评述内家正宗拳法源流、传承等等。凡此，均与宋、明文人祖述唐人传奇之剑侠神技大异其趣。迨及清末林纾撰《技击余闻》一书，可谓文言武侠小说压卷之作；嗣后此类作品寥若晨星，终致绝迹人间。白话武侠始自「说公案」
一言以蔽之，武侠文学自唐代发微，入宋后分为两支发展：一为「传奇体」，即文言小说，已如上述；一为「话本」，即白话小说，则与后世武侠小说关系尤大。此因唐宋传奇多出于文人学士之手，皆为古典文言，笔墨简洁，未能雅俗共赏；而「话本」实系宋以前市井中「说话人」（以说书为专业者）的故事本子──初受佛经讲唱「变文」之影响，再经宋人以民间俚语著书──因其文字浅显易懂，故又称为「平话」。
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都有提及当时汴京「说话」伎艺之盛。其中耐得翁曾分南宋小说为三类：「一者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拳、提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与吴自牧说法略同。至「话本」小说大典，引吭发变征之声；音虽稍下，却甚通俗，妇孺俱解，遂广为流传。如〈杨温拦路虎传〉、〈杨谦之客舫遇侠僧〉、〈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万秀娘仇报山亭儿〉、〈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等，皆属于「说公案」一类白话小说，而饶有武侠之意味。特以〈杨温拦路虎传〉描写杨温与李贵对打，逐招交代，并采用内行术语，殆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遭。
《水浒传》划时代之贡献
然终宋之世，毕竟没有真正章回体的「平话」武侠小说出现；这要等到元、明间水浒故事流行而后各种繁简不同版本的《水浒传》相继问世，方始树立白话武侠典型。姑不论其作者属谁，此书兼具「银字儿」、「说公案」、「说铁骑儿」三种小说性质；再加上「讲史」，一炉共冶，九转丹成，遂开我国长篇武侠章回小说之先河。
大体说来，《水浒传》对于后世武侠小说的深远影响可得有五：
一、以章回体、白话文为其外在形式；古典文言退而为点缀之用。
二、以「乱自上生」、「替天行道」为其内在思想题旨；主持社会正义，为民请命。
三、表彰先秦游侠精神而不惜以武犯禁。
四、其穿针引线笔法及复式结构为后世所宗，长垂典范。
五、江湖豪杰群相结义、统一取绰号由此始。
但不可讳言的是，虽然明儒李卓吾评点《忠义水浒传》序称此书为「发愤之作……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但如武松血溅鸳鸯楼，见人就砍，却也开了无边恶例──欲谓之「武侠」，不可也！因为真侠义决不能滥杀无辜，否则又与盗贼何异！？世以《水浒传》为「诲盗」之代表作，或有人不能茍同；惟自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诚可谓不诬。
于此同时，罗贯中《三遂平妖传》上承唐人传奇〈聂隐娘〉余绪，亦发为剑侠长篇章回小说之嚆矢；初成四卷二十回，后由冯梦龙增补为十八卷四十回。其故事玄奇，有飞剑跳丸、降妖伏怪、斗法斗智等情节。此书与稍晚出现的《西游记》、《西游补》、《四游记》、《飞剑记》、《禅真逸史》及《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借周树人语），对民初糅合豪侠、剑侠内容的武侠小说如《江湖奇侠传》、《蜀山剑侠传》等钜制，影响极大。是故《水浒传》与《三遂平妖传》在中国武侠小说发展史上，均居于枢纽地位，而确有奇峰并插、锦屏对峙之妙。
相形之下，「三言」、「二拍」中所收明人白话武侠短篇，如〈赵太祖千里送京娘〉、〈李汧公穷邸遇侠客〉、〈刘东山夸技顺城门／十八兄奇踪村酒肆〉、〈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岗纵谭侠〉、〈神偷寄兴一枝梅／侠盗惯行三昧戏〉等小说，又未免小巫见大巫了。
清代武侠分由三途发展
降至清季，武侠分由三途发展：
（一）神魔小说而有武侠精神者──以《济公传》与《绿野仙踪》为代表。康熙年间先有王梦吉〈济公全传〉三十六则故事；继有无名氏〈济公传〉十二卷，今传二八○回本。该书以济颠和尚游戏风尘、渡世救人为主干，穿插剑客、侠士锄强扶弱英雄事迹及正邪斗法、捉妖降魔等情节；文字白描，生动有趣，为后世武侠小说演叙风尘异人重要渊源之一。
干隆时有李百川《绿野仙踪》，凡一百回，笔墨奇恣雄放，亦庄亦谐；写剑侠求仙、除魔卫道、官场黑暗、人情世故均能曲中筋节；尤擅以四六文写景，引人入胜，堪称「说部中极大山水」。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叙冷于冰连收猿不邪等六弟子行侠江湖事，殆得近代武侠小说「大开山门」风气之先。
（二）儿女侠情小说──以《好逑传》、《绿牡丹全传》及《儿女英雄传》为代表。先是明清之际，名教中人（？）编《好逑传》，又名《侠义风月传》，凡十八回；写才子铁中玉之武勇、佳人水冰心之坚毅，打破历来才子佳人男皆文弱、女皆懦怯之庸俗窠臼，而以侠骨柔情贯穿全篇。至于康熙时夏敬渠所作《野叟曝言》则介于神魔小说与人情小说之间，亦饶有武侠趣味；惟其封建思想浓厚，评价不高。
清中叶无名氏撰《绿牡丹全传》，又名《四望亭全传》，亦称《龙潭鲍骆奇书》，凡六十四回；以骆宏勋、花碧莲之情缘为主线，赞颂侠客见义勇为、为民除害精神，而反复申述「江湖有义终非盗」之旨。书中骆、花二人皆为英雄儿女，精通武艺；这便将侠情小说的视野更为扩展，成就男女英侠以情结合之「宏碧缘」矣。
稍后，又有文康《儿女英雄传》产生。此书初名《金玉缘》，别名《正法眼藏五十三参》；原本五十三回，今存四十回本。写侠女「十三妹」何玉凤为报父仇，行走江湖，路见不平，搭救安骥及张金凤故事；后戏曲则取十三妹之弹弓绝技（武）配以安公子之书砚（文）而改编为《弓砚缘》、《能仁寺》，流传至今。
持平而论，《儿女英雄传》结构绵密，运用口语生动传神，对书中人、时、地的描写亦颇写实。一九三○年代后期王度庐系列武侠作品便深受其影响，更别创「悲剧侠情」一派。
（三）侠义公案小说──以《七侠五义》、《施公案奇闻》及其续书为代表。早在明代时即有杂记体《包公案》（亦名《龙图公案》）十卷传世；清道光年间名说书人石玉昆之唱本《龙图耳录》一百二十回则从此出。光绪初年无名氏据此润饰而改名《忠烈侠义传》，旋又易名《三侠五义》；叙南侠、北侠、双侠及陷空岛五鼠行侠仗义事，豪情壮采，笔意酣恣。经学大师俞曲园为之倾倒，乃以「三侠」其数为四，加小侠艾虎、黑妖狐智化及小诸葛沈仲元，恰成七侠；因而再新编为《七侠五义》，作序盛赞；并「援据史传，订正俗说」，改易第一回文字，遂得广为流传。《七侠五义》之正反面影响
《七侠五义》初写江湖豪侠除暴安良、快意恩仇，不免「侠以武犯禁」；后则甘为包公（代表官府）所用，竟变成了「侠以武执法」。此所以周树人《中国小说史略》指其「为市井细民写心，仍似较有《水浒》余韵；然亦仅其外貌，而非精神」矣。复又有《小五义》、《续小五义》问世，皆谓石玉昆原稿，但水平殊不一致；或因加工者良莠不齐，也未可知。
总之，《七侠五义》及其续书有关武功技击（如点穴、暗器、剑诀、刀法、轻功提纵术等）、江湖勾当（如闷香、百宝囊、千里火、夜行衣靠、人批面具等）以及机关埋伏（如八卦连环堡）种种名目之演述，均对民初以后武侠小说之内容素材有决定性之影响；惟后者恒以「朝廷鹰犬」为卑为劣，则系公案小说杂出而流于滥恶后所生之反动心理也。
道光年间有无名氏《施公案奇闻》，一名《百断奇观》，凡九十七回；叙施仕纶为宦时，镖客黄天霸等侠义英雄助官府扫荡绿林事。继有《彭公案》一百回，改以彭朋为主，扬其余烈。虽此二书文情不佳，但均一续再续，遂成漫漶之局。
此外，又另有《刘公案》、《李公案》以及《永庆升平》前后传、《圣朝鼎盛万年青》、《英雄八大义》、《英雄小八义》、《七剑十八义》等等，不可胜数。
从《世无匹》到《热血痕》
回顾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的演化过程，不能不特别提到雍干年间刊行的一部冷门作品《世无匹》──论者有谓此书堪称是「我国古代小说史上第一部由人情世态题材中脱胎出来的侠义小说」；「是从『三言』中的侠义题材短篇小说向着《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过渡发展中间的一座重要桥梁。」
《世无匹》作者不详，惟署《古吴娥川主人》编次，分为四卷十六回；叙述壮士干白虹以其「举世无匹」的侠肝义胆济弱扶倾、替天行道，却反被人恩将仇报、可歌可泣的故事。此书不谈神怪、不谈风月，完全扣住干白虹一生曲折动人的奇节伟行而作细部描写（包括思想动机）；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下侠客所能发挥的济世作用与生命价值表露无遗。在此之前，中国侠义小说不曾有过这样深入浅出的创作；在此之后，《七侠五义》一类公案小说凡写独行侠者，实多取法于《世无匹》。
惟自《七侠五义》以降，公案小说之命意所在，莫非忠于朝廷、效力官府；凡此，恰恰与「替天行道」的古游侠精神相反！这自是满清怀柔政策成功，而汉人民族意识衰落──「心悦诚服，乐为臣仆」之表征。然由公案小说改编成的皮黄戏剧竟多达数十出，则其鼓吹武侠、普及大众之功，亦不容抹杀，卒能风靡一时。
清末侠义公案小说除有各种续书而蔚为大观之外，别开生面的公案讲史类尚有李亮丞《热血痕》（一九○七年）；儿女侠情类有赵苕狂《剑胆琴心录》（一九○八年）、邵振华《侠义佳人》（一九○九年）；剑仙传奇类有唐芸洲编《七剑十三侠》（一九○八年）、《仙侠五花剑》（一九一○年）等。其中，李亮丞《热血痕》一书，凡四十回，讲国仇家恨，寓意深远。正文前有〈满江红〉词，抒其怀抱：
闲煞英雄，销不尽填胸块垒；徒惆怅，横流无楫，磨刀有水。侧注鹰瞵横
太甚，沉酣狮睡呼难起。叹鲁阳，返日苦无戈，空切齿！
局中人，都如此，天下事，长已矣。且抽毫摅臆，撰成野史；热血淋漓三
斛墨，穷愁折叠千层纸。愿吾曹，一读一悲歌，思国耻！
该书演吴、越相争事，以英雄儿女陈音、卫倩仗义行侠，襄助勾践复国为主线，广结剑客、奇才，共同效力。自浅一层看，此书旨趣已较寻常侠义公案小说「终必为一大僚隶卒」（鲁迅语）之公门高级捕快精神高明得多；而自深一层看，则此书借古讽今，「要使不断受外人欺侮的中国，能以雪耻自立。」故阿英《晚清小说史》指出：「晚清的政治社会，在这一部公案里是透露了不少情况。」加以作者文笔洗炼，跌宕有致，洵可谓清代侠义公案小说「拨乱反正」压卷之作。
四、民初武侠小说大势与流变
诚如以上所述，自唐人传奇「用武行侠类」作品树立了文言武侠小说典型以后，千余年来，发展甚少；至清代始较侧重技击、功法及师承门派。但因受「文字障」所制，毕竟未能突破晚唐窠臼。而宋人话本则不然！从它口中绽放出的「武侠」蓓蕾（白话短篇小说），几乎每一时代都有所创新；由短制而章回而长篇，由公案而神怪而侠情。通俗文学因之波澜壮阔，普受大众欢迎；虽然良莠不齐，江河挟泥沙以俱下，却无碍于「武侠」杀入民国，形成小说类目后的发皇与茁壮。
民初十年（一九一二──二二年），武侠小说先是不拘一格，多方表现，长、短篇兼制，文言、白话并存。例如：
──文言作品，有林纾〈傅眉史〉、〈拏云手〉、〈鹰梯小豪杰〉、钱基博〈老镖客〉、〈甘凤池〉、许指岩〈南阳女侠〉、王西神〈游侠别传〉及苏曼殊〈焚剑记〉等；而李定夷〈霣玉怨〉则又系哀情小说而含有武侠者。
──白话作品，有陈冷血（景韩）《侠客谈》、赵苕狂《江湖怪侠》、《太湖女侠》及李涵秋《绿林怪杰》等；而李氏《侠凤奇缘》与叶小凤（楚伧）《古戍寒笳记》则又系社会小说而含有武侠者。
如果说清末侠义公案小说是得益于皮黄（即京剧）与说书的推广，那么民初武侠小说则要感谢报刊等传播媒体的宣扬。就手边可查考的文字资料记载所知，报纸如《申报》、《新闻报》、《民权报》、《时报》等「副刊」以及《晶报》、《春声日报》、《星光》、《天韵》等「小报」；杂志如《民权素》、《小说海》、《小说大观》、《小说时报》、《小说丛报》、《小说新报》以及《礼拜六》、《星期》、《武侠世界》等等；或多或少，或文或白，均曾刊载武侠小说。
一九二○年代重要武侠作家举隅
大约在民国十年（一九二一）以前，中国文坛仍是「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天下，武侠小说侧身其中，不过用来陪衬而已；其后则逐渐得势。当时南方以上海为大本营的文人、学者及作家、名流皆因各种怀抱而相继投入武侠创作行列；由是百家争鸣，汇为繁响。粗略统计一九二○年代的武侠名家及书目（间有入卅年代者），即可谓洋洋大观：
（一）向恺然：《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玉玦金环录》、《江湖小说传》、《江湖异侠传》及《江湖怪异传》
（二）赵焕亭：《奇侠精忠传》正续集、《大侠殷一官轶事》、《英雄走国记》、《双剑奇侠传》、《惊人奇侠传》及《剑底箫声》等──为二十年代唯一的北方武侠名家。
（三）李定夷：《尘海英雄传》、《僧道奇侠传》及《武侠异闻》等。
（四）张春帆：《球龙》、《天王老子》、《虎穴情波》、《烟花女侠》及《风尘剑侠》等。
（五）陆士谔：《三剑客》、《飞行剑侠》、《八大剑侠》、《七剑三奇》、《白侠》、《红侠》、《黑侠》及《雍正游侠传》等。
（六）姚民哀：《山东响马传》、《四海群龙记》、《江湖豪侠传》、《箬帽山王》、《龙驹走血记》、《南北十大奇侠》及《秘密江湖》等。
（七）顾明道：《怪侠》、《海岛鏖兵记》、《侠骨恩仇记》、《荒江女侠》、《海上英雄》及《草莽奇人传》等。
（八）姜侠魂：《武侠大观》、《风尘奇侠传》、《雍正一百零八侠》、《飞仙剑侠骇闻》、《关东红胡子》及《南北奇人传》等。
（九）文公直：《关山游侠传》、《碧血丹心大侠传》、《碧血丹心于公传》、《碧血丹心平藩传》、《江湖异侠传》及《剑侠奇缘》等。
（十）张冥飞：《小剑侠》正续集、《荒山奇侠》及《江湖剑客传》等。
其它名家如孙玉声、赵苕狂、胡寄尘、何海鸣、程瞻庐、陆澹安、许慕羲、许廑父、范烟桥、杨尘因、张恂子、戚饭牛、徐哲身、吴绮缘、吴虞公、沈禹钟、江景星、江荫香、江蝶庐等等，亦金铁交鸣，极一时之盛！其中，向恺然、赵焕亭、顾明道、姚民哀、姜侠魂、杨尘因、文公直诸子皆具有代表性，值得一述。
向恺然之代表作《近代侠义英雄传》
向恺然（一八九○～一九五七年），湖南平江人。自幼文武兼修，具有强烈之民族意识；曾两度赴日留学，以谋救国之道。民国元年，其处女作《拳术讲义》发表于《长沙日报》，演叙「八拳」析理颇精。而从一九一六年起，即以卖文为生；《留东外史》系列作品均其留日经验谈，曲折影射真人真事；于焉声名大噪，不胫而走，上海世界书局慕名登门约写武侠小说。向氏以「平江不肖生」为笔名，一生共撰武侠十四种；其最早所写武侠钜着有二：一是《江湖奇侠传》（一九二三年连载于上海《红杂志》周刊），一是《近代侠义英雄传》（一九二三年连载于上海《侦探世界》半月刊）；两者均于同年由世界书局出版，但其精神、命意、气象格局却迥乎不同。
·《江湖奇侠传》直承罗贯中《三遂平妖传》及清初《济公传》之剑侠、神怪传统；复再糅合清末若干乡野传奇，于焉乃杂凑成一个飞剑、法宝加侠客、术士的「江湖大拼盘」。此书是以湖南省平江、浏阳两县居民争地武斗为经，以昆仑、崆峒两派剑侠分头参与助拳为纬，而带出无数紧张热闹、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惟据本书第八回旁白所称，在清光绪初年「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奇奇怪怪的人物」的确是有的，不是作者向壁虚构在「捣鬼」。书由赵苕狂作序、施济群评点；惟施评仅至三十九回即行中辍，原因不明。通行本共收一百五十回，约一百二十万言，而向恺然实撰一百一十回；余由赵苕狂及不良书贾续完，亦即坊间《火烧红莲寺》一书与上海明星影业公司连拍十八集电影之所本。其首开武林门户之争，影响极大。
·《近代侠义英雄传》开卷第一回凡三提《水浒》，自云：「这部书是为近二十年来的侠义英雄写照。」其命意、旨趣不喻而明。此书以大刀王五与谭嗣同「一生一死乃见交情」为引，而带出大侠霍元甲本传；再由霍家绝艺「迷踪拳」威镇江湖而带出清末各派英豪；最后则以倭人毒害霍元甲而总结全书。揆其内容，在在不离民族精神、侠烈气概；而笔法生动简洁，绘声状物俱极传神。若论史实，则所写人物皆斑斑可考；若论小说结构与技巧，则前后有照应，处处有伏笔；环扣相连，浑成一体！虽偶有小疵亦瑕不掩瑜。以「平话」来看，可谓民初以来最佳武侠钜构，不作第二人想！
概括言之，这部结合史实撰写的《近代侠义英雄传》有如清末游侠列传，具有以下四大特点：
一、强调民族气节、表彰侠烈精神，而以「东亚病夫」为憾为耻。令人读来虎虎有生气，奋然思以强身、强种、强国。
二、缕述中国武术门派，历历如数家珍；殆为真人真事真功夫，非熟谙此道者莫办。
三、紧扣住时代脉动，而将当时若干新名词、外来语及社会习尚一一运用到小说中，读来亲切自然；与今人所撰武侠相率「托古言事」却又一无凭借的滥套，大异其趣！
四、清末之中国动乱频仍，新旧思想对立；而作者独能观察入微并反映出当时「排外」、「媚外」种种人心向背实况。这不仅是小说家言，而可视为社会史家之论了。
凡此成就，在《近代侠义英雄传》问世以前，武侠说部皆未达到同等水平；即或偶涉其一二，亦不全面。可惜此书竟不及以怪力乱神为能事的《江湖奇侠传》流传广远，良可浩叹。该书由沈禹钟作序，陆澹庵总评；共八十四回，都百余万言，允称一代钜制。而与向恺然齐名于世并有「南向北赵」之称者，厥为赵焕亭。 赵焕亭之代表作《奇侠精忠传》
赵焕亭原名绂章（一八七七～一九五一），河北玉田人。文笔古茂洗炼，其《今夕斋丛谈》对宦海秘闻、文坛掌故皆熟如指上观纹。二十年代初，赵氏即为南北各报撰写武侠说部，而以《奇侠精忠传》动手最早、享誉至隆。其自序说：「取有清干、嘉间苗乱、回乱、教匪乱各事迹，以两杨侯、刘方伯等为之干，而附以当时草泽之奇人、剑客。事非无稽，言皆有物；更出以纾徐卓荦之笔，使书中人之须眉跃然；而于劝惩之言，尤三致意焉。至其间奇节伟行、艳闻轶事以至椎理之滑迹、邪教之鸱张、里巷奸人之姿恶变幻，无不如温犀烛怪、禹鼎象物。读者神游其间，亦可以论古昔、察世变矣。若谓著者有龙门传游侠愤然之意，则吾岂敢！」其自负若是。
此书第一回开场白甚奇，乃叙赵氏寒夜读清人所撰《杨侯轶事记略》（记名将杨遇春事）而兴捏合小说之思，为血性英雄吐一口无穷怨气。赵氏自道与老妻合计「稻粱谋」，越想越乐，一仰身，竟从破椅中跌将出来，闹得个四脚朝天。其诙谐亦若是！
《奇侠精忠传》正读集十四册，共二百八十回，都一百五十万言，由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细究其内容，虽受清代侠义、公案小说影响较深，但颇有推陈出新处，未可遽以其「精忠」之对象为清廷而相诋也。
据徐文滢〈民国以来的章回小说〉一文所称：「赵焕亭作品中的人物个个有《儿女英雄传》的口才。他写一个罪人的转变之『渐』，很有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作风；他写风趣人物也有诙谐的天才，常令人看到大观园中刘姥姥的姿态。例如《奇侠精忠传》、《双剑奇侠传》、《惊人奇侠传》、《英雄走国记》，都是超过《七侠五义》以上的好作品。《奇侠精忠传》中的冷田禄写得真像白玉堂，《英雄走国记》中的鱼跃鲤真像翻江鼠蒋平；《双剑奇侠传》写绍兴包村之沦陷，实在够得上『细腻生动』四字；《惊人奇侠传》中特多风趣人物的描绘，而述及水灾、地震二大段，真不下于《老残游记》，几乎是任何作品中难得见到的好文章。（中略）由于知识阶级与目不识丁的说书家之不同，使作者的成就超过前代一切这类作品以上。……」
固然赵焕亭武侠作品结构绵密，运用北方土话情趣盎然，直有传神阿堵之妙；但他每喜于书中插以旁白，则又与向恺然一样，系未脱清末民初说书人之故习了。此外，据知赵氏写男女青欲，刻划入微，亦为一绝；可惜在结集成书时均因「犯禁」而删，未能传世。但《奇侠精忠传》采用若干趣味素材及说法则前所未见，可谓创举：
（一）服食千年灵芝增强内力──此即古代丹道家所称「地元丹」，有超凡入圣、巧夺造化之功，为修仙者终南快捷方式。然将千年通灵肉芝用在武侠小说中，使化为小人出没，服之可脱胎换骨，则以赵氏为嚆矢（见第三回）；其后出之武侠几乎无不由此取经，足见影响之大。
（二）以「罡气」为内功绝诣──按「罡气」一词出自葛洪《抱朴子·内篇》，略谓：「上升四十里，名为太清；太清之中，其气甚罡，能胜人也。」（见〈杂应卷〉第十五）而赵氏则据此推演为绝顶内功，说是「罡气」力量至大至刚，无坚不摧，无敌不克，可伤人于百步之外；以意驭气，则能一跃十丈，飞行绝迹，顷刻百里（以上分见第四、十八、二十一回）。从此「玄门罡气」、「先天真气」之说甚嚣尘上，武侠小说家皆以此为克敌制胜之内家无上神功了。
（三）为「武功」立新界说──过去说部凡写技击辄曰「武术」、「武技」或「武艺」；而赵氏则以「武功」统称一切拳掌、兵刃、暗器之技以及轻身术、内外功。此说虽较清末刘鹗《老残游记》之用「武功绝伦」一语为晚，然大张其目，影响深远，殆为不争的事实。
赵氏一生共撰武侠说部十三种，然结集成书者甚少，令人惋惜。
在「南向北赵」两大巨子之外，顾明道亦于同一时期以武侠小说鸣世，于焉而成三足鼎立之势。
姚民哀之代表作《四海群龙记》
姚民哀（一八九四～一九三八），江苏常熟人；为民初文坛健将之一，「南社」中坚分子，精擅小品文及短篇小说。初以说书为业；一九二三年在《侦探世界》发表《山东响马传》，自此迈入武侠之林而以「党会小说」别树一帜。
所谓「党会小说」即以革命党及秘密帮会活动为小说内容，而描写其组织形态、江湖勾当与反清运动之关系者。姚氏在《江湖豪侠传》自序中说得很明白：「我年九岁，即随先君子旅食离乡，往返于江、浙乡壤间。时巢湖客民出没于太湖流域，所至以聚赌、贩盐为事，声势甚强。尝出入此辈秘窟中，对于个中之特殊术语及风俗，是时已习见熟闻。因见彼辈之见义勇为，同党相共患难，志坚金石，心窃慕焉。故余稍长，亦投身其中，并加盟于陶成章先生之光复会、陈其美先生之中华革命党为会员。（中略）会有感于临城劫车巨案之发生，牵涉外交，丧权辱国，因而有《山东响马传》之作……」
姚氏素喜以第一人称说书，遣词用语极古雅有致，尤爱用典炫博；而凡写帮会人物，又全系江湖声口，乃形成其独特的小说风格。姚氏诸作可以《四海群龙记》为代表，写兴中会成立（一八九四年）以前之江湖大势；以姜伯先创立反清组织「三不社」──「千人会」为主干，旁及其它帮派活动，具有内幕性质。但书中引经据典之处甚多，并不时用说书人口吻借题发挥，横加议论，颇影响阅读。该书共三十六回，约十八万余言；彼虽自挂「党会小说」招牌，然封面仍标武侠小说名目，殆为「帮会武侠之祖」。特其首创「连环格」写法（即系列作品），不但直接影响到三十年代崛起的「北派五大家」，更远及于五十年代以降港、台名家诸作，值得重视。 姜侠魂、杨尘因之代表作《江湖廿四侠》
姜侠魂之生卒年不详，浙江鄞县人；民初提倡国术不遗余力，曾主编《国技大观》（武术丛书），并撰有《风尘奇侠传》等武侠小说，多达数十种。一九一八年姜氏将已出版的《武侠大观》末回抽出，另广搜百余种正史、野史、笔记、掌故资料，特倩小说名家暨上海中华日报总编辑杨尘因合着《江湖廿四侠》；事经十年之久，修改八、九次之多，终成百二十回、逾百万言之煌煌钜构。
一九二八年《江湖廿四侠》由上海校经山房书局隆重出版，广邀当代名流助阵；计有张之江、戴传贤、潘公展、郑孝胥、包天笑、严独鹤等十三人为之题字题辞；并有孙玉声、陈公哲、周瘦鹃、卢伟昌等十五人为之作序；加以张冥飞批注、姜侠魂评点、文公直参校，其声势之大，自有武侠小说以来，向所未见！
姜氏在该书〈出版宣言〉中说：「侠魂不敏，鉴于吾国国势民情日就衰弱，曾于民国初年，以文艺之力鼓吹武侠，冀作精神教育之辅助。竭蹶从事十有余稔，此志未尝稍懈。几经搜集，得成《江湖廿四侠》百二十回；其第一回曾披露于民七出版《武侠大观》之末。」继而简述故事大要，分别介绍此书经纬、体用、立意、性质、取材、结构等等；以明末「复社」诸子及郑成功等历史人物为反清复明运动之「革命先觉」；以二十四侠为主角、十奇人为主中主、三十义士为主中宾，写明末清初五朝江湖侠义故事。正文前并附参考书目百余种，每回后更连载姜侠魂所作〈读武侠小说之人生观〉。
就闻见所及，迄今尚未有第二位武侠小说家是用这样虔诚而严谨的创作态度来对待其心血结晶的！此书为首度标明「历史武侠小说」者，正所谓「十年辛苦不寻常」！惟姜侠魂立意造奇，杨尘因生花妙笔，固足以彰显民族大义；但故事横跨清代康、雍、干、嘉、道五朝，亦难免后力不继。因而有文公直奋起萍水，再开「历史武侠」第二春。 │漸漸懂了.． ┍ .│甚麽値嘚';`甚麽該放棄. 「..尋找..簡單Dê快樂 ..不想..爲了誰.改變自己..
顾明道之代表作《荒江女侠》
顾明道（一八九七～一九四四年），名景程，江苏吴门人。早年化名「梅倩女史」，以写社会言情小说成名；而从一九二三年起，亦一洗笔下铅华，转从事武侠创作。顾氏尝于〈武侠小说丛谈〉一文中自述其创作动机：「余喜作武侠而兼冒险体，以壮国人之气。曾在《侦探世界》中作《秘密王国》、《海盗之王》、《海岛鏖兵记》诸篇，皆写我国同胞冒险海洋之事；或坚拒外人，为祖国争光者。余又着有《金龙山下》，则完全为理想之武侠小说也。……又为小日报撰《海上英雄》初续集，则以郑成功起义海上之事迹为经，以海岛英雄为纬。……又尝作《草莽奇人传》，则以台湾之割让与庚子之乱为背景也。」
由此可见顾明道作品多寄托爱国或民族思想；而其得力于报章杂志之宣传鼓吹，关系尤大。顾氏一生共撰武侠说部二十种，其中以《荒江女侠》最后欢迎；并由友联影业公司拍成十三集电影，不让向恺然专美于前。
《荒江女侠》初于一九二八年在上海《新闻报》副刊连载，写方玉琴为报父仇，而与岳剑秋并辔江湖的传奇故事。因笔法新颖，文白夹杂而喜用时髦语，不意暴得大名，随由三星书局出版单行本，书前有范烟桥作序，周瘦鹃题辞曰「健笔独扛」！极尽溢美之能事。其实此书原是中篇架构，硬拉扯为长篇（共八十七回，一百二十万言），有如「小脚放大」；其结构松散是可想而知了。因此顾氏虽有为「新聂隐娘」（即荒江女侠方玉琴）立传之意，却是失败之作；至鼓其余勇再写《荒江女侠新传》，亦不能挽狂澜于既倒。惟顾氏首先尝试以新文艺笔法创作武侠小说，亦可称「但开风气不为师」了。
文公直之代表作《碧血丹心》三部曲
文公直生于一八九八年，江西萍乡人，同盟会之健者；民初曾任军职，参加过「讨袁」、「护法」诸役，官拜陆军少将。后因故系狱，得阅有明一代忠臣于谦惨事《千古奇冤》；不久获释，解甲归田，乃感愤而作《碧血丹心》三部曲──即《碧血丹心大侠传》、《碧血丹心于公传》、《碧血丹心平藩传》系列小说。
文氏自序这一段成书始末，颇足发人深省：「是时（一九二六年）除因革命高潮之澎湃，社会、经济之作如雨后春笋，蓬勃丛出外，其余杂志小说渐趋于颓废、淫 靡之途。论者尝慨叹为每下愈况，丧失我雄毅之国民性。……志欲昌明忠侠，挽颓唐之文艺，救民族之危亡；且正当世对武侠之谬解，更为民族英雄吐怨气，遂有《碧血丹心》说部之作。」
由此可知，其所谓「昌明忠侠」是要「为民族英雄吐怨气」；在本质上与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之「忠义」（忠于朝廷重臣不等同忠于国家民族）云云，实有霄壤之别。
《碧血丹心》三部曲为文公直据《明史·于谦传》，旁参野史、笔记、武术秘笈，并详考当时的官制、仪节、风俗、习惯、用语以及社会状况等资料演叙而成。从一九三○年到三三年，陆续出版至三卷一百二十五回；亦即于谦出世直迄襄助明宣宗平定藩王朱高煦谋夺皇位之役为止。其间则穿插武当派剑客见义勇为、除暴安良种种侠行，以及白莲教徐鸿儒作乱而终归败亡的始末经过。文氏讲究布局笔法，文字洗炼；叙人叙事、状情状物皆跌宕有致，颇有《水浒》遗风。惜其著书言志，不事铺陈；以致缺乏趣味性，遂成「历史武侠教科书」矣。
据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的说法，文公直原定还有第四部《碧血丹心卫国传》，叙述「土木堡之变」，于谦勤王以迄英宗复辟、冤杀忠良的历史故事──这正是「千古奇冤」的画龙点睛所在。惟不知何故，此书终未见出版，及身而绝。
职业武侠作家兴起
总括言之，自民初形成「武侠小说」类目以降，凡二十年间，武侠作品由继承旧文学传统而推陈出新而产生流变；其移步换形，令人目不暇给。如以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为分水岭，则其前后作品大约有以下之明显差异：
·民国十年以前发表或出版的武侠小说，文言多于白话，短篇多于长篇，基本上则以「泛唐人传奇」为主流；而清代侠义、公案小说虽已渐趋式微，却仍在民间流行不衰──这是民初白话武侠创作未能兴旺的重要原因。
·民国十年以后发表或出版的武侠小说，语体文已成大势所趋（受「新文学运动」影响），文言只作点缀之用。这一时期的作品，上接宋人话本通俗文学正脉，而以长篇章回体居多。此外，又有三大特色蔚为时尚：
（一）职业武侠作家出现──如向恺然、赵焕亭、顾明道、陆士谔、姚民哀等。此前文人学者写武侠小说只是本行外遣兴之作，而此后则因社会需求甚殷，故以写武侠为专业者与日俱增。
（二）绣像武侠小说盛行──它上承明、清绣像小说（如任渭长绘「三十三剑客图」）余烈，凡长篇章回武侠说部出版，皆倩人绘制主要人物画像或故事插图，几乎无一例外。
（三）题辞、作序、评点成风──此亦不脱明、清文人故习；兼以同气相求，互为标榜，冀望读者毋因轻视武侠小说而生排拒之心，乃纷纷以序、评为出书必要条件矣。
由于一九二○年代向恺然渲染奇幻加技击；赵焕亭演叙风土人情、神化武功；顾明道运用新文艺笔法，描写侠骨柔情；姚民哀开创「帮会武侠」一脉……均拥有众多读者，其势方兴未艾；故此进入一九三○年代之后，遂有「北派五大家」闻风而动，相继崛起，各自挥舞彩笔动江湖，而将武侠小说推向另一个高峰。
五、「北派五大家」建立独特风格
所谓「北派五大家」是指活跃于华北文坛而成名于三十年代的武位武侠小说巨擘──还珠楼主、白羽、郑证因、王度庐、朱贞木。他们之所以能取代「南向北赵」的权威地位，而成为社会大众心目中的「新偶像」，与其说是读者喜新厌旧，为他们旗帜鲜明、各有特色的作品所吸引，不如说：二十年代的先进武侠名家实未能自我完善其创作内涵、统一小说风格，致令人时兴扞格不入之感。
我们试以小说本身所应具备的「神理」来看，二十年代武侠作品，通常表现出「世外」、「人间」不分，「剑仙」、「侠客」混同的矛盾型态。这自然是受到唐传奇〈古镜记〉、〈白猿传〉、〈聂隐娘〉以降，《水浒传》、《平妖传》、《济公传》、《绿野仙踪》、《女仙外史》乃至《七剑十三侠》等小说夹杂神怪色彩的影响所致。如向着《江湖奇侠传》分明写俗世江湖纷争，却硬行加上飞剑、法宝等素材；而《近代侠义英雄传》分明以技击为主，又无端掺入某些异人的「软功夫」（指法术）。即令是赵着《奇侠精忠传》、顾着《荒江女侠》，亦难免述异志怪，要用飞剑来解决问题；而后者处理英雄儿女内心感情世界之粗糙，令人只觉苍白无力、浅薄可笑。其它更毋论矣！
然而代表三十年代最高水平的「北派」五大家则不同。他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各出机杼、创新突破，而分别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完善了武侠小说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卒能将其故事旨趣发挥无遗。这就是「奇幻仙侠」（还珠楼主）、「社会反讽」（白羽）、「悲剧侠情」（王度庐）、「帮会技击」（郑证因）、「奇情推理」（朱贞木）五大流派的勃兴，决定了近五十年来武侠小说的发展方向与走势。以下容分别析论之。
「奇幻仙侠派」──还珠楼主《蜀山》系列
还珠楼主本名李寿民（一九○二～一九六一年），四川长寿县人；自幼博极群书，颖悟异常，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