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公务员考试申论作文高分技巧

　　《藤野先生》，选自鲁迅先生的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 文章记述了作者在留学日本仙台时，与他的老师藤野先生的交往过程中的几件事，赞扬藤野先生生活简朴，用心治学，关心学生，没有狭隘的民族偏见的精神，表达了对他的尊敬与怀念之情。

　　1.写作背景

　　鲁迅(1881—1936)，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一生写作了许多小说、杂文、散文、诗歌、日记、书信、论著，还翻译了不少作品，这些都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宝贵财富。

　　课文《藤野先生》选自散文集《朝花夕拾》。《朝花夕拾》，是鲁迅于1926年2月至11月间写作的十篇回忆散文。最初在《莽原》半月刊上陆续发表时，总题为《旧事重提》;1927年5月，编印成书时改题为《朝花夕拾》。这是鲁迅回忆青少年时代生活经历的一组文章。

　　《藤野先生》写于1926年10月12日。当时作者正在厦门大学任教。鲁迅是应厦门大学聘请于1926年8月26日离开北京南下到上海，同年9月4日到达厦门的。

　　1926年3月18日，北洋段祺瑞执政府的卫队血腥屠杀爱国请愿学生，死47人，伤300多人，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就是其中的两个殉难者。鲁迅说“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北洋政府血腥镇压爱国者的当天下午，就下了通缉令，抨击过北洋政府及其首领的鲁迅，自然是被列入这个通缉名单的。后冯玉祥的国民军把段祺瑞赶下台，而奉军又攻进北京，赶走国民军。奉军进北京，骚扰百姓，奸淫掳掠，大肆逮捕和杀害进步人士。北京成了一个充满恐怖和令人窒息的地方。鲁迅遭到北洋军阀反动政府的迫害。这年的七月，鲁迅接到厦门大学的任教聘请，8月离开北京去厦门。本文是鲁迅离别了藤野先生二十年后写的。

　　2.内容简介

　　《藤野先生》一文，回忆的是作者鲁迅于1902年至1906年在日本留学时的一段生活经历和往事。

　　1902年春，鲁迅在南京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毕业后，在学堂总办俞明震的带领下和几位同学一道去日本留学。1902年到日本后，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日文，1904年4月毕业后，他按原定志愿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这是鲁迅经过郑重考虑后作出的选择。1906年春，鲁迅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道路，弃医从文，于是离开仙台到东京。1906年6月，难违母命，他回国结婚，几天后复回东京。1909年回国。

　　鲁迅出国前后，中国正迅速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祖国面临日甚一日的危亡形势。作者东渡日本前，1894年爆发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我国。这两次战争，最后都是以中国割地赔款而告终。鲁迅到日本后，1904年至1905年，爆发日俄战争，这是日本和俄国两个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争夺中国的东北而发生的战争。

　　鲁迅出国留学和后来弃医从文，都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鲁迅早在故乡绍兴的青年时代，就在探索人生的道路，立志“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南京求学时期的他，和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一样在思考、探索国家和民族的出路。他们的结论是:“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鲁迅东渡日本不久，便立下了宏大志向:“我以我血荐轩辕”。他要把满腔的热血奉献给祖国。他是一位深沉的爱国者，又是一个科学救国论者。他先选择了医学。他说:“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后来便到“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学习，“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鲁迅《呐喊•自序》)

　　1906年，一个偶然的事件，成了他思想发展和改变志向的契机。

　　鲁迅:“有一回，我意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呐喊•自序》)

　　鲁迅的这一段经历和他弃医从文的原因，他在《鲁迅自传》(这篇自传是作者在1925年所作《自叙传略》的基础上于1930年增补修订而成的)里是这样写的:我在矿路学堂毕业后，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学。“但待到在东京的预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助力。我于是进了仙台(sendai)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这时正值日俄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划，但都陆续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