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朋友的朋友说，我所处的生活状况太优越，写出的文字像是空中楼阁。
这句话，我用了好久去揣测。
然后寻得一时思想上的闲暇时分，轻轻地翻回岁月那本书，我分明看见某一刻的自己，身处在艰辛的日子里，眼中有泪，懵懂地看着天空的样子。
不是我没有经历过磨砺，而是我懂得珍惜这岁月静好的日子，那些疼痛的过往，不想以文字的方式书写出，只想尘封在记忆的海里，让此一时温馨的时光浪潮一层层将其叠加、掩盖。
然而，不提及，不等于遗忘。
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优越，父母虽然都是有文化之人，但是仅靠父亲一个人工作，后面就有五个人要养活，生活也可谓是异常艰辛。
有一年的暑假，我突发奇想要去打暑假工。
那个时候的母亲刚刚摔伤了肋骨，手术后在家静养，我毅然对姐姐说，好好照顾妈妈，我要出去打工，去挣学费，去给母亲挣一点营养费。
那个时候的父亲在苏州工作，于是我也去了苏州，我想，在那样的大城市，才能得到更多的薪酬吧？在古镇木渎，我进了一家服装厂。记得很清楚，去“面试”的时候，那个体态雍胖的车间主任看着我，然后问，你是不是初中还没有毕业，有身份证吗？我含含糊糊地搪塞着说，忘带了，明天带过来。
在那个满是童工的小厂房，我开始日以继夜地重复做着一件事情，在厂里唯一的一台进口机器上，将半成品的服装口袋两边，打一个约一厘米长两毫米宽的线结。工作机械而简单，然而却要分外小心，稍不留神，手指就会被那个快速来回摆动的钢针扎到，流血，是常有的事情。
那台机器摆放在一个约5平米的单间里，有一扇朝南的窗户，窗外有棵很高大的法国梧桐。每天，坐在机器前面，仰望那些在风中沙沙作响的梧桐叶，是我认为最享受的事情。然而，仅仅是仰望天空与梧桐，那些时间于我而言，仍旧是奢侈。因为是流水线生产，我做的工序，只有我一个人，下一道工序的人会一直催个不停，活像一个个催命鬼。
一直在坚持，身心备受煎熬，那是我走上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我告诉自己不要轻易放弃。
但是，我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坚强，上班十天我就开始疯狂地想家，想母亲，想母亲做的饭菜的味道。
工厂的饮食是我最无法忍受的折磨，那些饭菜，让人没有一点点食欲，有时候，硬憋着让自己咽下那些花五角钱或是一元钱买来的饭菜，却一阵作呕，又通通吐出。
父亲工作的地方离服装厂有5公里，看见我瘦了，他心疼不已。后来，他隔几天会去看望我一次，烧好我喜欢吃的菜，装在一个饭盒里。
每次接过那个饭盒，我的眼泪都会不自知地往下掉。那种感觉，今生今世，不想再重温。
我所住的宿舍，是一间窗户玻璃都不完整的平房，铁皮的房顶，下雨天“啪啪”作响，盛夏的晚上，像是睡在一个大蒸笼里面。
我和其他六个来自五湖四海的女孩住在一起，我的隔壁住着一个湖北的男孩，比我大一岁，戴副眼镜，说话温和，人很腼腆。在那里，给我印象最深的人就是那个湖北男孩，我们常常在一起谈理想与学习，那个时候的他，因为家境贫寒，刚刚辍学。
我的第一份薪水，是789元，这个记忆一定会永世铭记。那天，工厂破天荒地放了半天假，我很激动，给父亲买了一件条纹的短袖衬衫，在傍晚时分匆忙赶着一趟公车去父亲所在的地方。或许因为激动，或许因为是个路盲，我竟然没过马路就上了车，背朝着父亲所在的方向一路远去。
到达父亲那里的时候，明晃晃的月儿已经挂在了天上。
父亲看到满头大汗、脚底起泡的我，心疼地掉下了眼泪，那是我第二次看到父亲哭，第一次，是在爷爷去世的时候。
次日早晨，父亲坚决不让我再回去那个工厂，让我留在他那里，过段时间送我回家，我坚决不同意，理由是厂里押了我半个月的工资。
一个半月都熬过来了，还在乎那半个月吗？我想。
就在我准备回家的前两天，那是个上午，那台机器出了一些问题，近两个月的时间，我似乎能够判定问题出在哪里，于是我想自己修理。就在我将它修好之后，因为手上沾染了机油，在放下机器头的时候，没能扶得住重数十斤的机器头，大铁块砰然合上，正好砸在我没来得及抽出的右手上。
一阵钻心的疼。
没过一小会，原本瘦弱的手都肿了起来，看不清骨骼与血脉，整只手成了酱紫色。
我没哭，也没叫，只是傻傻地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的梧桐。
一个工友看到之后，吓坏了，连忙跑去告诉车间主任。
车间主任也吓坏了，他说，你请假休息几天。
我说，我要辞工，因为暑假结束了，你把工资全部给我。
他拉长了一张脸，说，你才做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可能结清工资，人家做一年，都是要押半个月工资的。
我怔怔地看着他，说，那你带我去医院看手，这属于工伤。
车间主任没再和我啰嗦，或许，他怕惹麻烦，更想我赶快离开，于是给我结清了工资。
后来我一直很庆幸，幸好手伤的是时候，不然我那大半个月的工资要不回来的。虽然，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更多地是泛着酸楚，而父母亲眼中更多地是闪着泪花。
那是我的第一次打工生涯，时间虽短，我却明显感到自己成长了许多。
那一年，是1999年，我16岁。
高考那年，发挥失常，我心灰意冷。父母要给我补习一年，自尊心极强的我，却收拾了简单的行李，跟随几个同城的女孩一起去了上海。
女孩们在上海混了多年，在她们的介绍下，我进了一家服装厂，在上海宝山区，一个叫刘行的小镇。
工厂矗立在一片稻田中央，刚去的时候，稻田里还是一片葱绿，那段时间，我还没有从高考的阴影里走出来，拒绝与任何人交往，于是，那片稻田成为了孤单的我最忠实的伴侣。每天傍晚，我都会坐在工厂后面的一块石板上，面对着稻田，看书，或者什么都不做，就那样安静地坐着。
工厂不是每天都有事情做，然而有事情做，就得工作到凌晨两点。
那一年的上海深冬，出奇的冷，工厂的北边，有一条河，河里的冰整日不见融化。那年，有生以来，我的双手第一次生冻疮，一开始是红肿，然后是溃烂，再到最后一握拳，就会鲜血直流。
有个很帅气阳光的男孩，开始一步步朝我走近，他给我洗衣服，给我打饭，给我买药，给我买书，他用他的热情，一点点感染着我，让我如冰一样的内心开始回暖。但是，我知道，那不是爱情，于是，始终保持着距离，越是如此，他越靠近；越靠近，我越远离，直到最后……
那是一个很冷的夜，他约我去厂房的顶楼，因为害怕，让一个女孩陪同我一起。期间，他向我表白，他的口吻很低迷，像一只在风雨中找不到家的猫咪，给我很凄凉的感觉。
我像一朵萎谢飘零的花瓣，说了一句“我们还太小”，之后，一句话也不曾回答，我知道，这深深伤了他的自尊心。
后来，我和女孩离去，留下一个背影落寞的他，倚着围栏，立在寒冷的风中。可是他却出事了，从四楼掉了下来，好在下面有平日厂里的废气物堆积，他只是摔断了腿。
我一直不知道，那次事件的发生，是偶然，还是他意识里的必然。
再后来，他离开，给我丢下一句话：我等你十年。
我记得，当时的我差点就妥协了，差点就答应他，做他的女朋友。只是，理智的我终究是缄默以对，我觉得自己有些残忍。
他走后，我变得更为沉寂，有时候一连几天都不说一句话，我觉得上海是个让我无处安放灵魂的地方，是个永远没有温暖阳光的地方。
腊月的时候，厂里缝制的一批外贸衣服质量不合格，上家要求厂里派人去返工。我不幸被选中，理由是我做事认真。于是和另外5个人，一起去往上海三桥附近的一家工厂。
数千件衣服要返工，总是有人不停地在催促，我们6个人忙得像陀螺。工厂没有给我们安排住处，每天晚上我们只好睡在车间的那堆衣服里，深夜时分，总能听到其他的女工友在低泣。
那个时候的我，异常地想念父母，想念那个阳光的男孩，无声地流着苦涩的眼泪。
腊月二十六，本是工厂结算半年薪水让员工回家的日子。可是那一天，厂里却大门紧闭，那个猥琐的厂长，以及那个大腹便便的老板都无了踪影。
心，寒透了，和那年的冬天一样。
费了很大的周折，终于在腊月二十九的上午拿到了一大部分工资。所有人都想赶着回家过年，没有谁再耗下去。那天晚上，我和几个同城的女孩，在上海南站等10点钟的火车。
上海，给我的感觉一直是喧嚣，躁乱，完全因为那年在南站的遭遇。
记得很清楚，我们几个人，带着大大小小的行李，候在外面的花坛边。等了好几个小时，那几个女孩，早已疲累不堪，纷纷依偎着熟睡，只留下沉默而孤独的我，看守行李。
不多久，两个装扮痞气的小伙子，在女孩们身边晃了两趟。后来，其中一人拿出一个短匕首，划开了其中一个女孩的背包。
坐在对面的我，以及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幕，却无人吭声。
我吓坏了，但却也是鼓起了勇气，腾地站起来，因为我知道，她的工资都装在那个背包里。我用颤抖的声音说：干什么！然后一个劲地叫女孩的名字。
两个小伙子朝我转头，那个拿匕首的人瞪着眼睛朝我步步逼近：你说干什么？你说干什么？多管闲事，你打听打听，在上海滩，谁不知道我“小白龙”，敢惹我，吃饱了撑的？
我吓坏了，思维早已无法正常运转，就那样傻站着，直到他过来推搡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趔趄了一下，跌倒，头部撞在水泥花台之上，嗡嗡作响，一阵眩晕。
好在，旁边的一个老人家说了一些好话，递给了小痞子们两根烟，他们才高调地离去。
那时那刻，我那些同城的伙伴们，仍旧在熟睡，惊吓、委屈蜂涌而至，我的眼泪啪啪地往下掉。
心中就一个劲地想着，回家了，一定得继续读书，好好地……
那是我的第二次打工经历，历时半年，收获了一些温情，却也辜负那个人。那半年，我变了很多，也聚集了足够的力量，用来应对多变而残酷的现实世界。
那一年，是2001年，我18岁。
后来，我又有过一次打工经历。
再后来，父亲的事业越做越大，我便没有再过寄人篱下的日子；没有再倔强地昂着头，朝着某个黑心的老板讨要工资。
因为经历过，所以懂得，懂得一个打工妹的艰辛与苦楚。于是，自己有了属下，从来都是以朋友或者亲人的姿态去对待，去关怀。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不想再次重演。
那些打工的日子，已经被如海浪一样的时光，一层层叠加、掩盖，在我的记忆中封存。偶自忆起，除了些许疼痛与感怀，更多地是想着，如何珍惜此一时，这明媚而安宁，恬静而温暖的日子……
这句话，我用了好久去揣测。
然后寻得一时思想上的闲暇时分，轻轻地翻回岁月那本书，我分明看见某一刻的自己，身处在艰辛的日子里，眼中有泪，懵懂地看着天空的样子。
不是我没有经历过磨砺，而是我懂得珍惜这岁月静好的日子，那些疼痛的过往，不想以文字的方式书写出，只想尘封在记忆的海里，让此一时温馨的时光浪潮一层层将其叠加、掩盖。
然而，不提及，不等于遗忘。
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优越，父母虽然都是有文化之人，但是仅靠父亲一个人工作，后面就有五个人要养活，生活也可谓是异常艰辛。
有一年的暑假，我突发奇想要去打暑假工。
那个时候的母亲刚刚摔伤了肋骨，手术后在家静养，我毅然对姐姐说，好好照顾妈妈，我要出去打工，去挣学费，去给母亲挣一点营养费。
那个时候的父亲在苏州工作，于是我也去了苏州，我想，在那样的大城市，才能得到更多的薪酬吧？在古镇木渎，我进了一家服装厂。记得很清楚，去“面试”的时候，那个体态雍胖的车间主任看着我，然后问，你是不是初中还没有毕业，有身份证吗？我含含糊糊地搪塞着说，忘带了，明天带过来。
在那个满是童工的小厂房，我开始日以继夜地重复做着一件事情，在厂里唯一的一台进口机器上，将半成品的服装口袋两边，打一个约一厘米长两毫米宽的线结。工作机械而简单，然而却要分外小心，稍不留神，手指就会被那个快速来回摆动的钢针扎到，流血，是常有的事情。
那台机器摆放在一个约5平米的单间里，有一扇朝南的窗户，窗外有棵很高大的法国梧桐。每天，坐在机器前面，仰望那些在风中沙沙作响的梧桐叶，是我认为最享受的事情。然而，仅仅是仰望天空与梧桐，那些时间于我而言，仍旧是奢侈。因为是流水线生产，我做的工序，只有我一个人，下一道工序的人会一直催个不停，活像一个个催命鬼。
一直在坚持，身心备受煎熬，那是我走上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我告诉自己不要轻易放弃。
但是，我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坚强，上班十天我就开始疯狂地想家，想母亲，想母亲做的饭菜的味道。
工厂的饮食是我最无法忍受的折磨，那些饭菜，让人没有一点点食欲，有时候，硬憋着让自己咽下那些花五角钱或是一元钱买来的饭菜，却一阵作呕，又通通吐出。
父亲工作的地方离服装厂有5公里，看见我瘦了，他心疼不已。后来，他隔几天会去看望我一次，烧好我喜欢吃的菜，装在一个饭盒里。
每次接过那个饭盒，我的眼泪都会不自知地往下掉。那种感觉，今生今世，不想再重温。
我所住的宿舍，是一间窗户玻璃都不完整的平房，铁皮的房顶，下雨天“啪啪”作响，盛夏的晚上，像是睡在一个大蒸笼里面。
我和其他六个来自五湖四海的女孩住在一起，我的隔壁住着一个湖北的男孩，比我大一岁，戴副眼镜，说话温和，人很腼腆。在那里，给我印象最深的人就是那个湖北男孩，我们常常在一起谈理想与学习，那个时候的他，因为家境贫寒，刚刚辍学。
我的第一份薪水，是789元，这个记忆一定会永世铭记。那天，工厂破天荒地放了半天假，我很激动，给父亲买了一件条纹的短袖衬衫，在傍晚时分匆忙赶着一趟公车去父亲所在的地方。或许因为激动，或许因为是个路盲，我竟然没过马路就上了车，背朝着父亲所在的方向一路远去。
到达父亲那里的时候，明晃晃的月儿已经挂在了天上。
父亲看到满头大汗、脚底起泡的我，心疼地掉下了眼泪，那是我第二次看到父亲哭，第一次，是在爷爷去世的时候。
次日早晨，父亲坚决不让我再回去那个工厂，让我留在他那里，过段时间送我回家，我坚决不同意，理由是厂里押了我半个月的工资。
一个半月都熬过来了，还在乎那半个月吗？我想。
就在我准备回家的前两天，那是个上午，那台机器出了一些问题，近两个月的时间，我似乎能够判定问题出在哪里，于是我想自己修理。就在我将它修好之后，因为手上沾染了机油，在放下机器头的时候，没能扶得住重数十斤的机器头，大铁块砰然合上，正好砸在我没来得及抽出的右手上。
一阵钻心的疼。
没过一小会，原本瘦弱的手都肿了起来，看不清骨骼与血脉，整只手成了酱紫色。
我没哭，也没叫，只是傻傻地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的梧桐。
一个工友看到之后，吓坏了，连忙跑去告诉车间主任。
车间主任也吓坏了，他说，你请假休息几天。
我说，我要辞工，因为暑假结束了，你把工资全部给我。
他拉长了一张脸，说，你才做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可能结清工资，人家做一年，都是要押半个月工资的。
我怔怔地看着他，说，那你带我去医院看手，这属于工伤。
车间主任没再和我啰嗦，或许，他怕惹麻烦，更想我赶快离开，于是给我结清了工资。
后来我一直很庆幸，幸好手伤的是时候，不然我那大半个月的工资要不回来的。虽然，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更多地是泛着酸楚，而父母亲眼中更多地是闪着泪花。
那是我的第一次打工生涯，时间虽短，我却明显感到自己成长了许多。
那一年，是1999年，我16岁。
高考那年，发挥失常，我心灰意冷。父母要给我补习一年，自尊心极强的我，却收拾了简单的行李，跟随几个同城的女孩一起去了上海。
女孩们在上海混了多年，在她们的介绍下，我进了一家服装厂，在上海宝山区，一个叫刘行的小镇。
工厂矗立在一片稻田中央，刚去的时候，稻田里还是一片葱绿，那段时间，我还没有从高考的阴影里走出来，拒绝与任何人交往，于是，那片稻田成为了孤单的我最忠实的伴侣。每天傍晚，我都会坐在工厂后面的一块石板上，面对着稻田，看书，或者什么都不做，就那样安静地坐着。
工厂不是每天都有事情做，然而有事情做，就得工作到凌晨两点。
那一年的上海深冬，出奇的冷，工厂的北边，有一条河，河里的冰整日不见融化。那年，有生以来，我的双手第一次生冻疮，一开始是红肿，然后是溃烂，再到最后一握拳，就会鲜血直流。
有个很帅气阳光的男孩，开始一步步朝我走近，他给我洗衣服，给我打饭，给我买药，给我买书，他用他的热情，一点点感染着我，让我如冰一样的内心开始回暖。但是，我知道，那不是爱情，于是，始终保持着距离，越是如此，他越靠近；越靠近，我越远离，直到最后……
那是一个很冷的夜，他约我去厂房的顶楼，因为害怕，让一个女孩陪同我一起。期间，他向我表白，他的口吻很低迷，像一只在风雨中找不到家的猫咪，给我很凄凉的感觉。
我像一朵萎谢飘零的花瓣，说了一句“我们还太小”，之后，一句话也不曾回答，我知道，这深深伤了他的自尊心。
后来，我和女孩离去，留下一个背影落寞的他，倚着围栏，立在寒冷的风中。可是他却出事了，从四楼掉了下来，好在下面有平日厂里的废气物堆积，他只是摔断了腿。
我一直不知道，那次事件的发生，是偶然，还是他意识里的必然。
再后来，他离开，给我丢下一句话：我等你十年。
我记得，当时的我差点就妥协了，差点就答应他，做他的女朋友。只是，理智的我终究是缄默以对，我觉得自己有些残忍。
他走后，我变得更为沉寂，有时候一连几天都不说一句话，我觉得上海是个让我无处安放灵魂的地方，是个永远没有温暖阳光的地方。
腊月的时候，厂里缝制的一批外贸衣服质量不合格，上家要求厂里派人去返工。我不幸被选中，理由是我做事认真。于是和另外5个人，一起去往上海三桥附近的一家工厂。
数千件衣服要返工，总是有人不停地在催促，我们6个人忙得像陀螺。工厂没有给我们安排住处，每天晚上我们只好睡在车间的那堆衣服里，深夜时分，总能听到其他的女工友在低泣。
那个时候的我，异常地想念父母，想念那个阳光的男孩，无声地流着苦涩的眼泪。
腊月二十六，本是工厂结算半年薪水让员工回家的日子。可是那一天，厂里却大门紧闭，那个猥琐的厂长，以及那个大腹便便的老板都无了踪影。
心，寒透了，和那年的冬天一样。
费了很大的周折，终于在腊月二十九的上午拿到了一大部分工资。所有人都想赶着回家过年，没有谁再耗下去。那天晚上，我和几个同城的女孩，在上海南站等10点钟的火车。
上海，给我的感觉一直是喧嚣，躁乱，完全因为那年在南站的遭遇。
记得很清楚，我们几个人，带着大大小小的行李，候在外面的花坛边。等了好几个小时，那几个女孩，早已疲累不堪，纷纷依偎着熟睡，只留下沉默而孤独的我，看守行李。
不多久，两个装扮痞气的小伙子，在女孩们身边晃了两趟。后来，其中一人拿出一个短匕首，划开了其中一个女孩的背包。
坐在对面的我，以及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幕，却无人吭声。
我吓坏了，但却也是鼓起了勇气，腾地站起来，因为我知道，她的工资都装在那个背包里。我用颤抖的声音说：干什么！然后一个劲地叫女孩的名字。
两个小伙子朝我转头，那个拿匕首的人瞪着眼睛朝我步步逼近：你说干什么？你说干什么？多管闲事，你打听打听，在上海滩，谁不知道我“小白龙”，敢惹我，吃饱了撑的？
我吓坏了，思维早已无法正常运转，就那样傻站着，直到他过来推搡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趔趄了一下，跌倒，头部撞在水泥花台之上，嗡嗡作响，一阵眩晕。
好在，旁边的一个老人家说了一些好话，递给了小痞子们两根烟，他们才高调地离去。
那时那刻，我那些同城的伙伴们，仍旧在熟睡，惊吓、委屈蜂涌而至，我的眼泪啪啪地往下掉。
心中就一个劲地想着，回家了，一定得继续读书，好好地……
那是我的第二次打工经历，历时半年，收获了一些温情，却也辜负那个人。那半年，我变了很多，也聚集了足够的力量，用来应对多变而残酷的现实世界。
那一年，是2001年，我18岁。
后来，我又有过一次打工经历。
再后来，父亲的事业越做越大，我便没有再过寄人篱下的日子；没有再倔强地昂着头，朝着某个黑心的老板讨要工资。
因为经历过，所以懂得，懂得一个打工妹的艰辛与苦楚。于是，自己有了属下，从来都是以朋友或者亲人的姿态去对待，去关怀。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不想再次重演。
那些打工的日子，已经被如海浪一样的时光，一层层叠加、掩盖，在我的记忆中封存。偶自忆起，除了些许疼痛与感怀，更多地是想着，如何珍惜此一时，这明媚而安宁，恬静而温暖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