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曾在国外的某个公园里遇到了来自国内的旅行团。团员们似乎属于同一单位，彼此相当熟悉，下车后就开始高声地谈论种.种以形象、性、权力为主题的趣事，起劲地相互调侃，还不时爆发出狂野的大笑。
在那个游客众多却很安静的公园里，这队说汉语的旅行者显得十分突兀。说实话，那个时刻我感到了羞耻，甚至不希望让别人知道我是他们的同胞。今年，我参加了旅行社组织的境外游，再次体验到了类似的尴尬。”
旧礼已去，新礼未立
亲历了这两次事件，以研究文化为业的我不能不深思：来自礼仪之邦的我们为什么时常显得粗野？是由于质朴的天性？还是为了表达大国崛起的自豪感？质朴的人往往尊重他者，崛起的大国公民更应表现出大家风范，因此，这两个理由都不成立。
经过仔细思考之后，我终于明白了这些旅行者犯的首先是“无知之错”：他们本来就不知道在公共场所应该如何保持安静，也绝少有如此行事的体验；在国内，他们就习惯于在会议室、银行、饭店、公园里吵吵嚷嚷，从来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现在到了国外，大家不过是按习惯行事而已。
对于这类现象，我们可以做出各种深入的分析，但其直接原因却很简单：国人生活在礼仪文化缺失的间隙状态—旧的礼仪文化已经失传，新的礼仪文化还未建立起来。
中国曾是礼仪之邦，华夏文明的第一个朝代就创立了丰富得让孔夫子赞叹的礼仪体系。在传统文化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前身就是各种仪式的主持人，自然特别重视礼仪，其经典《礼记》对人应该如何行事做了细致的规定。
儒家兴起之后，以礼立人成为祖先代代传承的文明法则，由此形成的礼仪体系至今仍在影响韩国、日本、新加坡等汉语文化圈里的国家。关于出行的礼仪，《礼记》曾做了明确的规定：“使从俗”。也就是说，到了他国，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
按照这个规定，到国外旅行者发现当地人习惯于在公共场所保持安静，也应该学会安静才是。不幸的是，当代中国人已经遗忘了这套礼仪体系。经过二十世纪的数次横扫，中国传统礼仪在自己的发源地已经全面衰落。
更加不幸的是，新的礼仪文化并未随着“封建礼教”的退隐而形成，所有中国人都被搁置在“旧礼已去，新礼未立”的空白地带。这个历史时期被拉得如此之长，以至于我们已经习惯了“无礼”的生活，甚至认为在公共场所以礼行事乃装腔作势、虚伪、压抑天性。
然而，礼意味着社会生活中的秩序，无礼则无序。现在的许多国人不知道如何在公共场所行事，不知道如何优雅地生活。在这种无礼状态中，我们即使内心善良，也会给人以“野”的感觉。更何况人的内心生活本就与外在行为同构，外在的行为持续久了，会内化到内心生活中，形成粗鄙的人格。
从现代语境克服“野”性
礼仪之邦的传人丧失了践行礼仪的精神和习惯，这让某些热爱传统文化者产生了强烈的羞耻感。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他们提倡对国民进行必要的礼仪教育。这类建议虽然很有价值，但还停留在单纯恢复传统礼仪的层面，恐怕难以适应现代公民文化的语境。
传统礼仪文化隶属于旧的等级文化，要求以礼区别高低、贵贱、亲疏，其理想秩序乃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这些理念和实践法则虽然仍有可借鉴之处，但无法与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精神完全兼容。
正因为它与现代文化的紧张关系，晚清以降的新文化人才激烈地批判之。现在看来，五四时期对礼教文化“吃人”的定性，以及后来对“四旧”进行横扫的做法，固然失之偏颇，却敞开了一个事实：传统礼仪文化必须经历必要的转型，方能适应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彻底否定传统礼仪文化与完全复兴之，都必然走向不通之途。那么，当代人究竟应该如何行事呢？
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难破解。只要分析中国游客高声说话的深层心理，我们就会明白重构中国礼仪文化的要点：实际上，这些游客之所以高声说话，除了礼仪精神缺失这个表层原因外，更重要的缘由是不会平等协商——在无序状态下，凡谈及略有分歧之事，说话者皆想用声音压倒对方，以至于平常的谈话很快演变为争吵，所以，礼仪文化失传与平等精神未立，乃是中国人到处吵吵嚷嚷的两个原因。
以往，我们习惯于压制这种吵吵嚷嚷的混乱状态，但这种做法本身又强化了国人的等级意识，使国人更加习惯于以声音和动作压制他人。归根结底，要想克服这种“野”，就必须在现代语境中改造传统礼仪文化，建构当代的中国礼仪文化体系。从新加坡等国的经验来看，这种尝试成功的概率很大。例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等伦理法则经过重新释义之后，将会被整合到现代道德体系中，相关礼仪也会在转型后复活。以此类推，我们可以自豪地预言：在与传统重建联系的情况下，中国人也将成为知礼、行礼、敬礼的现代世界公民。
重建中国礼仪文化，必须掌握好继承和转型的关系。传统礼仪文化只有被整合到现代文化语境中，才能获得生存权。企图原封不动地以古代礼仪规范现代人的生活，只能拖滞中国的进步。
前些年，中原某些城市开始重搞祭祀黄帝大典时，便犯了简单复古的错，其中的某些细节(如集体跪拜)受到了各界的批评。央视也播出过有关现代礼仪文化的讲座，曾给观众很大启迪，但美中不足的是主讲人自己在言语间经常流露出强烈的等级意识，影响了整套节目的现代感。由上述两个例子看，重构中国礼仪文化的关键不是复古，而是转型。
在那个游客众多却很安静的公园里，这队说汉语的旅行者显得十分突兀。说实话，那个时刻我感到了羞耻，甚至不希望让别人知道我是他们的同胞。今年，我参加了旅行社组织的境外游，再次体验到了类似的尴尬。”
旧礼已去，新礼未立
亲历了这两次事件，以研究文化为业的我不能不深思：来自礼仪之邦的我们为什么时常显得粗野？是由于质朴的天性？还是为了表达大国崛起的自豪感？质朴的人往往尊重他者，崛起的大国公民更应表现出大家风范，因此，这两个理由都不成立。
经过仔细思考之后，我终于明白了这些旅行者犯的首先是“无知之错”：他们本来就不知道在公共场所应该如何保持安静，也绝少有如此行事的体验；在国内，他们就习惯于在会议室、银行、饭店、公园里吵吵嚷嚷，从来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现在到了国外，大家不过是按习惯行事而已。
对于这类现象，我们可以做出各种深入的分析，但其直接原因却很简单：国人生活在礼仪文化缺失的间隙状态—旧的礼仪文化已经失传，新的礼仪文化还未建立起来。
中国曾是礼仪之邦，华夏文明的第一个朝代就创立了丰富得让孔夫子赞叹的礼仪体系。在传统文化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前身就是各种仪式的主持人，自然特别重视礼仪，其经典《礼记》对人应该如何行事做了细致的规定。
儒家兴起之后，以礼立人成为祖先代代传承的文明法则，由此形成的礼仪体系至今仍在影响韩国、日本、新加坡等汉语文化圈里的国家。关于出行的礼仪，《礼记》曾做了明确的规定：“使从俗”。也就是说，到了他国，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
按照这个规定，到国外旅行者发现当地人习惯于在公共场所保持安静，也应该学会安静才是。不幸的是，当代中国人已经遗忘了这套礼仪体系。经过二十世纪的数次横扫，中国传统礼仪在自己的发源地已经全面衰落。
更加不幸的是，新的礼仪文化并未随着“封建礼教”的退隐而形成，所有中国人都被搁置在“旧礼已去，新礼未立”的空白地带。这个历史时期被拉得如此之长，以至于我们已经习惯了“无礼”的生活，甚至认为在公共场所以礼行事乃装腔作势、虚伪、压抑天性。
然而，礼意味着社会生活中的秩序，无礼则无序。现在的许多国人不知道如何在公共场所行事，不知道如何优雅地生活。在这种无礼状态中，我们即使内心善良，也会给人以“野”的感觉。更何况人的内心生活本就与外在行为同构，外在的行为持续久了，会内化到内心生活中，形成粗鄙的人格。
从现代语境克服“野”性
礼仪之邦的传人丧失了践行礼仪的精神和习惯，这让某些热爱传统文化者产生了强烈的羞耻感。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他们提倡对国民进行必要的礼仪教育。这类建议虽然很有价值，但还停留在单纯恢复传统礼仪的层面，恐怕难以适应现代公民文化的语境。
传统礼仪文化隶属于旧的等级文化，要求以礼区别高低、贵贱、亲疏，其理想秩序乃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这些理念和实践法则虽然仍有可借鉴之处，但无法与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精神完全兼容。
正因为它与现代文化的紧张关系，晚清以降的新文化人才激烈地批判之。现在看来，五四时期对礼教文化“吃人”的定性，以及后来对“四旧”进行横扫的做法，固然失之偏颇，却敞开了一个事实：传统礼仪文化必须经历必要的转型，方能适应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彻底否定传统礼仪文化与完全复兴之，都必然走向不通之途。那么，当代人究竟应该如何行事呢？
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难破解。只要分析中国游客高声说话的深层心理，我们就会明白重构中国礼仪文化的要点：实际上，这些游客之所以高声说话，除了礼仪精神缺失这个表层原因外，更重要的缘由是不会平等协商——在无序状态下，凡谈及略有分歧之事，说话者皆想用声音压倒对方，以至于平常的谈话很快演变为争吵，所以，礼仪文化失传与平等精神未立，乃是中国人到处吵吵嚷嚷的两个原因。
以往，我们习惯于压制这种吵吵嚷嚷的混乱状态，但这种做法本身又强化了国人的等级意识，使国人更加习惯于以声音和动作压制他人。归根结底，要想克服这种“野”，就必须在现代语境中改造传统礼仪文化，建构当代的中国礼仪文化体系。从新加坡等国的经验来看，这种尝试成功的概率很大。例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等伦理法则经过重新释义之后，将会被整合到现代道德体系中，相关礼仪也会在转型后复活。以此类推，我们可以自豪地预言：在与传统重建联系的情况下，中国人也将成为知礼、行礼、敬礼的现代世界公民。
重建中国礼仪文化，必须掌握好继承和转型的关系。传统礼仪文化只有被整合到现代文化语境中，才能获得生存权。企图原封不动地以古代礼仪规范现代人的生活，只能拖滞中国的进步。
前些年，中原某些城市开始重搞祭祀黄帝大典时，便犯了简单复古的错，其中的某些细节(如集体跪拜)受到了各界的批评。央视也播出过有关现代礼仪文化的讲座，曾给观众很大启迪，但美中不足的是主讲人自己在言语间经常流露出强烈的等级意识，影响了整套节目的现代感。由上述两个例子看，重构中国礼仪文化的关键不是复古，而是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