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活得光鲜亮丽，父母却在低声下气

　　我们早已是故乡的异乡人

　　文/思郁

　　美国人何伟（Peter Hessler）在《甲骨文》开篇写到：“从北京到安阳——从现在的首都到被视为是古中国文明摇篮的城市——搭火车要花上六个小时。我坐在床边，有时不免觉得单调麻木。窗外的风景如壁纸一样地重复：一个农民、一片田、一条路、一个村庄；一个农民、一片田、一条路、一个村庄。这份重复的感觉并不新奇。”

　　这样重复的风景在早年读书的时候处处可见。每年从学校回到老家都会像何伟一样搭乘火车，那种单调重复的风景历历在目：一个农民，一片田、一条路、一个村庄——那些矗立在北方旷野中的无数村庄中，有一个就是我的家乡。这样的风景这些年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农民几乎看不到了，一片片的田地上很突兀地出现了正在建造的高楼，村庄越来越稀少，越来越空无。事实上，我的家乡就像那位上海大学的博士的返乡笔记中说的情况，除了南北地理上的差异，人情与世俗并无二致，大部分年轻人都进了城，一年在外，村中留守的都是老人和孩子，纯正的庄稼人越来越少。

　　没有人再种庄稼：一方面是地划分得越来越少，我印象中，在十年前，村里每个人还能分到将近三亩地，现如今已经不足一亩；另外，种地的收成越来越低，一年下来，刨去农药、化肥、灌溉等成本费用，所收获的粮食除去全家食用，其余售卖变成人民币少的可怜。对农民来说，吃饱饭已经不是问题，手中没有钱花才是大问题。为了挣钱，只有脱离土地的束缚，进城也罢，转行也罢，只要有途径可以挣钱，他们都会尝试。

　　没有人再留恋一亩三分地，老婆热炕头的简单生活。父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人甘心留守在乡村，伺候那一片庄稼地。更不要说那些年轻气盛的青年人，外面的大千世界太精彩，诱惑无处不在，处处都充满了可能性，而留下来只会慢慢枯萎。根据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高中毕业前夕，田晓霞请他在国营食堂吃饭，顺便告诫他说即使回到农村，也千万不能忘记读书：“不管怎样，千万不能放弃读书！我生怕我过几年再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满嘴说的都是吃；肩膀上搭着个褡裢，在石圪节街上瞅着买个便宜猪娃；为几报柴禾或者一颗鸡蛋，和邻居打得头破血流。牙也不刷，书都扯着糊了粮食囤……”

　　这不是对乡村生活的抹黑，是活生生的现实，多少年亦如是，仿佛亘古未变。我们不可能都有足够的自信，像诺奖诗人切斯沃夫？米沃什一样说一生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那正是因为他去过了很多地方，反而没有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而那些终生生活在乡村的人们，他们对生活的认知无法超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巴掌大的天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的最大差别在于，前者只有一种慢慢萎缩、枯萎、衰老的生活状态，而后者至少提供了无数生活的可能性。

　　进城打工是农村年轻人普遍选择的方式，对于那些已经成家立业，有了孩子的人，他们更愿意选择在附近的县城做点小买卖，贴补家用。这里最为吊诡的部分在于，对于那些进城的打工者来说，他们清楚城市并非他们的家乡，当他们远离了家乡进入新鲜的城市时，他们更加清楚是城市中的异类。虽然一年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城市，但是城市只是暂留之地，是挣够钱都转身离开的所在。他们当然想留在城市生活，而且有很多人都成功了，他们在城市拼搏了大半生，买了房子，结婚生子，从此成为这个城市的一份子，但是他们的记忆仍然生活在乡村里，完全的城市人至少需要两三代人才能完成这个蜕变。而对于打工者来说，城市是一个大写的他者，无论是人情世故，文化差异，城市政策，工作环境等等都让他们更加明白，他们不是这个城市的一份子。我所在的城市原本有大量的城中村，其中聚集着数百万人的打工者，今年随着城中村的拆建工作的展开，大部分的打工者遭到了心理上的驱逐。这样的事情无时无刻不提醒他们，这个城市与他们无关。所以，当他们攒够了足够的钱，就会义无反顾地回去，回到家乡去。

　　城市不是他们的家，但家乡亦是面目全非。这种心理上的扭曲十分微妙，一方面是他们见到了城市的模样，城市文明的记忆覆盖了原本童年乡村的记忆，所以家乡亦非原来的家乡。他们需要重新建构一个适合自己生存的新的家，从城市回来的打工者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去乡村附近的县城买房，构建一个新家——尽管乡村距离县城不过四五公里的距离，但在心理上，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城里人。这是拉动县城经济的主要驱动力。而另外一部分从城市回来的打工者，用自己半生舍命打工的积蓄，娶妻生子，重新在乡村定居下来——他们会重新修建自己破旧的房子，大大的庭院，光鲜亮丽的门楣——哪怕一年到头，这个院子的房子都是空荡荡无人居住，他们也要修缮起来。对这一部分农民老说，家，就意味着每年春节回来居住半个月的空房子。只有在一年到头的春节，返乡的大潮才让空无的街道充满了人群——正如另一方的城市，突然变成了一座空城。在乡村，春节前夕，县城中的各大商场总是人满为患，原本人迹寥寥的摊位上都挤满了购买衣服、年货、吃食的人群。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周围有这么多的人口，哪里都挤不下。

　　几乎无人留恋乡村生活，这就是现如今农村的现状。变化无时无刻不再发生，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在于，这种变化仿佛是突如其来的，就好像原本亘古未变的古老生活方式，突然被一种强大的驱动力给打破了，一下子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流动了起来。一切坚固的东西都消散了。你只有变化才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一旦你停下来，你就会被时代抛弃。这种被时代裹挟着身不由己的变化，城市的上班族能感觉到，乡村生活的农民同样深有体会，他们目之所及，耳之所闻，全都是这种物质和精神上的巨大落差。他们的恐惧更加根深蒂固，因为土地无所依靠，这就意味着夺去了他们手中最后的救命稻草，只有绝处逢生，毅然出走，寻找新的生存方式，才能跟得上这种变化。

　　可以借用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的术语，把这种变化的世界称之为“液态的变化世界”，顾名思义，液态的生活即是流动的生活，这是一种生活在永不确定的环境中，缺乏稳定性的生活状态。这种生活处处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焦虑与恐惧，我们害怕措手不及，害怕跟不上潮流，害怕被别人抛在后面，害怕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流动的生活，流动的是无数的恐惧，这是鲍曼对流动的现代性最为精准的体验。流动的生活暗示了一种观念：表层即是意义的全部。你没有多余的时间去追寻生活之下蕴含了的什么。借用鲍曼的话说：这个世界中的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包括我们追随的时尚与我们关注的对象：“我们有梦想也有恐惧，我们有渴望也有厌倦，我们既充满希望，但又坐卧不安。我们赖以谋生以及为之谋划未来的周遭环境也在不断变化。”在这个液态的现代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转瞬即逝，不变的唯有变化本身。

　　变化是我们这个社会中唯一可以确定的东西，城市在变，乡村也在变。我们都在追逐着自己的梦想和生活，不过是有的人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有的人失败了。刚刚拿到欧逸文（Evan Osnos）的《野心时代》，这个书名形容中国这个巨变时代恰如其分：“在中国，一度是集体合唱的国族叙述，正碎裂为十亿个故事——有血有肉、具备个人气质而且孤单奋斗的故事。”这个时代是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时代，农妇的女儿可以努力上进，由工厂流水线女工扶摇直上进入董事会，打工仔可以成立上市公司，煤矿工人的儿子可以影响时代的进程。正是这些成功的故事激励着一批批农民的儿子进入城市，他们也有自己的野心，不甘心在乡村默默无为，度过一生。但是伴随着这种野心的无论成功或者失败，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变化之后就再也回不去了。我们都变成了自己家乡的异乡人，一个匆匆的过客，一个借助春节的短暂性触摸维持不变的假象的现代人。城市化进程把进城的打工者同化为城里人的同时，也将乡村同质化自己的影像。在我的家乡，即将进行的几个举措，就是在未来几年，把乡村聚集在一起，统一搬迁进城，然后将剩余的土地大规模承包种植。这种农村强行城镇化的趋势很是明显，我们那个村子的很多土地已经被承包，而且没有人惋惜失去自己的土地。这就意味着，如果你现在不积极寻找其他生存方式，迟早会被城镇化模式强行驱逐。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积极求变。如果这种变化是无法阻挡和避免的，为什么我们还要惋惜这种变化呢？

　　乡愁是一种致命的浪漫，田园牧歌生活的背后是多少的黑暗与辛酸，怀旧多少是知识分子的强颜欢笑，所以我始终对刘亮程和韩少功书写的乡村系列散文充满了怀疑。哈佛的俄裔女学者斯维特兰娜？博伊姆给“怀旧”一词下的定义是“对于某个不再存在或者从来没有过的家园的向往”。换句话说，在远方想家并不是怀旧，但是如果你返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家乡，却再也找不回到家的感觉，那才是真正的怀旧。怀旧是一种丧失和位移，怀旧同时也是一种情感的冲动，精神的漂移，记忆的沉迷，幻象的觉醒。儿时的一首歌总能打动人心，不是因为它的动听，只是因为那首歌牵动了儿时的美好记忆。我们所怀想的只是一种记忆的幻象，梦想的家园。返乡的冲动一次次冲击着内心的栅栏，一旦等你按耐不住返乡的冲动，把一种记忆中的梦游拉回清醒的现实，付诸行动的话，失望的情绪会击溃你脆弱精神的防线，你迟早会发现记忆中的家园早已千疮百孔，面目全非。换句话说，当那些人哀悼着乡村正在丧失自己传统的时候，别忘了他们是在城市窗明几净的房子里奋笔疾书。

　　2013年有一本书是何伟的妻子张彤禾（Leslie T. Chang）写的《打工女孩》，那本书让我觉得反感之处在于，她先承认面对那些打工者时，“她是一个外人”，但她强调说，但“我遇到的每个人也都一样，正是这种共同身份，让我们敞开了心扉，跨越了历史、教育背景，社会阶层的重重鸿沟，建立友情”。这是个一厢情愿的说法，你的社会阶层，教育背景，华裔身份任何一个都是不可跨越的鸿沟，而且这个鸿沟有时候不是你的观察对象设立的，而是你自己自动设立起来的。事实上，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示是让我意识到，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乡村之子，与张彤禾的视角并无二致，我们把自己变成了异乡人。我宁愿承认这些打工者大多是沉默的大多数，我们没有办法去尽量客观的书写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故事和生活，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在文字的包裹之下都显得过于苍白无力了。张彤禾通过《打工女孩》所揭露的真实，只不过是被严密修饰的文字，强烈的主观视角，先入为主的结论，猎奇目光过滤后的真实幻觉。

　　换句话说，早在我们离开了乡村之后，都变成了一个回不去的异乡人。无论是我们这些靠读书进入城市的人，还是那些很早就进入城市的普通打工者。我们之间面对乡村的经验并无二致，乡村被异化为了他者的目光，回家是自我欺骗的幻觉。我们是城市的边缘人，家乡的异乡人，精神上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我们与那些打工者之间唯一的差别在于，我们会讲述、修订、抒发自己的经验，而他们才是沉默的行动者。他们的行为比我们更重要，因为正是他们携带着关于城市的经验和记忆回到乡村后，改变了乡村的面貌。而我们只是吟唱着乡村的挽歌，在城市中继续生活、怀想，一生都在寻找那个回不去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