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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源于隋朝的科举考试，到清末被废除，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当科举考试成为了士人一朝改变命运的决定性因素后，各种形式的“科举补习班”应运而生。那么，古代的补习班有哪些类型？补习班都上些什么课？老师能不能赚到钱？和今天相比有什么异同之处？

　　种类齐全：书院成明清时期最大的“补习机构”

　　古代的学制体系由官学、私学、书院组成。不过，地方官学数量少、人数不多；小型私学的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分散四野、很难管理。而书院大多有稳定的校舍、师资、经费来源和健全的管理规制，因此成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

　　书院最早出现于唐中期，为政府设立的官方机构，主要以收藏图书的形式出现。不过，其中也有少数是私人设立，作为隐居读书、聚徒教学的场所。到了唐末五代之际，由于战争及政治的影响，官府无法提供足够的求学处所，一些有所专长的士人便在隐居读书期间，结庐教授生徒，以书院或书堂来命名这种读书或讲学的场所。五代时期的陈氏书堂，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陈氏书堂以“堂庑数十间”“书数千卷”“田二十顷”作为“游学之资”。选拔学生的标准很宽泛，称“弟子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焉”。教学内容也并不十分严格，往往因人而异。

　　北宋前期，中央给予科举及第者丰厚的精神及物质回报。为了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提升社会地位，那些无法进入国子监或地方官学的士人，“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形成一股建立新书院的热潮，白鹿洞、嵩阳、岳麓、泰山、茅山等着名书院在那时纷纷涌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在其《中国书院史》中曾提到，在两宋三百多年的历史中，书院达到了720所之多，在数量上超过了唐五代书院总和的10倍以上。“学而优则仕”，培养学术人才与科举人才并举，成了书院普遍采取的方法。

　　到了元、明、清时期，书院越来越受到朝廷直接控制，连书院山长的任免、教学内容的设定、经费的供给都由官方确定，书院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属机构，成了名副其实的“公务员考试辅导班”。

　　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副教授徐雁平表示，此时，科举考试的录取率成为了书院是否有名的主要标准，书院的一切教学活动都以科举为主要目标。为了让学生及早适应科举考试程序，书院甚至时常举行“模拟考试”，考试内容、方法等都与科举考试相似。一般每月课试两次，一次为官课，一次为师课。官课由府、县轮流出题、阅卷、给奖。

　　文社：科举考试前的“强化班”

　　所谓“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古代学子在科举考试前的心情，与今天应考的学生是一样的。不过他们的考前“强化班”，往往是提前一年就办起来了。徐雁平介绍，从宋元时期开始，学生们还以文结社，创办了文社（又称文会、文舍）这一读书人相互学习的场所，以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不过，文社更重要的功能是，帮助考生们复习科举中可能考到的知识、模拟科举考试、为即将到来的考试做好万全准备。当时的文社，不少是直接设置在书院里，由书院里的学生在考试前临时、自发组织而成，徐雁平将它们戏称为“科举强化班”。在“强化班”里，学生们常常一起作文，然后相互讨论学习，或者再请来老师做些点评指导。书院的老师自然不会拒绝，因为书院里出的举人越多，书院的名气自然也就越大。

　　不过，也有不依附书院而独立存在的文社。对于古时的名门望族来说，家族的兴盛与族中子弟是否获取科名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科名也逐渐成为了衡量家族的重要标准。为了增加家中子弟的中举率，一些大家族会出钱，在祠堂边专门盖房子，建立起独立的文社，或与他族合办文社。

　　家长们以家族名义请来已经回乡的举人、进士们，或地方上有名气的学者担任老师，然后将全族子弟一起召集起来，共同复习应考。清朝道光时曾任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的梁章钜，家族就一直有设立文社的传统，而他的祖父、父亲、伯父、叔父、兄弟以及他本人，也全部考中过举人，可谓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家族”。

　　有的地方也会在乡里集体筹办建立文社，由地方上的有钱人共同出资建舍、请老师，供乡里的学子们复习赶考之用。为的是那些高中科举的学生们如果将来做了官，可以回报乡里。这样的情况在当时安徽徽州一带特别盛行，而那些捐了钱建文社的人的名字，还会被记录在地方志里，算是“千古留名”。不过，随着后来限制结社的禁令的颁布，全国各地红红火火的文社活动，也就逐渐平静了。

　　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老庄玄学盛行，人们多讲求养生之道，医学也就自然受到重视。可是医道精深，无论是诊病还是辨识药材，需要多年的苦心钻研才能实现精准。因此，当时的医生不少都医术不高、医德不良。于是，北魏宣武帝下诏建立医馆，教授医学知识，成为我国最早的由官方设置的专科“辅导班”。

　　到了唐代，医学科目被设置在中书省下太医署中，朝廷聘请来专门的博士（教师）进行教学。教学内容也更加明细化，主要分为：医学、针学、按摩、咒禁。其中医学又分五科：体疗（内科）、疮肿（外科）、少小（儿科）、耳目口齿科和角法科（拔火罐等）。根据教育史资料记载，当时的太医署中还设有“药园”，设药师，收学生16人；中书省下秘书省所辖的太史局（后改司天台）中，设置天文博士2人，教授90名天文观生和50名天文生；历博士1人，教授55名历生；局中还设漏刻博士6人，教漏刻生360入，学习计时、报时。太仆寺设兽医博士4人，教授学生百人。太卜寺设卜正博士2人，卜筮助教2人，教授卜筮生9人。此外，门下省设有弘文馆和校书郎，校书郎掌校理典籍、刊正错误，其下有拓书手、笔匠、楷书等职员，招收学生30人加以训练。

　　除了官办培训班，家族“开小灶”，是古代理科“辅导班”的另一种重要形式。

　　如果家族中有一位专家，子孙便享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最典型的便是医学，它一般都是世代家传，如明朝名医李时珍，就是祖孙三代行医。还有的名医一方面行医，一方面着述、收徒。私家传授与官府医学教育不同之处在于，在学习基础医学知识之后，还会传习教师自己的医术、着述、秘方，有的形成不同的流派。天文、算学、舆地（地理）等专科知识的传授也与医学类似。如着名科学家祖冲之的儿子，幼年就传习家业，而他的儿子也传家学，在历算方面十分精通。名气大了，一些着名理科学者也开始收徒，如元代大数学家朱世杰教授数学，“踵门而学者云集”。

　　主攻科举：主要是教学生熟悉考试的套路

　　与现今的补习班一样，古代的“补习班”也是考什么教什么。

　　由于科举考的多是儒家传统文化，因此书院、文社和官学一样，大多以传授儒学经典为主，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随着科举制度和儒学的发展，元代大德以后，程朱理学的《四书集注》也成为了官方教材。

　　徐雁平表示，自从八股文成了科举考试的敲门砖后，“补习班”里除了要学生们熟读四书五经，老师们也会经常命题，锻炼学生们写八股文的能力，熟悉八股文的格律、步骤等。

　　在宋朝和唐朝科举考试中，策问一科也是学生们的重点复习对象。策问主要是由考官提出政事问题，要求学生们以史为鉴，提出对策。策问的考试范围很广，涉及政治、教育、生产、管理、地理等等，比经义准备起来难度更大。此外，一些“年度热点问题”，如当年的自然灾害、河运海运、粮食问题等，也是考生在上考场前必须摸清楚的重点，有的学生甚至会事先针对可能的考题先写好回答并背熟，只待一旦考到，便直接往考卷上默写出来。

　　清朝还有一个重点考试项目——试帖诗。虽然以诗作为考试项目始于唐代，但宋朝时被取消，元明两代也一直没有恢复，直到清代乾隆时，才被重新列入考试科目。清朝的试帖诗基本在经史子集范围内，不过出题诗格式限制比前代更为严格。因此，学生们在“补习班”中也会先将试帖诗的套式练习好，然后拿着准备好的几个套路，去应对考试需要。

　　发展模式：明朝起，“补习班”从农村走向城市

　　据张仲礼的《中国绅士的收入》一书中记载，根据所在书院、书塾或文社的名气、坐落地点及自身身份的不同，每位教师的薪资水平也会有很大落差。

　　有些历史悠久的书院，由于能得到官府的经常性津贴，因此有充分的财力资源支付管理人员和教师的薪酬。此外，还有一些建于省城或富裕地区的完备书院，也可以以高薪聘请着名学者。这些地方的教师除了固定的薪酬外，很多还能从书院获得以聘仪、程仪、薪膳、节仪等名义发放的款项。有的学生还会给老师送上“孝敬费”，也就是“贽礼”。比如南京的中山书院，是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后重建的，根据书院的新章程规定，书院山长的年收入为984两银子，其中800两为工资，160两为伙食补贴，24两为节敬。

　　不过，与这些着名书院教师的“小康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边远地区或没有名气的学校教师的贫寒困境。如陕西靖边西城书院的讲席，每年只有6万铜钱的薪水和6千铜钱的过节费，加起来不过55两银子。

　　而如果在小地方的书院、文社等当老师，有身份的学者一年的收入基本上在30到150两之内，而那些普通教师的年收入，则不足50两银子。比之19世纪80年代，一个居住于北京的富裕五口之家一年980两的消费水平，一些教书匠的生活境况，就显得局促多了。

　　随着科举越来越受士人看重，官府对民间教育的控制也越来越多，从明朝起，文社、书院等便越发具有功利性。那些原本为了在安静的环境中讲学，而特意隐居山林或荒郊野外的书院，为了方便学生上学，逐渐开始往城市搬迁，而失去了最开始时以文会友、探讨学问的纯粹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