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通史 明代士大夫的流行风尚

　　中国古代是如何处置逃兵的？

　　连坐家属的“士亡法”

　　东汉末年的战乱中，曹操集团逐渐获取中原控制权。曹操将他军队中的士兵一律划为“士籍”（或称“士家”），户口单列，世袭为兵。士兵家属集中迁居到许昌一带居住，作为人质，如果士兵有逃亡、叛降行为，就连带处罚其家属。士家的女子不得外嫁，只能在士家之间通婚。另外，曹操还特意制定“士亡法”。原来东汉末年的法律规定，凡是士兵逃亡的，官府可以逮捕其妻子、子女进行拷打，追究其去向。曹操觉得这样处罚还不足以威慑士兵，在“士亡法”中规定，逃亡士兵的父母、妻子、子女、兄弟都要株连处死。

　　《三国志·魏志·卢毓传》记载了一件“士亡法”公布不久后的案件。有一位妇女白氏，由父母包办嫁给了一个士兵，才过门没几天，连丈夫的面都没见过，那个士兵就因失踪被判定为逃亡。负责审判的大理寺依据“士亡法”判处白氏死刑。上报到朝廷，门下省“贼曹”的官员卢毓引经据典加以反驳，说：“女子要经与丈夫见面同房，才成为人妇，所以《诗经》有‘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我心则夷’。而《礼记》又说，女子如果没有在丈夫家的祖庙牌位前见过祖宗，死后要归葬娘家，因为她还没有成为人妇。这位白氏生有未见之悲，死有非妇之痛，而法官就要判她死刑，那么正式成婚的如何来加重处罚？法律对此并无明确规定，法官只是在比附判案，那么按照儒家经典‘附从轻’，比附类推论罪应该从轻处罚。《尚书》也说‘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白氏是经过了正式礼聘及过门的程序，可以处刑，但处死刑就过重了。”曹操听了他的汇报，感叹说：“卢毓的意见是对的，他引经据典，使孤叹息。”白氏由此才逃得一命。

　　过了几年，又发生一桩案件。曹操军队中的吹鼓手宋金等人在合肥逃亡，宋金的母亲、妻子以及两个兄弟都在许昌被捕，法官上报，建议按照“士亡法”全部处死刑。当时担任丞相府“理曹掾”（主管司法的低级官员）的高柔向曹操建议：“士兵逃亡确实是可恨，但是我觉得其中有不少人是会后悔的。我请求凡是逃亡的不要连坐诛杀他们的亲属，一来可以使敌军宣称我军残暴的宣传破产，二来也可以诱使逃兵有归还之心。只要按照原来的法律就足以使士兵不至于轻易逃亡，再加重处罚到连坐亲属，我以为现在的士兵见到有人逃跑的，为了躲避连坐也跟着逃亡，这样的重刑并不能制止逃亡，恐怕还要增加逃亡。”曹操接受了他的意见，宋金的家属都没有被杀，并将法令修改为逃亡士兵亲属没为官奴婢。

　　曹魏废汉建国后，高柔被任命为主管审判的廷尉。有一个叫窦礼的士兵出营后失踪，军营以逃亡上报，请求追捕，并连坐窦礼的妻子、子女为官奴婢。窦礼的妻子每次过堂受审都连呼冤枉，可是各级官府都不予理睬。案件上报到廷尉，高柔亲自审讯：“你怎么知道丈夫没有当逃兵？”窦礼的妻子流着眼泪说：“丈夫从小失去父母，后来奉养一位老太太当作自己母亲，非常恭谨；而且他又疼爱儿女，爱抚看护，绝不是不顾室家的人。”高柔再问：“那么你丈夫与人有仇吗？”答：“丈夫很善良，与人无仇。”高柔追问：“你丈夫与人有钱财交易吗？”答：“曾经借钱给同营的士兵焦子文，后来追讨几次都没有还债。”恰好这时焦子文为了一个其他罪名关押在监，高柔立刻提审焦子文，严词追问，焦子文承认是他为了赖债而杀死了窦礼。高柔派人押着焦子文到作案现场，挖出了窦礼的尸体。魏文帝曹丕下诏立即释放窦礼的妻子和子女为平民，并且将这个案件颁发到全国司法机关，警惕窦礼这样的冤案再发。

　　处置逃兵的法律演变中国古代战争中，士兵都是被强制服役的农民，在大多数时代，当兵并不能带来身份上、经济上的明显好处。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的文化环境下，当兵要冒身体毁伤、陷己不孝的下场，也很难得到精神上的激励。因此古代统治者为了能够驱使士兵为自己卖命，只好严惩逃兵。曹魏的“士亡法”并非个案。

　　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的处置逃兵法律，是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军爵律》两条条文。一条是规定士兵每五人编为一“伍”，其中有一个士兵逃亡的，其余四人都要受罚两年的劳役（如有战功斩敌一颗首级可以免罚）。这种连坐法使全体士兵出于自身安全考虑而互相监视，大概是各国军队普遍实行的。另外一条规定，如果在战场上“失踪”，军队已经上报他阵亡、国家对他的后人进行了抚恤、授予爵位，可是后来查明他是在战场上逃跑，并没有死，就要剥夺他后人所得的抚恤及爵位。这人日后回到家乡，就“以为隶臣”，成为国家奴隶。

　　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士兵在战场上斩获敌军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一级爵位，国家按照爵位来分配土地，授予种种法律上、社会生活上的特权。因此秦国军队总的来说士气高涨，被孙卿子评为是战国最强的军队，“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荀子·议兵》）。因此逃兵问题或许不那么严重，处罚还不算很重。

　　唐律的《捕亡律》将逃兵罪名区分为已出征临战时的逃亡、平时镇守驻防时的逃亡两大类。凡是军队已出征上战场，士兵逃亡一日徒一年，一日加一等，逃亡超过十五日判处绞刑。如果是在作战时逃亡的处斩首。凡是平时镇守驻防，士兵逃亡一日杖八十，三日加一等，最高加到流配三千里为止，没有死罪。

　　唐末五代时期军阀混战，为了防止士兵逃跑，朱温（后梁太祖）下令在士兵脸上刺上军号（用针刺字后再涂上墨汁），在道路关口设立岗哨盘查，发现刺字的逃兵就予以处死。这个办法迅速被各个大小军阀采用，也被宋代继承，士兵一律刺面，并设“逃亡之法”。刺面的禁军逃亡，满一日处斩首。北宋仁宗改为逃亡满三日，斩首。北宋神宗王安石变法期间改为逃亡满七日，处斩首。这个法律一直维持到南宋灭亡，只不过各代皇帝往往下诏特赦逃兵的死罪。

　　明律继承了唐律将逃兵罪一分为二的立法原则，但不采用按照逃亡日期来定罪量刑。《兵律·军政》规定，军官军人出征时逃亡的，初犯杖一百，充军继续出征；再犯者处绞刑。而各地驻防军人逃亡的，初犯杖八十，继续服役；再犯杖一百，发往边远地区充军服役；三犯处绞刑。

　　清律沿袭了明律的规定，只是将两种逃兵罪名的绞刑都改为“绞监候”（监禁等待秋审最后决定是否执行绞刑）。可是在后来的清代条例里，却不分出征、驻防，只要是“在营”的将士逃亡的，一律加重为斩立决（不经秋审报朝廷核准后立即执行死刑）。在战争结束前自首的，发遣到各省驻防八旗为奴；战争结束后才自首的仍然斩立决。

　　“军令如山倒”

　　中国古代军事制度里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赋予指挥官对于手下将士的生杀大权，成文法规的效力在军营居于指挥官军令之下。因此指挥官有权决定有关逃兵处置的这些法律在军营是否执行。比如唐朝张仁愿主建三受降城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和历史上很多着名统帅一样，张仁愿是位文官出身、由朝廷监察官员转化而来的边疆统帅。唐景龙二年（708年）张仁愿率军击破突厥大军，追击跨越突厥与唐朝军事分界线的黄河一线。张仁愿注意到突厥每次入侵都会先在黄河以北的拂云神祠“祭酹求福”，同时集结兵力、放牧战马。他向朝廷建议，乘这次突厥兵败，夺取黄河以北要地，在黄河主要渡口处修建三受降城：在原来的拂云祠建中受降城（今内蒙古包头市西），以东三百余里地建东受降城（今托克托南、黄河北岸、大黑河东岸），以西三百多里建西受降城（今杭锦后旗乌加河北岸、狼山口南），作为防御突厥入侵的前哨阵地。

　　唐睿宗批准了这个计划，下诏当地已服役期满的士卒全部留下筑城。张仁愿立即着手开工，而士兵们心怀不满，有两百多名咸阳籍的士兵离队逃亡。张仁愿下令追捕，全部抓获后一齐斩首。由此士卒们不敢懈怠，只能寄希望于尽快完工可以回家。只花了六十天，就筑成三城。以后又逐渐建立一千八百所烽火台，这条边防线有效保障了唐朝北部的边境安全（《旧唐书·张仁愿传》）。

　　除了“军令如山倒”外，历代也允许指挥官对所部制定规则。比如明朝以训练精兵出名的戚继光，在《练兵实纪》等军事着作里记载了自创的“营规”。他处置逃兵的办法并非仅仅依靠死刑恫吓。他主张“详责成”，所有违犯军法军令的行为都要连坐军官，每一单位的士兵都要连保，如有逃兵，一队中“一半送监”，其余一半进行缉拿，都要革去“月粮”。一年未抓获的，全队发往边防巡哨三年，而且全队士兵在抓获逃兵以前只能拿一半兵饷。同队有士兵揭发的，全体不必连坐，如果无人揭发，就要全队连坐。这些制度后来大多被清末的湘、淮军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