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加分的诟病，年年禁、年年有。其实，回顾中国历史上的人才选拔机制，各种荒唐、离谱的加分内容也不少。
“皮相分”
汉魏时期选拔人才没有统一考试，实行的是察举制，看似重才德孝悌，不过相貌也颇为要紧。于是，加分出现了，且称之为“皮相分”——长得帅的加分，长得丑的扣分。想来也有道理，红尘中人哪个不喜欢美女帅哥呢？
刘邦的功臣陈平，原先是魏王咎手下的小吏，因为长得英俊潇洒，坊间传言他跟嫂子通奸。但刘邦根本不在乎这些，第一次见面就给了高分，直接拜为都尉，“使参乘、典护军”，令樊哙、周勃等十分羡慕嫉妒恨。西晋的美男子潘安，二十多岁在太学读书，成绩一般般。权臣贾充负责察举，给他加了“皮相分”，转眼就做了高级参谋。
因皮相被扣分的人，也不少。凤雏庞统有才，长得却磕碜，浓眉掀鼻、黑面短髯，面试时，被刘备扣分；西蜀名士张松，是个小个子，其貌不扬，曹操也给了零分。
到了隋唐，开始有科举考试。但考试成绩只是选拔标准之一。所谓“身、言、书、判”四项标准中，“身”排第一，体格相貌依然是加分首选。书面成绩相同的考生，谁能踏上显贵之路，很有可能和相貌有关。中唐名臣卢杞就是因为相貌不够帅，常被人说笑。其实他的出仕源于祖荫，其父祖辈都做过宰相。
唐代大诗人罗隐，书读得好，着述颇丰，可是从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开始，连续七年应进士试，总是名落孙山。相传当时宰相郑畋的女儿特喜欢罗隐的诗，盼望能见一面。有天罗隐来访，郑畋安排女儿在珠帘内窥视，郑女瞧后，终生不再朗读罗隐的诗。
到了明清时期，皮相加分变成了“大挑”。所谓“大挑”，就是将参加会试三科不中的举人集中起来，不考文章考相貌。而且，考官们还要以“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个象形字来对照举子们的体形、相貌进行品评，多少有点伤人自尊。
比如“同”指长方脸，“田”指四方脸，“贯”指人的头大而身体直长，“日”指身体端直而高矮肥瘦适中。符合这四字，就可能获得加分重新被录取。后四个字，“身”代表不正，“甲”比喻头大体小，“气”则一肩高耸，“由”则头小体大。沾上其中任何一个字，卷铺盖回家。
人长得丑，就一定没有治国才能？大家恐怕都会想到一个反例：宰相刘罗锅。不过，电视剧里是戏说，历史上的刘墉并不驼背，人家一步步从秀才、举人到进士，就算不帅，起码也是大众相貌。如果是驼背，光靠“官二代”的身份，怕是没法做官。倒是评剧《徐九经当官记》比较靠谱，徐九经考中状元，因四肢不称、五官不美，被扣“皮相分”，在官场拼了二十多年，清廉官声震天响，却始终只能混基层。
“口语加分”
和现在一样，普通话标准的人，面试时总能获得额外的青睐。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时期，疆域都不小，所谓“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学子们来自五湖四海，南腔北调自是难免。如果一个士子在殿试时面对皇帝问策，叽里咕噜说了老半天，皇帝一句也听不懂，前景自然暗淡；反之，一口字正腔圆悦耳动听的“普通话”，皇帝一高兴，得到加分也正常。
当然，古代的“普通话”不仅取决于皇帝自己的方言、或者皇帝建都的地方，也取决于当时掌握大量资源的社会主流群体说什么话。
两宋的“普通话”，是开封、洛阳一带的语言。陆游说：“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南宋着名的“倒秦（桧）斗士”胡铨，是江西庐陵人，他颇谙口语加分的重要性，从小特别注重口音的矫正，26岁时，洛阳话已说得流利而标准，因此殿试时得到宋高宗的赞许，顺利中了进士。当时的庐陵知府刘敏才，把胡铨学口语的本事当成教材，要求子女向胡铨学习，还把大女儿嫁给了胡铨。
元代的秦起宗，在这方面算是胡铨的徒弟。他从小在军队里长大，忽必烈占据中原后，秦起宗多长了个心眼——自学蒙古语。因交流没障碍，很快得到加分，“通蒙文而入仕”，后来官居兵部尚书。
相反，有家乡口音的士子，往往会吃亏。宋光宗时的赣南秀才陈元石，满口艰涩难懂的客家话，让主考官赵汝愚听得眉头紧锁，结果名落孙山。几乎是同时期，河南籍士子郑钥却占了口语的大便宜，19岁即高中一甲第四名，还做了魏国公陈俊卿的侄女婿。
古代还有些加分方式，比如字写得好可以加分；老爸曾有功于朝廷，儿子也能获得加分（如荫补）；某个士子有特殊技能，即便科举成绩不够录取，皇帝也会给加分，赐“同进士出身”，等等。总而言之，古代选才制度中的加分，除去部分对于相貌的偏见外，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公平公正的一种修正和补充，不像今日，充满着利益驱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