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职 官职古今对照一览

　　两河流域，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又称美索不达米亚，在希腊文中的含义为"河间之地"。幼发拉底河，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伯拉大河，长2700公里，流域面积444,000平方公里，是西亚地区最大、最长的河流。幼发拉底河起源于土耳其高原地区，在土耳其中部，数条支流加入，构成幼发拉底河上游区域。在土耳其东南部，哈布尔河加入，成为幼发拉底河最重要的支流。幼发拉底河在土耳其境内长度仅为全长的30%，但其流量的94%来自土耳其山区。在今叙利亚哈拉布（阿勒颇）东北120公里处，幼发拉底河进入今叙利亚境内。在进入今伊拉克境内时，幼发拉底河几乎与底格里斯河平行，两河之间最宽距离不超过160公里。幼发拉底河流域年流量28亿立方米，在四、五月间流量最大。幼发拉底河自古以来就是中东地区的交通要道，因其水流平缓，早期居民就很早就在幼发拉底河上航行，它还是重要的界河。西亚地区第二大河流底格里斯河发源于亚美尼亚高原，总长约1840公里。主要支流为大小扎布河、底亚拉河等。起源于今土耳其境内的大扎布河和起源于伊朗高原的小扎布河是底格里斯河的发源地，在上游地区，底亚拉河加入，它起源于伊朗高原。在中游和下游，陆续有5条以上支流汇入底格里斯河。今天的底格里斯河上游流经亚美尼亚和亚述地区，在下游与幼发拉底河汇合组成阿拉伯河流入波斯湾，阿拉伯河长190公里，在古代，阿拉伯河并不存在，基本在今两河汇合处，两河已经分别流入波斯湾。

　　古代两河流域气候不似今天一样干燥，气候为大陆性亚热带半干旱类型，北部和东北部山区为地中海型气候，季节只有冬夏两季，雨季从每年12月至次年2月（在山区从11月至次年4月），冬季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2度，有时有霜冻。夏季炎热干燥，白天最高气温可达49度，夜晚最低气温也仅为26度。年平均降水量为154毫米，但60%的地区降水量低于100毫米，而东北部山区则为1200毫米。古代的波斯湾海平面高于现代，气候也较现代更加湿润，年降水量推测在200—400毫米之间。

　　两河流经地区地形各异，上游主要是山脉和高原，中游以丘陵和草原为主，下游为冲积平原，在波斯湾入海前形成大片沼泽。在两河流域地区东部和东北部是伊朗高原和扎格罗斯山脉，西北部是陶鲁斯山脉，西部经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与地中海相连，南部为叙利亚沙漠和阿拉伯沙漠，东南部为波斯湾。这样的地形地势决定了两河流域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中上游，农业生产以畜牧业和天然农业为主；而在下游地区，农业生产主要依靠人工灌溉，园林业和渔业是重要的辅助生产部门。此外，幼发拉底河河水平缓，不利于大型船只航行，灌溉为主要功能，但小型船只可以通行，特别是古代两河流域人用芦苇和沥青制造的平底船至今仍是幼发拉底河航运的主要工具。

　　西亚地区是世界上农业最早发源的地区，最早的农业在安那托利亚高原和扎格罗斯山脚地带兴起，主要依靠自然雨水灌溉，后来随着人类控制水的能力逐渐加强，农业地区逐渐南移，向两河流域冲积平原地区扩展，灌溉农业大约从6000年前开始兴起，南部冲积平原地区是灌溉农业起源地区，南部地区最南端靠近海湾地区有大片的沼泽地和椰枣林。农业发展直接影响了人类的生活和居住方式，南部地区因此产生了最早的人类文明。

　　一、古代两河流域国家起源的时间——考古学分期

　　●农业革命（公元前9000年）；

　　●哈苏纳（公元前6000-5800年）——萨麦拉（公元前6000-5500年）——哈拉夫（公元前5500-5000年）——欧贝德文化期（公元前5000-4000年）；

　　●乌鲁克时代；

　　●乌鲁克一期-二期（公元前4000-3700年）；

　　●乌鲁克三期-四期（公元前3700-3100年）；

　　●乌鲁克四期/捷姆迭特那塞尔时期（公元前3100-2900年）——早王朝一期（公元前2900-2700年）——早王朝二期（公元前2700-2600年）；

　　●早王朝三期（苏美尔城邦时期）（公元前2600-2234年）。

　　二、市化进程与古代两河流域国家的起源

　　古代两河流域国家起源的过程始于农业革命，人类定居生活开始时。在安那托利亚高原地区的查塔·胡孜克（Catal Hüyük），发现了人类最早定居生活的遗迹，时间在公元前9000年。当人类定居下来的时候，农业生产就已经成为人类最主要的生活方式。因为农业生产有播种期、生长期和收获期的差别，在农业生产的早期，狩猎和采集等原始生活方式仍然是主要的生产部门，农业很可能在当时仍然是生产辅助部门。农业生产所获得的产品仅在收获季节时成为主要的生活来源。畜牧业也一样，牲畜饲养过程中，狩猎和采集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查塔·胡孜克的发现证明，当时的人类已经渡过这个阶段，农业、畜牧业已经成为主要生产部门。

　　同样的情况在沿着幼发拉底河的多个遗址都有发现。同时，随着农业、畜牧业的进步，手工业逐渐开始成为生产生活的主要内容。在哈苏纳、萨麦拉、哈拉夫诸遗址中，陶器是各地区及其所属时期的标志性器物。而且，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文化中心逐渐南移。大约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两河流域冲积平原最南端的欧贝德成为一个新时期的代表，古代两河流域国家的载体——城市在这个时期诞生。而城市化进程在人类开始定居生活后就已经开始。

　　公元前7000年，在西亚地区，农业的发展水平迅速提高，农业产品已经可以保证上千人的需要，可以保证稳定的定居生活，居住密度也日益增大，人群居住已经从最初的村庄发展到早期小城镇的阶段。最早的集中聚落是位于叙利亚北部的杰里科（Jericho）和安那托利亚高原南部的查塔·休於。这两个聚落的规模仅稍大于当代的大型村庄或小城镇，有些学者认为杰里科坚固的城墙及防御体系证明它已经发展成为城市，但其并非一个居住体系的中心，因而应视为前城市居住形态。

　　早期城镇的发展集中在天然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比如，杰里科位于约旦河附近，是早期天然农业的主要耕作地区，充足的水源和降雨使得这里成为人类最早定居的地方。公元前7000年，杰里科聚落面积已经超过10英亩。杰里科的农业经济依赖于大麦和小麦耕作；饲养家畜，主要是羊，供应肉和奶；狩猎仍然是主要经济部门，狩猎瞪羊和各种湿地鸟类供应肉和皮毛的需求。查塔·胡孜克位于土耳其南部，稍晚于杰里科。考古发现证明，查塔·胡孜克的经济门类较杰里科更加多样。农业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狩猎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家畜饲养的规模和种类远远大于杰里科。居民的食品结构非常丰富，包括各种谷物、豆类、浆果类、果酒、植物油等。在这两个地区，交通同样发达，周围地区亦有丰富的资源，因此贸易很早就已经产生，并且是主要的生产部门之一。杰里科附近有盐、硫磺和沥青产地，是主要的经济作物和商品。杰里科的农业、畜牧业产品用于交换来自安那托利亚的黑曜石、西奈的绿松石和红海的贝壳。查塔·胡孜克的贸易范围更加广泛，这里的居民不仅与周围山区居民进行产品交换，还向今叙利亚和地中海地区扩展，它的贸易体系是间歇性的，不稳定的，没有连续性，因此，查塔·休於的影响并没有继续扩大，这可能是它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衰落的原因之一。查塔·休於还是重要的手工业中心。在墓葬中发现的燧石和黑曜石武器、首饰和黑曜石镜是新石器时代最精致的产品，证明这个时期物质文明已经比较发达。

　　随着聚落规模的不断扩大，房屋的形制规模也不断变化，专门的宗教建筑和设施、城市防御设施开始出现。不久小型宗教建筑设施出现，用数量众多的小塑像和动物雕刻进行某种宗教仪式。此外，当地居民还雕刻了与人同高的塑像和头像，这些塑像可能用于祖先崇拜。

　　在杰里科和查塔·胡孜克发展的鼎盛时期，在两河流域上游地区，居民从小群体的、以采集和狩猎维持生计的、流动的生活状态向定居生活转变，形成早期聚落。早期聚落各自分散和孤立，主要集中在两河流域北部的峡谷中。

　　公元前7世纪中期，在两河流域北部地区，新型陶器出现，它在色彩和装饰上代替了史前简单的器皿形制。这个时期被称为哈苏纳时期。这个时期，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进一步发展，狩猎活动仍然是实用的生产部门。公元前7千纪末期，在哈苏纳遗址群出现新的陶器形制。陶器用火烧制，色彩更加丰富、装饰奇特，这个时期被称为萨麦拉时期，地域范围从今伊拉克中部向南扩展。在下一个文化期——哈拉夫时期，出现了更加细致的陶器以及新的房屋形制。哈拉夫文化期持续约600年，最重要的特色是哈拉夫文化的精致彩陶。哈拉夫文化本身集中在北方，但其影响从地中海沿岸到叙利亚北部直达伊拉克中部和北部。

　　在西亚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农业和畜牧业已经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狩猎和采集显然还发挥着一定作用，商业贸易也已经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之一。在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剩余产品出现，人们利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狩猎等生产的剩余产品进行交换。人类定居生活在此基础上已经十分稳定，房屋建筑日益坚固，陶器等手工业品制品越来越精美，商业贸易中开始出现了奢侈品。在村落内部，由于农业、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出现了脱离农业和畜牧业的专门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这样的村落成为后来城镇出现和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等级分化的前奏。在村落和城镇中开始出现了贫穷的劳动者、农民、手工业者和富裕的商人。社会复杂化现象已经开始呈现。而从这个时期开始，两河流域下游地区聚落的发展速度逐渐超过北部地区，南部平原上聚落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超过北方聚落。这个进程发生在大约公元前4000年，即两河流域考古学上所称的欧贝德文化晚期和乌鲁克时代早期。而在北方，查塔·休於和杰里科、哈拉夫等遗址衰落，并且没能像南方的早期聚落一样继续发展成为真正的城市和国家。

　　欧贝德位于乌尔附近，欧贝德文化以此遗址命名。欧贝德文化起源于两河流域南部，后来在北方取代了哈拉夫文化，通过贸易和文化传播，影响达到波斯湾，到达今巴林、阿联酋地区。欧贝德时期最典型的彩陶器物，为浅黄色或绿色，用褐色或黑色几何图案装饰。在欧贝德还发现了两个赤土陶器女性人头像，属于公元前4500年，但其源流可追溯自公元前6千纪，具有南部冲积平原早期聚落特点。另一个典型器物是赤土雕像，表现一个正在哺乳的妇女形象，雕像上有珠宝装饰，有纹身，身材细长，脑形细长，眼睛突出，是典型的欧贝德文化特征。

　　欧贝德文化时期灌溉农业迅速发展。这里位于两河流域下游冲积平原，有大片湿地，在传统的狩猎和渔业基础上，欧贝德时期出现了更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灌溉农业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角。

　　欧贝德时期的居住形式以小型聚落为主，是由几个大型村落组成的聚落，其规模大于之前任何一个时期的村落。聚落依水源而居，规模不超过10万平方米。欧贝德时期的房屋面积远大于此前任何一个时期的建筑，特点是三进院落，沿中心大厅两侧建造房屋。这种格局后来在神庙建筑中延续下来。墓葬出现了砖造墓穴，有私人用品陪葬，陪葬品中没有明显的财富差别。神庙位于聚落中心，规模较大，多为泥砖结构，不用于日常居住，所有神庙样式相同。在埃利都遗址，考古发现的神庙建在平台上，后来逐渐建成多级塔庙。

　　欧贝德时期，农业和畜牧业的迅速发展导致剩余产品数量不断增加，足以支持非农经济部门和人口的需要，因此出现了职业的专业化分工。手工业，如陶器制造、金属制造和珠宝制造都已经高度发展。贸易是重要的生产部门，可能已经出现专业商人进行长途贸易。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已经超出生产和交换日常生活用品的范围，有能力和余力生产奢侈品和饰品。这些专业集团的相互影响促进了各个领域的改革和创新，不仅在技术领域，也在社会领域。在古代两河流域地区，商业和社会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受宗教的控制。其中心在神庙，神庙的主要人物为祭司，他应该同时也是宗教仪式、政治和经济领袖。神庙中心和祭司的出现证明在由村落组成的聚落中出现了地位较高的聚落中心，它可能是一个中心村落，也可能是各村落推举的中心，也可能是一个新村落。与原来的村落相比，新的聚落由内外平等、自主的村落形态发展为存在主从和不平等关系的聚落。中心聚落有政治、军事、文化和宗教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宗教建筑成为在精神上凝聚全社会的宗教中心，周围的普通聚落则失去平等、独立地位，与中心聚落形成半从属关系。欧贝德时期，以掠夺剩余产品为目的的战争出现，聚落中出现了防御体系。新石器时代末期青铜制造业的发展保证了武器的进步，与城市和村庄的防御体系共同促进了军事职能的发展。政治、经济、宗教和军事职能在聚落中出现；手工业和商业活动从农业和畜牧业中脱离，出现了专门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聚落被农田包围，这些都证明，城市开始出现。

　　根据后来《苏美尔王表》的记录，城市是神创造的，神最早建立的城市有埃利都、乌尔、乌鲁克、西帕尔、舒如帕克等。巴比伦人编写的史诗中写道：当芦苇没有长起，树木没有出芽，房屋没有建造，城市没有产生，所有的土地都是大海的时候，埃利都建成了。埃利都是王表中提到的第一个城市，是水神恩基/埃阿的城市，位于两河流域最南端靠近海口。

　　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欧贝德时代结束，古代两河流域史前历史发展进入乌鲁克时代。欧贝德彩陶逐渐消失，代之以灰色和红色磨光陶器。大约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苏美尔人迁徙到两河流域冲积平原地区。居民成分的变化并没有影响两河流域地区社会演进的进程，从欧贝德时期到乌鲁克时期，房屋建筑样式、神庙格局、防御体系等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证明这个转变是和平过渡的。这个时期的定居聚落在社会演进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城镇中的统治者和专业手工业人员的产生对公元前4世纪的一系列重大发明有重大贡献，如车轮、犁、书写和青铜的使用，这些发明后来成为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乌鲁克城市的迅速发展使得它成为这个两河流域文化的代表。

　　古代乌鲁克位于幼发拉底河岸边。遗址位于幼发拉底河北岸，纳西里耶和塞马沃之间。古典文献称为乌努克（Unug），现代阿拉伯人称瓦尔卡（Warka），旧约圣经称埃莱克（Erech）。城市由两个独立聚落组成，它们是库拉巴和埃安那（Kullaba and Eanna），二者在乌鲁克时期合而为一，成为一个占地约80公顷的城市。

　　这个时期，在整个两河流域南部地区，以城市为中心的聚落规模开始扩大。欧贝德时期形成的两级聚落逐渐被更加复杂的三级聚落或四级聚落取代。在聚落的发展过程中，文字出现并广泛用于社会管理；以神庙为标志，宗教的作用日益增强；贸易，特别是长途贸易不断发展。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促进了国家的最终形成。

　　三、文字、印章的发明、使用与古代两河流域国家的起源

　　文字的产生适应了社会复杂化进程的需要。根据考古发现，最早的文字雏形出现在乌鲁克三期。在乌鲁克四期，文字应当已经出现，但考古发掘并没有发现有字泥板。在乌鲁克时代末期，即捷姆迭特那塞尔时期，文字记录正式出现。文字产生时，古代两河流域地区有大规模移民的迹象，在乌鲁克周围发现的100多个属于乌鲁克四期的聚落遗址，其中仅11个遗址有原始居民居住的证据，其余90多个聚落遗址应非当地居民人口数量迅速增长的结果，应是移民的新建聚落。在这些社会组织已经相当复杂的聚落里，依靠记忆的记录手段显然已经不可能胜任社会管理的需要，必须寻找另外的更为可靠的方式，文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出现的。

　　目前我们所能发现的文字出现以前的记录方式大约有5种。（1）记数用的算筹；（2）有印鉴的算筹包或球；（3）记数泥板；（4）重量单位；（5）印章。

　　最早的算筹用石头制成，一个算筹代表一个计量单位。大约公元前7千纪时，陶筹逐渐取代石筹，出现了形状不同的算筹，球形、菱形、圆盘形、四面体形等，每种形状代表一定的计量单位。有印鉴的算筹包或球的种类有数十种，用陶土制作的空心包或球内部装上不同形状数量的算筹，是比较复杂的记录方式。装在里面的算筹形状不同，它是否代表不同的计量关系？抑或是代表不同种类？这个问题目前并没有得到明确解答。不可否认的是，它必定是比单个的算筹进步的记录方式。同时，一些散落的算筹表面开始出现一些符号，有些算筹的形状与后来一些书写符号的形状极其相似，可以推测，这些符号代表记录物品的种类。还有一些长方形或扁平或圆形的泥块或石膏块，上面刻着一些圆形符号，可能代表数字，因此称记数泥板，但是其计量标准目前还无法与已经确定的古朴文字时期的计量标准相吻合。

　　重量单位的出现和广泛使用进一步确证了，在古代两河流域地区国家起源过程中，管理职能的重要作用。文字产生前，两河流域地区已经出现重量单位。在早期文献中，出现了面积和容积单位，可以断定文字出现前，这些计量方法已经出现。考古发现中也发现了大量容量和体积统一的有斜沿的碗和冠形碗，占所有已发现陶器数量的80%，它们可能是大规模集体劳动时，统一分配食物、日用品等的量具。

　　这个时期，印章出现，成为社会记录管理的重要内容。乌鲁克晚期的印章应当代表个人。最早的印鉴内容多与宗教信仰有关，往往是一些人手提肩扛贡品面向一栋建筑，可能是神庙。后来，开始出现将实景图象高度抽象化的印章以及纯几何图形的印章，这类印章可以用工具进行批量生产。由于图形种类有限，印章间差别并不明显，因此不太可能是私人所有，应是集体所有。而且，这类印章发现地十分分散，所发现的这类印章的印鉴也不多，由此可以推定，这类印章可能是一种身份标识，相当于证件的作用。此外，在叙利亚、安那托利亚，甚至埃及都发现过这类印章，证明这类印章应当在商业贸易活动中广泛使用。再晚些，出现了几何图形化的实景印章，这应是实景印章的发展，既具有私人特色，又可以批量生产，差别仅在质地、体积上表现出来，证明社会发展日益复杂化。

　　当上述所有这些记录方式都无法满足日益复杂的社会需要时，文字就应运而生了。在捷姆迭特那塞尔时期，出现了最早的文字资料。在乌鲁克埃阿那神庙中发现了最早的文字书写证据，泥板上的语言所属不详，也无法阅读。但是，文字大部分是图画式的，至少可以读懂一部分。所发现的古朴文字泥板主要记录日常生活中物品、土地数量等。在一些纪念性建筑基址面，还有很多散落的泥板，泥板上为最早的图画文字和印章，记录着物品管理和工人配给情况。值得一提的是，最初的文字记录均是临时性的，在乌鲁克三期发现的泥板全部从灰坑中发现，说明这些记录是短期的、临时性的记录行为，没有保存功能。乌鲁克四期出土的有字泥板中有90%是收据和交易数量、财产数量的记录。乌鲁克发现的收据说明，在当时的社会里，没有收据的交易是不合法的，证明在乌鲁克四期已经出现法律规定的雏形，即使成文的法律一千年后才在两河流域地区出现。在捷姆迭特那塞尔出土的职业官衔表是最早的与物品清单、收据等无关的文字记录，它证明文字记录已经用于国家管理之中，也证明这个时期，国家已经形成。职业官衔表的记载证明，在两河流域早期国家中有了社会等级、官僚等级、职业等级的划分，宗教祭司、长老在国家管理和社会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文字产生并非国家形成的单一标志，文字在叙利亚的埃布拉和伊朗的苏撒几乎与两河流域南部地区同时出现，但苏撒的文字很快被两河流域地区发明的楔形文字取代，同时国家形式也代替了苏撒本地起源的政治组织形式。文字产生前后，发达的神庙和宗教组织是也国家出现的重要前提。

　　四、宗教与古代两河流域国家的起源

　　在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各种权力机构相继出现。在城市中，最早出现的组织机构应是神庙，宗教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从始至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宗教的起源远远早于人类定居生活。在4万5千年前，尼安德特人的生活中已经有了宗教崇拜的观念。他们在死者胸前涂抹上红色代表某种神秘的宗教含义。在定居生活开始之初，人类的宗教观念可能仅止于崇拜自然事物。在定居生活稳定之后，在人类生活的地方开始出现了与宗教崇拜有关的建筑，或是位于聚落中心的广场，或是一座高台，或是一个大房间等等。古代两河流域最早的神庙出现在欧贝德时期的埃利都，当时的神庙仅由一个神龛、祭坛和周围不大的地方组成，占地面积很小。之后，神庙面积扩大，神龛与祭坛之间的距离扩大，神庙开始建筑在高台上，这时的神庙应是一个集会场所，城市或聚落的居民在这里祭神、决议等。神庙也已经开始有聚集产品的功能。

　　在乌鲁克发现的乌鲁克时期的神庙建在欧贝德时期的神庙之上，表明宗教崇拜的延续性，在其他遗址，如埃利都、乌尔、吉尔苏和尼普尔都发现相同特征。在乌鲁克发现有两座泥砖建筑，高耸在平台之上。东边的称“白庙”，后来是供奉天神安努的神庙；西边的后来称埃安那，意思是“天之屋”，是供奉丰收女神伊南娜的神庙，二者分属原库拉巴和埃安那聚落所有，在城市合二为一后，神庙仍然保持了独立的经济地位。埃阿那神庙布局复杂，多级塔庙已经形成。白庙在建筑格局上相同，与其他同时期神庙规模已有所区别，证明城市保护神观念已经形成，城市保护神凌驾于其他神之上，也证明了社会权力、社会等级在这个时期已经形成。城市或城镇的保护神与城市同时产生，城市的居民都听命于该神，而同时供奉其他神。乌鲁克神庙的首要职能是管理方面的。乌鲁克的埃阿那神庙中发现了大量有关证据证明这里已经完全成为城市，甚至一个辽阔区域的经济中心。埃阿那神庙遗址发现的大量印章、印鉴、早期古朴文字泥板等所反映的多是与地区间贸易、产品交易、货物储藏等有关的事务。在神庙建筑中，出现了功能分区，大殿为祭祀神供奉神像之处，在中心庭院两侧为神职人员活动的区域，包括祭司及其他辅助人员的住处、神厨、神井、储藏间等。乌鲁克发现的古朴文字泥板就是在储藏间出土的。

　　神庙还是城市的经济和商业中心。储藏库里收藏着城市的各种产品，包括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贸易商品，神庙外庭院是城市的市场。此外，手工业中心也在神庙里，在埃阿那神庙发现了制作陶器和金属器的手工业作坊。其中金属器作坊面积很大，所能制造的金属器数量显然并非私人所有，可以断定，这是一个由国家和政治实体控制的工场。

　　五、贸易活动与古代两河流域国家的起源

　　此外，在国家形成过程中，贸易活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古代社会，贸易的含义不仅是长途或短途的商品贸易，还包括纳贡和掠夺。古代两河流域地区的贸易网络在国家产生前已经形成，与伊朗高原东北部、西南部、海湾地区、印度河流域、两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安那托利亚地区的贸易网络在公元前7千纪时就已经出现。乌鲁克时代晚期，以两河流域南端的乌鲁克等城市为中心，通过经济、贸易、军事和文化扩张等手段，在古代西亚地区建立一个交流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包括叙利亚巴勒斯坦；安那托利亚中南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中上游；亚美尼亚；伊朗高原西北部；伊朗高原西南部；海湾地区；印度河流域；埃及；爱琴海；地中海；安那托利亚西北部；阿富汗山区这样一个庞大的地域范围，形成了一个贸易的世界体系。

　　乌鲁克世界体系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公元前3700年开始，至少持续了400年，甚至可长达600年。而随着乌鲁克扩张和影响的深入，乌鲁克的核心地位逐渐确立，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关系形成。在乌鲁克扩张后期，随着乌鲁克社会和国家发展日臻完善，以乌鲁克为代表的古代两河流域南部城市势力逐渐强大，超过了被扩张地区，乌鲁克文化逐渐在各地占据主导地位，军事征服很可能成为扩张的主要手段。这时，乌鲁克的扩张由原来的双向互利转变为单向的，以乌鲁克单方面控制被扩张地区的原材料为主要方式，同时乌鲁克的管理形式和文明要素，如文字、印章、建筑装饰艺术等传到被扩张地区。

　　乌鲁克扩张的形式多样，包括人口迁移、物质交换和文化模仿等。而造成这些形式的原因也是多样的，比如交通状况、自然状况和原材料的需求等各种因素。因此，在被扩张地区，乌鲁克的影响存在差别。这些差别与地理环境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如在交通便利的幼发拉底河中游地区，没有考古证据证明乌鲁克人定居于此。而在上游山麓地带，为了适应长途贸易的需要，则存在着大的乌鲁克人定居中心。物质交换的范围更加广泛，来自阿富汗山区、伊朗高原、地中海岛屿、安那托利亚高原中部和东南部、印度河流域、海湾沿岸等的商品在两河流域南部地区都有发现。其中文化模仿的痕迹十分清楚。在印度河流域，仿自两河流域的印章上，刻画着当地特有的大象图案；社会组织、文献记录方式、房屋建筑、艺术等的模仿证据在上述地区也均有证据发现，也明显地证明了乌鲁克的生活方式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在西方和北方等规模较小，居住形式比较分散，经济结构简单，仍然处于原始农业发展阶段的地区，或完全移植乌鲁克人的生活方式，或"取代当地人成为最高等级"，或占领无人地区，以此达到控制贸易网络的目的。

　　贸易为国家的产生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不仅提供生活必需品，更主要的是贸易中的奢侈品，如宝石、黑石、珍贵木材等数量的不断增加证明了两河流域地区等级分化、统治阶级产生以及社会财富积累的过程。乌鲁克扩张的主要目的是寻找原材料，如金属、木材、石料和油料。乌鲁克人沿贸易路线建立城市化的货栈，或者由当地统治者纳贡、军事征服和掠夺，更经常采用的是与当地居民签署互惠协议，由当地提供劳动力对原材料进行加工或粗加工。这些行为导致中央权力和复杂的政治机构的确立，并以此确立了国家外交、经济、政治基础，确立了社会经济等级。扩张反过来对乌鲁克本土的社会政治产生影响和促进，比如神庙建筑和权力由于财富的增加而愈加扩展，主要表现在农业剩余产品由神庙负责进行再分配等。

　　同时，两河流域地区先进的管理方式、生产生活技术等也通过贸易途径影响着周围地区，促进了这些地区政治管理制度的发展和国家的形成，这些次生国家又通过贸易手段继续影响其他地区，进一步扩大了国家产生的范围，如阿淑尔城邦在接受两河流域早期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管理方式后建立了阿淑尔城邦国家，即古亚述王国。古亚述人又通过贸易和商业交往，在安那托利亚高原中部和南部地区建立商业货栈，用承自两河流域南部地区的管理方式管理这些货栈，它们成为安那托利亚早期城邦统治的最早成员，并影响了赫梯国家的产生。

　　六、战争与古代两河流域国家的起源

　　在有关国家起源问题的理论探讨中，战争导致国家的产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在两河流域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战争或军事行为并非唯一的或最重要的因素，但军事行为无疑促进了国家形成的进程。早在人类定居之初，掠夺和防御就已经是聚落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杰里科。因其所处特殊的地理位置，建立军事防御体系是聚落生活的头等大事，相形之下，查塔·休於遗址中，军事防御体系并非遗址中最引人注目的，反而是日常生活住所和宗教生活建筑占主导地位。在两河流域城市化过程中，同样出现了类似现象，各个早期城市的功能也因此有所差别。埃利都、尼普尔、乌鲁克等城市侧重于宗教中心和行政管理中心功能；乌玛、基什等因其特殊的战略位置更重视军事权力，因此是最早出现王宫的城市。

　　七、古代两河流域早期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结构

　　在乌鲁克时代后期的聚落里，主从关系、中心与边缘关系更加复杂。这样日益复杂的社会需要制定制度来解决纠纷、减少犯罪。在简单的村落社会里，只要通过宗教行为控制社会和经济活动，由社会团体中有威望的人组成长老会，讨论决定公共事务，小的聚落社会就可以维持运转。随着村落社会的发展，社会秩序也日益复杂，城市的产生顺应了这个潮流，在城市中有掌握权力和财富的祭司等上层人物，有手工业者、商人、农民。城市中产生了权力机构。在乌鲁克，《吉尔伽美什史诗》及其它传说故事证明，城市中出现了王、长老会和公民大会三级机构。首领的职责显然是了一个国家统治者的职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捷姆迭特那塞尔发现的一块太阳石刻碑上，有两人猎狮的场面，他们穿着打扮一样，蓄须、留发髻、戴冠、穿长褶裙，一个在弯弓射箭，一个在投掷长矛，它主要表现一个孔武有力的英雄使用不同武器的形象。在这个时期的一些印章中，同样打扮的人也经常出现，或主持喂养圣牛仪式，或正在手刃敌人，描绘了一个拥有宗教和军事权力的领袖形象。统治者是城市神和人民中间的媒介，他也是城市处于危亡时刻的保护者。

　　统治者也具有重要的宗教地位，在乌鲁克发现的祭神瓶画面上，一个向神贡献的裸体祭司的后面还有一个人，但可惜瓶子在这里缺失，从旁边一个有可能是仆人的人手捧带穗的腰带正在献给某人的场面看，几乎可以肯定，缺失部分描绘的一定是主祭者，即统治者。在其他艺术作品中，统治者的形象为穿裙子、戴缠成麻花式的冠，负责神庙的建筑和维护。在乌鲁克时代晚期的音节表中出现了塞姆语“?arru”一词，这个词的意思是“王”，有可能是对这个首领的称呼。

　　乌鲁克时代晚期，国家官僚机构的雏形也已经产生。在乌鲁克已经出现了高级官吏、普通官吏和祭司。在捷姆迭特那塞尔发现的早期文献中，出现了高级祭司、聚落统治者（en）、贸易事务总管（?ab-gal）、高级女祭司（fen）、伊西布（i?ib）祭司等管理者。这些管理者往往拥有高额财富。劳动力管理显然是国家政治统治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在乌鲁克晚期，劳动力参与水利设施的修建和维护、参与修建神庙和城墙、参与建造大型建筑物。一些学者认为，在这个时期，已经出现强制劳动，即出现了奴隶劳动。

　　在乌鲁克时代晚期，古代两河流域已经进入等级社会，出现了以统治者为首的贵族等级，他们是各级官员和管理者，拥有土地、财富、房屋等经济上的特权。在贵族等级之下是平民等级，他们应是从事劳动的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等，有服劳役的义务。奴隶等级可能尚未正式形成，但强制劳动已经出现，而且在战争中已经出现战俘，这预示着可能已经有奴隶身份的人存在。

　　这样，经历了从农业革命、城市化等漫长的发展过程，在宗教、贸易、军事以及移民、技术进步等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两河流域国家在乌鲁克时代晚期已经基本形成。在国家中出现了统治者、官僚机构、管理体系、社会等级划分、法律规定等等，其物化方式则表现为文字的产生并与印章一起用于国家管理、大型纪念性建筑出现、大型金属冶炼工场在国家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