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十大著名冤假错案带冤枉指数

　　对北宋世家大族有关婚姻资料进行爬梳整理后，发现这些家族在缔结婚姻关系时，基本上遵循以下两个择偶标准。

　　一、“择门户，问家法，不问富也”

　　众所周知，唐宋时期，中国社会历史发生了深刻曲折的变化，在经济发展和制度变化的双重因素的驱动下，秦汉魏晋时代的某些特征正逐渐消褪，传统社会已开始了某种结构性的变迁。但是，这并不是说，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与封建等级制度同生共长的门第观念仍然十分流行，婚姻当中的家世观念、门当户对的原则仍占有支配地位，婚姻重门第仍然是大部分家族笃守的信条。

　　从各种文献记载上看，北宋世家大族基本上以门第相当作为男婚女嫁的前提。如安陆李惟清家族，“婚嫁皆择门户，问家法，不问富也”（注：黄庭坚：《山谷外集》卷8，《承议郎致仕李府君墓铭》。）济南李荐家族，“以家法名世，非礼法之族，莫敢通姻”（注：李荐：《济南集》卷7，《李母王氏墓志铭》。）。王举元家族在为女儿选择配偶时，“慎择名族良士，以为之配”（注：杨杰：《无为集》卷14，《故王夫人墓志铭》。），最终将女儿嫁给奉议郎赵君章。

　　处于最高社会地位的宰辅家族，在为子女择偶时更是注重门第，甚至可以说，婚姻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方家族是不是“令族”、“华族”、“仕族”。如韩琚娶李忠恕之女，在于李氏“出于名族”（注：韩琦：《安阳集》卷46，《三兄司封墓志铭》。）；程琳五女，“皆适良族”（注：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21，《镇安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程公神道碑》。）；包拯二婿，“皆士族佳器”（注：张田：《宋故永康郡夫人董氏墓志铭》，安徽省博物馆藏拓片。）；胡宿女，“皆适士族”（注：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34，《赠太子太傅胡公幕志铭》。）；韩璩四婿，“皆闻人材彦，士族钦属”（注：韩琦：《安阳集》卷48，《故安康太君陈氏墓志铭》。）；韩综女儿，“所从皆名族佳士”（注：张方平：《乐全集》卷39，《朝奉郎刑部员外郎韩君墓志铭》。）；欧阳修“孙女七人，皆适仕族”（注：苏辙：《栾城集》卷23，《欧阳文忠公神道碑》。）等等。所有这些表明，以门第择婚，已成为大多数宰辅家族的共识。

　　如果我们细究一些宰辅家族的姻亲网络，就会发现，宰辅家族的婚姻大都以门第为基础。试举数例：

　　宋城蔡氏“世以明经仕进”（注：张方平：《乐全集》卷40，《宋故枢密直学士赠尚书礼部侍郎蔡公墓志铭》。），蔡挺祖父蔡陟在宋真宗朝以吏能闻名，仕至国子博士；其父蔡希言官至泗州军事推官。蔡家也算得一个有地位的家族。正因为这样，蔡挺才娶了礼部侍郎王涣的女儿。当时，王家“附图以显盛，才如伯庸，文如原叔，附图进联起”（注：朱长文：《乐圃余稿》卷10，《宋故汝南郡夫人王氏墓志铭》。），与蔡家的社会地位基本相等。

　　范雍女儿嫁给韩亿第四子韩绎，就在于韩、范二家“婚姻敌耦”（注：刘bān＠①：《彭城集》卷39，《金华县君范氏墓志铭》。）。韩家固然“宗族布列，侍从台阁，冠冕之盛，本朝第一”（注：韩维：《南阳集》卷末，《行状》。），范家“自忠献公在仁宗朝入陪枢衡，出秉旄节，有勋劳于王室”，“世推以为盛族”（注：范纯仁：《范忠宣集》卷16，《范大夫墓表》。），两家的社会政治地位几乎相埒。

　　宰相王旦“婚姻不求门阀”，却专门“留意文雅及近世典章官族”（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0，天禧元年九月癸卯。）。王旦本人娶参知政事赵昌言的女儿，他的四个女儿分别嫁给韩亿、苏夷简之子苏蓍、范质孙子范令孙、吕夷简之子吕公弼，除了韩亿出身贫寒外，其余都是门户相当的宰辅家族。

　　韩琦家族与孙固家族联姻，也在于二家“望匹势敌”。孙固以道德学问事神宗皇帝，位居枢府，为一时名臣，“有季女，爱之甚，与其妻鲁国夫人高择其配，贵族家以少年公子来请婚者，相比肩立，莫能当公意，最后以归故大丞相忠献魏国韩王之第三子（即韩纯彦）”（注：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19，《孙令人墓志铭》。），门第色彩非常明显。

　　临川王氏的婚姻也是如此。王安石尚未发迹之前，王家在临川只是一个二、三流的望族，与当地另一望族吴氏“世通婚姻”。随着王氏家族社会政治地位的迅速升腾，其姻亲关系也全是门第相当的高门望族，王安石的三个妹妹分别嫁给出身和才学俱优的张奎、朱明之、沈季长，两个女儿也分别嫁给著名的蒲城吴充家族和仙游葵卞家族。此外，王家还同著名的南丰曾氏和富阳谢氏联姻，王安国娶曾布之妹，王安礼则娶谢绛之女。以姻亲关系为纽带、以王氏家族为核心的政治集团，在北宋中后期曾掀起一阵巨大的政治狂飙。

　　为了进一步说明北宋世家大族对门第的重视，这里不妨再以吕夷简家族为例加以分析。

　　吕氏家族在北宋是一个极其显赫的豪门巨族，“天下之人，谈衣冠之盛者，必以吕氏为世家”（注：王guī＠②：《华阳集》卷51，《吕谏议公绰墓志铭》。）。吕氏家族男婚女嫁，非常注重对方门第，与其家联姻的马亮家族、张士逊家族、王旦家族、王溥家族、苏颂家族、钱惟演家族、宋敏求家族、程琳家族、韩琦家族、吴充家族、梁适家族、赵概家族、曾公亮家族等等，或为衣冠旧族，或为新进权贵，无论从家世门第，还是从现世地位上看，都与吕氏家族旗鼓相当，门当户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北宋时期吕氏家族的姻亲有49人，除去兄弟同娶一门、二女同嫁一夫外，总共有姻亲42家，除去家世背景不详者17家外，明确记载为官宦世家者有24家，寒门出身者只有鲁宗道1人。从择婿上看，笔者所知的吕氏家族女婿有21人，其中1人寒族出身，8人出身不详，官宦世家出身者12人。这12人中，除丁度1人曾祖、祖父不仕外，其他人三代以上都有仕宦的经历，都称得上是名门望族。

　　上述这些事例表明，世家大族在缔结婚姻关系时，非常重视对方的家世门第。门第相当，喜结姻亲；门第不谐，就有可能造成悲剧性的结局。那么，这里所说的“门第”与魏晋隋唐的“阀阅”有何区别呢？世家大族何以如此重视门第呢？我们认为，“门第”与“阀阅”在内涵上完全不同，前者是指一个家族在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社会地位，后者主要是指一个家族以往的历史，即对方有没有数十代不绝的悠久家世，是不是累世簪缨（注：参看王育济：《历代王氏望族——三槐王氏》，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由魏晋随唐时期的重阀阅转变到北宋时期的重门第，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完全吻合。我们知道，魏晋门阀制度是以九品中正制和庄园制经济为基础的，高门大族出身的士人，只要高标“门阀”，就能求得一官半职，从而获取最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士族与士族之间“世代通婚”、“不杂他姓”，无非是最大限度地减少非士族身份的人挤进士族阶层，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士族自身的政治利益不被“下品”起家的非士族阶层瓜分。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确立，冲击并最终使门阀政治体制走向解体。与之相应，婚姻行为也出现新的变化，以科举起家的新贵们已经与“前朝旧族”开始联姻，魏晋时期门阀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的局面逐渐被冲破了。到了宋初，门阀政治已彻底终结，门阀观念也逐渐消失，老牌门阀士族虽然还有少量残余存在，但在政治上已经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对国家政治的参与，与贫寒起家的士人们一样，都要经过科举考试这道关口。在这种情况下，“问阀阅”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就此而言，郑樵所说宋代“婚姻不问阀阅”，是完全正确的论断。

　　但是，“不问阀阅”与“不问门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问阀阅”，不等于“不问门第”，相反，从上面的事例中可以看出，北宋世家大族不是“不问门第”，而是非常重视姻亲的近世的社会地位，只不过不再讲求以往的家史。也就是说，可以不考虑姻亲在“历史上”的门第，但却不能不重视其近世的门第。之所以如此，与当时社会政治变化的格局密切相关。北宋时，在新的官僚政治体制下，阀阅家世已不能成为家族生存的护身符，更不能成为家族发展的保护神。家族地位的维系与发展，取决于该家族的治家理念和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世家大族联姻时强调门第，就是为其家族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很显然，与门第接近的家族缔结姻亲关系，可以藉此构筑一个庞大的姻亲网络，在朝廷中或地方社会中形成姻缘与政治相结合的宗法势力，从而维护这些家族既得的和潜在的政治经济利益。因此，重视门第，归根到底是发展家族和维系家势的一种手段。

　　二、“欲择纯良婿，须求才学儿”

　　以才择婿，是宋代世家大族择偶的另一个重要标准。

　　在科举选官制度完全确立的宋代，个人能力的大小决定着家族的富贵贫贱，而衡量个人才能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其人能否科举及第。饱受寒窗之苦的士人们一旦金榜题名，也就是取得了一张踏进仕途的通行证。世家大族正是看到了士人们身上具备这种现实的或替在的利益，纷纷把择婿的眼光集中到士人身上，甚至集中到那些才学卓异的寒士们身上，“女必得佳士而归之”（注：苏颂：《苏魏公文集》卷56，《太常少卿致仕王公墓志铭》。）或选婿于白身之中，或论婚于中第之后。

　　（一）选婿于白身之中

　　选婿于白身之中，就是在士人未发迹（或应举）之前，士大夫们因赏识其才学、品质而许以婚姻。这种情况，在宋代文献中多有记载。蒲师道幼时非常聪慧颖悟，十余岁就能背诵经传，填写诗赋，“陈渐以文学名于蜀，一见君（指蒲师道，笔者注）所为词章，乃以女妻之”（注：蔡襄：《蔡忠惠集》卷35，《太常丞蒲君墓志铭》。）。司农少卿周宗古，有女“既笄，将使有家，择议甚重，闻范氏有子（即范祥之子），以好学称于乡里，递归之”（注：李复：《yù＠③水集》卷8，《周夫人墓志铭》。）。翰林学士朱昂闲居江陵，有女十四岁，端重寡言，父母“择所宜归”，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等见到冯式的文章后，“大器之，遂以归”（注：王guī＠②：《华阳集》卷55，《永寿郡太君朱氏墓志铭》。）。眉山苏轼家族，在宋代文坛上具有很大的影响。苏家在择婿时，自然十分看重对方的才学，苏辙之女嫁给王适，就是因为他“贤而有文，喜怒不见，得丧如一”（注：《苏轼文集》卷15，《王子立墓志铭》。），大有苏辙的为人风范。

　　有趣的是，不少宰辅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如丁谓幼时，跟随父亲丁颢任官于泾原路，因其“文类韩柳，诗类杜甫”，受到参知政事窦附图的赏识，“窦公抚顶叹异，以女妻之”（注：王禹附图：《小畜集》卷18，《荐丁谓与薛太保书》。）。晏殊“幼能为文”，深受滁州知州李虚己的赏识，“一见奇之，许妻以女”（注：司马光：《温公日记》。）。富弼年青时好学不倦，经纶满腹，当他到京师应举时，被范仲淹慧眼识出，称赞他有“王佐才也”（注：《宋史》卷313，《富弼传》。），因而极力向王曾、晏殊推荐。当时，晏殊有女及笄，正拜托范仲淹代为择婿，范仲淹说：“公之女若嫁官人，某不敢知，必求国士，无如富某者。”晏殊见到富弼后，“大爱重之，遂议婚”（注：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9。）。

　　（二）论婚于中第之后

　　科举中第，标志着士人寒窗生活的结束，也预示着士人仕宦生涯的开始。因此，金榜题名的新科进士，自然是声价陡增，倍受青睐，成为世家大族选择女婿的最佳人选。如李清臣十四岁时参加乡试和省试，名列高等，“韩琦闻其名，以兄之子妻之”（注：《宋史》卷328，《李清臣传》。）。王旦进士及第后，担任岳州平江县令，赵昌言一见，“识其远大，以女妻之”（注：《宋史》卷267，《赵昌言传》。）。欧阳修的婚姻也是如此。天圣八年，欧阳修在科举考试中名列甲科，次年，翰林学士胥偃就“妻以女”（注：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62，徐无党：《胥氏夫人墓志铭》。）。尚书右丞黄履有个女儿，懿淑端庄，举止循礼，“所以事父母者，曲尽其意。识趣高迈，尤深于老庄之书”，黄履“未尝不叹息以为不可及也”，如此善解人意而又富有学识的女子，自然不是一般凡夫俗子所能匹配，故“择配久之”而未遂心愿。元丰中，太学生张根三荐于礼部，擢为乙科，黄履看中他“器度凝远”，于是就将女儿嫁给了他（注：李纲：《梁溪集》卷170，《宋故龙图张公夫人黄氏墓志铭》。）。

　　类似这样的事例，在宋人文集中俯拾皆是。可以说，北宋时，“欲择纯良婿，须求才学儿”（注：陈鹄：《耆旧续闻》卷7。），已成为大多数官僚贵族们的共识。

　　既然以才学作为选婿的标准，那么，士子的出身和家境也就不需要过于计较了。如阆州陈氏以科举起家，“富贵暴天下”，陈家因赏识贾昌朝的才学，不顾贾氏“孤寒”，力排众议，以女嫁之（注：王guī＠②：《华阳集》卷56，《魏国夫人陈氏墓志铭》。）。遂平县令赵立，择婿十分谨慎，女儿二十岁尚未婚配，当他了解到出身贫寒的吴长文，“治孔氏《书》、王氏《易》，通达有闻”，就果断地将女儿嫁给吴长文，吴长文后来考中进士，官至翰林学士（注：刘敞：《公是集》卷53，《翰林学士吴君前夫人赵氏墓志铭》。）。赵立称得上是慧眼识人。

　　不仅如此，还有不少家族专门挑选那些具有真才实学且家境贫寒的士人作为东床佳婿。如李昌龄家族，就有自己独特的择婿标准：“世禄子弟，汩于绮执之好，凡择女所配，必于寒素之门”（注：王guī＠②：《华阳集》卷51，《丹阳郡夫人李氏墓志铭》。）。参知政事范仲淹、枢密副使郑戬、御史中丞王陶、龙图阁学士滕甫等，都是在未发达之前成为李家的女婿的。曾巩所说，李家“嫁女常择寒士，而至其后多为名臣”（注：曾巩：《曾巩集》卷45，《永安县君李氏墓志铭》。），一语道出李家择婿的奥妙所在。

　　当然，也有因士子出身低微，家境贫困，与世家大族的地位和境况反差太大，而引起世家大族家庭成员的反对。王旦将女儿嫁给韩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据《邵氏闻见录》记载，韩亿年青时，家境十分贫寒，与李若谷“同途赴试京师，共有一席一毡，乃割分之。每出谒，更为仆”（注：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8。）。韩亿登第后，前往拜见王旦。其时，王旦长女“久择婿不偶，日有盛族扳求，而文正公（即王旦）辄却之”。见到韩亿后，“遂有意以夫人归焉”。但这个决定招来了整个家族的一片反对声，“族间哗然，以谓韩氏世不甚显大，而上有亲老且严，又前夫人蒲氏有子，当教训抚育，于人情间实难”，因此，都主张“于大家著姓为相宜”，但王旦自有一番道理：“以吾女性孝而淑贤，必能尽力与夫族，且其节行易以显，亦足见吾家之法度焉。族盛者骄堕恣放，多以侈事相kuā＠④逐，是不喜吾女之所向，此非渠辈所晓知也”。在他的主张下，最终“以夫人归韩氏”（注：苏舜钦：《苏学士集》卷15，《太原郡太君王氏墓志》。）。

　　上述种种事例表明，在北宋世家大族的婚姻中，大量存在着“以才选婿”的情况。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呢？我们认为，北宋士大夫们以才择婿，与当时选官制度的变化和家族发展的情势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

　　首先，唐宋时期选官制度变化而引发价值观念的更新，是宋代世家大族“以才择婿”的一个重要原因。

　　科举取士制度是一个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的相对公平的选官制度。“取士不问家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结束了魏晋隋唐“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注：郑樵：《通志》卷25《氏族略》。）的时代，开始了文章致身的新局面，从而导致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就社会关系而言，在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体制下，士庶之间隔若天壤，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注：《晋书》卷45，《刘毅传》。）、“士庶天隔”就是对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但到了宋代，世家大族除了在荫补子弟方面享有一些特殊优待外，已经不再享受世袭官职和财产的特权，在经济上所享有的免税和免役的特权也比以前大为减少。世家大族子弟如果想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还必须借助科举作为台阶。这样，世家子弟和寒素士人走上同一条入仕道路，过去严格区分士庶流品，强调门第的做法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世家子弟和寒素子弟不但在举场和官场上走到了一起，而且在身份和精神上也互相接近，渐趋一致。

　　就价值观念而言，魏晋南北朝崇尚阀阅，寒族出身的士人即使掌握重权，仍不能厕身士流。到了唐代，这种情况有所变化。唐太宗对“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的门阀士族极为不满，有意识地运用政治权力来转变旧的社会观念和社会风气，命令高士廉等修撰《氏族志》，“欲崇重今朝冠冕”（注：《唐会要》卷36，《氏族》。），即推崇和表彰现实社会中有较高政治地位的名门望族。唐高宗、武则天时诏修《姓氏录》，“以仕唐官至五品者皆升士流”（注：《新唐书》卷223，《李义府传》。）。只要官至五品，就能称得上是士族，这自然为庶族出身的新贵们跻身士流打开了方便之门。可以说，唐朝以官品定门第的做法，开启了由重门第向重官品的历史性转变，使历史进入了由魏晋时期单纯注重阀阅转变为随唐时期阀阅、官品并重的时代。与之相表里，人们的价值观念也由“尚贵胄”（出身）逐渐转为“尚冠盖”（官品），婚姻观念与家庭关系亦随之逐渐变化。

　　北宋政（蟹）府虽然不再沿袭唐代以官品定门第的做法，却继承了唐代开科取士的基本精神，并通过对唐代科举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进行改革，从根本上消除了世家大族操纵科举以形成新的门阀的可能性，真正做到考试面前人人平等。这种新的选官制度，不仅带来了“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注：陈傅良：《止斋文集》卷35，《答林宗简》。）的社会风尚，而且带来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新的价值取向。其一，“取士不问家世”，使得人们踏上政治舞台的过程就是一个个人奋斗的过程，以往那种依靠门第、血缘、身世进入统治集团的传统观念逐渐被淘汰，重视个人才学，依靠个人奋斗而出人头地，成为当时人们普遍的心态。其二，“取士不问家世”，只要具备真才实学，就可以跻身仕途，安身立命。如此一来，衡量一个人的前途大小，就不再是其人有没有累世簪缨的家世，而是其本人才学的高低。与此相应，世家大族择偶的标准也就自然而然地由“重出身”转向“重才学”。

　　其次，北宋时期世家大族兴衰不常的情势，是宋代世家大族“以才择婿”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魏晋时期世家大族式的家族组织是以庄园经济为基础，并同门阀士族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唐末五代之际，随着庄园经济向租佃经济的转化，门阀士族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逐渐崩溃。而科举制度的推行和唐末农民战争的扫荡，最终将门阀士族扫进了历史的坟墓。所以，到了宋初，门阀士族丧亡殆尽。宋太宗所说：“中国自唐季海内分裂，五代世数尤促，大臣子孙皆鲜克父祖业”（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雍熙元年三月乙卯。）；李焘所言：“唐末五代之乱，衣冠旧族多离去乡里，或爵命中绝，而系无所考”（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3，天圣三年四月。），都道出了门阀士族在唐末五代悲剧性的命运和结局。北宋时，世家大族存在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土地政策的推行，使土地所有权转移的频率进一步增加，从而带动了社会各阶层人们在身份上的频繁流动和相互转化。而“取士不问家世”的科举制度，取消了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特权。世家子弟倘若才能平平，即使通过荫补途径进入仕途，充其量也只能获得中下级官衔；寒族士人倘若才干卓异，同样能致身显职。可以说，宋代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一大批新兴官僚贵族，却没有给这些贵族世家的持久不衰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张载所说，“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注：张载：《张载集》，《经学理窟·宗法》，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59页。），就道出了北宋世家大族兴衰不常的态势。

　　在如此迅速的社会流动中，如何增强家族的实力，维系家势的长久发展，这是摆在每一个世家大族面前的难题。从一些世家大族的成功经验上看，除了敦促子弟专心向学，走科举入仕之途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善于缔结婚姻关系，或攀结名门，或拉拢后进，从而结成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族利益为核心的姻亲网络。

　　从表面上看，“以才择婿”重在才学，但才学的多少又决定于能否科举中第，所以重才实际上是重官。中第士人如果具有较强的政治能力，在很短时间内就能飞黄腾达，致身显位。世家大族选择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士人为婿，凭藉自己的地位对其仕途加以扶持，待其成名后反过来帮助本族的发展。因此，重才择婿，归根到底是抬高家族门第或维系家势的一种手段。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北宋时大量存在。宋人徐度曾经总结道：“本朝公卿多有知人之明，见于择婿与辟客。盖赵参政昌言之婿为王文正公旦，王文正之婿为韩忠宪亿、吕惠穆公弼，吕惠穆之婿为韩文定忠彦，李侍郎虚己之婿为晏元献殊，晏元献之婿为富文忠弼、杨尚书察，富文忠之婿为冯宣徽京，陈康肃尧咨之婿为贾文元昌朝。……如此之类，不可悉数，皆拔于稠人之中。”（注：徐度：《却扫篇》卷上。）可以说，“识拔寒俊于稠人之中”，其根本目的就在于维系本家族未来的家势和地位。

　　以上只是简要分析了北宋世家大族的择偶标准及其形成的社会背景。严格地说，由于每个家族的家境状况不同，价值观念和治家理念不同，每个家族的择偶标准也就不尽相同，甚至有的家族“以财论婚”、“以财定婚”，但总体来看，这是极个别的现象，并不具有普遍性。可以说，重视门第和重视才学，是北宋世家大族择偶的两个主要标准。只有把握这个特征，才能对宋代政治和社会文化中出现的种种现象有更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