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室资料集 顺治的家族列表

　　安徽滁州醉翁亭

　　坐落在安徽滁州市西南琅琊山麓，是安徽省著名古迹之一，宋代大散文家欧阳修写的传世之作《醉翁亭记》心的就是此亭。醉翁亭小巧独特，具有江南亭台特色。它紧靠峻峭的山壁，飞檐凌空挑出。数百年来虽屡次遭劫，又屡次复建，终不为人所忘。解放后，人民政府将醉翁亭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多次整修。

　　(一)欧阳修与醉翁亭——琅邪山

　　我们的滁州之行，完全是为了凭吊欧阳修的醉翁亭。欧公在《醉翁亭记》中开门见山，直抒胸臆：“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把我们一个个弄得神魂颠倒；而“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高论，更使我们对醉翁亭的仰慕不断升温。

　　滁州位于安徽省东部，东距六朝古都南京48公里，西去省会合肥130公里，因其与城西南的琅琊山诸峰相连，城山一体，蔚然而深秀，是安徽省五大风景区之一。琅琊山古称摩陀岭，相传西晋时琅琊王司马佩率兵伐吴驻跸于此，故后人改名为“琅琊山”。琅琊山山不甚高，但清幽秀美，四季皆景。山中沟壑幽深，林木葱郁，花草遍野，鸟鸣不绝，琅琊榆亭亭如盖，醉翁榆全国特有，琅琊溪、玻璃沼、曲水流觞溪流淙淙；让泉、濯缨泉、紫薇泉等山泉泉泉甘冽，归云洞、雪鸿洞、重熙洞、桃源洞等岩洞洞洞神奇。更有唐建琅琊寺、宋建醉翁亭和丰乐亭等古建筑群，以及唐、宋以来摩崖碑刻几百处，其中唐代吴道子绘《观自在（即观音）菩萨》石雕像和宋代苏东坡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碑刻，被人们视为稀世珍宝。古人称之为兼有名山、名寺、名亭、名泉、名文、名碑、名洞、名林的“皖东八名胜境”，蔚然深秀的琅琊山历来享有“蓬莱之后无别山”之美誉。

　　琅琊山景色淡雅俊秀，文化渊源久远。据史书记载，琅琊名胜，自唐刺史李幼卿始开于大历年间。他在南山“凿石引泉，酾其流以为溪”，名为琅琊溪。在溪岸“建上下坊，作禅堂、琴台”。继李幼卿之后，唐、宋著名文士如韦应物、独孤及、李绅、李德裕、欧阳修、辛弃疾等，相继出守滁州，修筑城池楼馆，开发山川名胜，传下众多名篇佳句。尤其是宋代欧阳修谪知滁州期间，修建了醉翁亭、丰乐亭，写下了《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脍炙人口的名篇，“滁之山水得欧公之文而愈光”。文以山丽，山以文传，琅琊山声名日隆，文人墨客、达官显贵，纷纷前来探幽访古，题诗刻石，王安石、曾巩、宋濂、文征明、李梦阳、王世贞等著名诗人、文学家也都在此留下了足迹，唐、宋以来的摩崖、碑刻约有数百处之多。历代书法名家书写的《醉翁亭记》“真、草、隶、篆”碑刻与山中古道、古亭、古建筑相得益彰。琅琊山的美妙，在于她悠然于喧嚣之外；琅琊山的雅致，在于她融合自然山水与建筑为一体的深幽意境，令人意趣盎然，流连忘返。(孙明皋)

　　（二）欧阳修与醉翁亭——醉翁亭

　　醉翁亭位于琅琊山半山腰的琅琊古道旁，是上琅琊寺的必经之地。据《琅琊山志》记载，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欧阳修被贬为滁州太守，感怀时世，寄情山水。山中僧人智仙为他建亭饮酒赋诗，欧阳修自号“醉翁”，并以此名亭，写下传世之作《醉翁亭记》。醉翁亭因此而闻名遐迩，被誉为“天下第一亭”。欧阳修不仅在此饮酒，也常在此办公。有诗赞曰：“为政风流乐岁丰，每将公事了亭中”。一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间也”，把欧阳修寄情山水，安民乐丰的内心世界挥发得淋漓尽致。亭内有联对此亦作了点评：“饮既不多缘何能醉，年犹未迈奚自称翁”。

　　醉翁亭初建时只有一座亭子，直到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全椒观察使薛时雨主持重修，才使醉翁亭恢复了原样。醉翁亭因欧阳修及其《醉翁亭记》而闻名遐迩，数百年来虽然历遭变劫，但终不为人所忘，正如醉翁亭中一副对联所言：“翁去八百载，醉乡犹在；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

　　醉翁亭一带的建筑，布局紧凑别致，亭台小巧独特，具有江南园林特色。现在的醉翁亭，已不再是一座孤单的凉亭。总面积虽不到1000平方米，四面环山的亭园却内有九院七亭：醉翁亭、宝宋斋、冯公祠、古梅亭、影香亭、意在亭、怡亭、览余台，风格各异，互不雷同，人称“醉翁九景”。醉翁亭依山傍水，幽雅而宁静。这里古树婆娑，亭台错落，青山如画，碧水潺流，环境十分优美。整个布局严谨小巧，曲折幽深，富有诗情画意。亭中新塑的欧阳修立像，神态安详。亭旁有一巨石，上刻圆底篆体“醉翁亭”三字。离亭不远，有泉水从地下溢出，泉眼旁用石块砌成方池，水入池中，然后汇入山溪。水池三尺见方，池深二尺左右。池上有清康熙四十年知州王赐魁立的“让泉”二字碑刻。让泉水温度终年变化不大，保持在十七八摄氏度。泉水“甘如醍醐，莹如玻璃”，所以又被称为“玻璃泉”。

　　醉翁亭北有二贤堂，初建于北宋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系当地人士为纪念滁州前后两任太守王禹偁和欧阳修所建。原堂已毁，现堂为建国后重建。堂内有二联，一曰：“谪往黄冈执周易焚香默坐岂消遣乎，贬来滁上辟丰山酌酒述文非独乐也”，二曰：“醒来欲少胸无累，醉后心闲梦亦清”对两任太守皆因关心国事而贬谪滁州愤愤不平，又为两位太守诗文教化与民同乐深表钦敬。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庐陵（江西吉安市）人，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政治家。他出身贫寒，资性敏悟，勤奋苦学。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曾任谏官，又任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要职，因参与范仲淹的“庆历革新”而遭贬，当过滁州太守。在文学上欧阳修以韩愈为宗，力扫晚唐五代文学的奢靡之风，提掖了王安石、苏轼等一大批精英。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北宋就占了六家。且除欧阳修本人以外，其余五家都出自欧门。欧阳修不仅成就非凡，而且人品高尚，早令我辈景仰不已。

　　醉翁亭西侧有宝宋斋，建于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是明人为保护苏轼手书《醉翁亭记》而建。斋内有两块石碑，正反两面镌刻着苏东坡所书《醉翁亭记》全文，《醉翁亭记》初刻于庆历八年，因其字小刻浅难以久传，又于元祐六年（1091年）由欧阳修门生、北宋大诗人苏东坡改书大字重刻，文章与书法相当益彰，后人称为“欧文苏字，珠联璧合”，视为宋代留下的稀世珍品，与琅琊寺中吴道子所画的《观自在（即观音）菩萨》石雕像，同为难得的古代文化瑰宝。

　　宝宋斋南面是一个面积较大的庭院，院内有意在亭、古梅亭、影香亭、怡亭等亭台建筑。泉水从墙外流入，曲折蜿蜒，如回肠九转。传说当年欧阳修常在这里与友人共饮，曾仿晋人作“曲水流觞”，为后世引为趣谈。后人在“九曲流觞“处建意在亭，并仿欧阳修戏水饮酒作乐，亭似苏州园林建筑，十分古雅。古梅亭在醉翁亭院的北面，因亭前有一株古梅而得名，又称赏梅亭。相传此梅系欧阳修所手植，世称“欧梅”。原梅早已枯死，此株为明人所补植。古梅高7米，离地面六七十厘米便开始分成四枝。四枝干粗70多厘米，苍颜多瘢。虽经几百年风霜雨雪，仍然枝茁叶茂，清香不绝。这株古梅品种稀有，花期不抢腊梅之先，也不与春梅争艳，独伴杏花开放，故名曰“杏梅”。古梅北有古梅亭，南面有影香亭，建于一方池上，原名见梅亭，后来有人在壁上题了“寒流疏影”、“翠积清香”两块碑刻，遂改为今名。春天，“野芳发而幽香”；夏季，“佳木秀而繁荫”；秋天，天高云淡，“风霜高洁”；冬季赏溪中石景“水落石出”，四季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

　　（三）欧阳修与醉翁亭——丰乐亭

　　丰乐亭建于琅琊山风景名胜区丰山东北麓的幽谷中，是丰山风景最佳之处。距滁州城约1公里。这里面对峰峦峡谷，傍倚涧水潺流，古木参天，山花遍地，风景十分佳丽。关于丰乐亭的兴建，欧阳修在《与韩忠献王书》中告诉友人：“偶得一泉于（滁）州城之西南丰山之谷中，水味甘冷，因爱其山势回换，构小亭于泉侧。”而民间传说却略有不同：据说欧阳修在家中宴客，遣仆去醉翁亭前酿泉取水沏茶。不意仆在归途中跌倒，水尽流失，遂就近在丰山取来泉水。可是欧阳修一尝便知不是酿泉之水，仆从只好以实相告。欧阳修当即偕客去丰山，见这里不但泉好，风景也美，于是在此疏泉筑池，辟地建亭。泉名“丰乐泉”，亭名“丰乐亭”，取“岁物丰成”、“与民同乐”之意，欧阳修为此还写下了《醉翁亭记》的姐妹篇——《丰乐亭记》，还以《丰乐亭游春》一诗记载与民同乐之盛况：“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绿无涯。游人不知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后来苏东坡又把《丰乐亭记》全文书刻于亭中石碑上，供人阅读和欣赏，一样地留下了“欧文苏字，珠联璧合的稀世瑰宝。

　　丰乐亭亭前有山门，亭后有厅堂，还有九贤祠（又名危楼，内供与滁州有关的九位贤人画像）、保丰堂等，四周筑以围墙。丰乐亭内有苏东坡书刻的《丰乐亭记》石碑、吴道子画的《观自在（即观音）菩萨》石雕像，保丰堂内有明滁州判官尹梦璧所作的《滁州十二景诗》碑刻，这些都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珍品。

　　丰乐亭以北原有一条“西涧”，与丰乐亭一山之隔。唐代诗人韦应物在任滁州刺史时，曾为这里优美的山水景色所吸引，吟咏了“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脍炙人口的诗句。之后，人们依韦氏诗意在这里建起了野渡桥、野渡庵、飞泉览胜亭等建筑。建国以后，政府为治理水患，开发水利，在西涧上建造了拦河大坝，形成了一个山间水库，称为“城西湖”，使许多景点沉没湖底，但出现了另一种自然景象，四周青山环抱，中间碧水涟漪，山明水秀，鱼跃鸟飞，风光无限，生机盎然。

　　（四）醉翁系沧浪　欧苏共风流

　　亭子本是一种有顶无墙的建筑物，自古以来，凡有些名气的亭子多与传统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素有四大名亭之称的醉翁亭、沧浪亭、陶然亭和爱晚亭，无一不具有其独特的文化蕴涵。

　　亭以人名。陶然亭、爱晚亭建于清代，亭名分别出自白居易“与君一醉一陶然”和杜牧“停车坐爱枫林晚”诗句。爱晚亭还以毛泽东早年读书处闻名当代。而最具历史文化盛名的醉翁亭、沧浪亭则以宋代文学大家欧阳修、苏舜钦之名传誉千载。

　　醉翁亭、沧浪亭同建于庆历六年，分别位于当时的淮南滁州和吴中苏州。两亭虽隔江相望，遥距数百里，却紧密联系着欧、苏二位文学巨擘的不朽友谊，并进而成为后人景仰和神往的胜迹。人们都知道，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在他的身边，苏舜钦以卓越的文才、诗才成为这场运动的急先锋和中坚。苏舜钦还是欧阳修一生中最推崇的二位诗人之一（另一位是梅尧臣）。

　　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失败后，欧、苏同受牵连。欧阳修被以莫须有的“张甥案”贬知滁州；苏舜钦则被所谓“奏邸之狱”所陷，放废为民，流寓苏州。欧公居滁，是政治上的挫折，但他能坦然面对，怡然乐观，为政之余，陶醉于“环滁皆山”的秀美景色，常偕僚属留连于琅琊山中，与州民同乐而成为历史佳话。山僧智仙敬重仰慕欧公的学术文章和道德人品，特于山中建亭为他的游山助兴。欧公以“醉翁”作为亭名，并由此创作出了千古名文《醉翁亭记》。当时他正值中年，“我时四十犹强力，自号醉翁聊戏客”，“四十犹未老，醉翁偶题篇”，从中可见他心境之一斑。而报国无门的苏舜钦，索寞一人踯躅苏州，他常出城闲游。一天，他在郡学东侧看到一片三面环水的空阔废地，此处草木蓊郁，有杂花修竹环绕，尚存园囿遗意。经访旧老，知是前人池馆，便毅然购下，重置水石，理水叠石，建楼阁亭台，以咀嚼自己的寂寞。他以《楚辞》“渔父”篇中“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句命名为沧浪亭，寓意自己与世浮沉，幽闲独放的怀抱。

　　欧、苏两人政治上的不幸却带来了文学上的收获。《醉翁亭记》、《沧浪亭记》均成为文学史上璀璨的不朽篇章。《醉翁亭记》以情写景，不仅精彩地描绘了琅琊山中四时不同、朝暮变幻的景色，还以“乐”为文眼，抒写出作者与宾从僚属的游赏、吟咏、宴饮、弈射之乐，生动形象地展现出欧公仁民宽政的风范和潇洒风神。全篇共用二十一个“也”，风格独特，一唱三叹，韵味无穷，历来有绝唱之称。苏舜钦《沧浪亭记》却是另一种情形：作者“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苏舜钦善处逆境，生活恬淡自适，在虚僻、莹净的沧浪亭畔，他感受到脱去仕籍，并非个人的不幸。他在记文中写道：“返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诗人长于议论，这里以激切的语言，直抒胸臆，体现出他对官场生活的鄙夷。

　　从欧、苏两人的文集中，还可获知当时他们友好的交往。苏轼记录欧阳修在滁州建丰乐亭并与民众往游其间的生动情形，“构亭于其间，四面开轩墉。名之丰乐者，此意实在农。”他还用“百人拥持大车载，城市观走风涛翻”的诗句，描写欧阳修用三头牛拖着二轮大车运送菱溪大石穿城而过，万人空巷争相观看的趣事。欧阳修也写了题寄沧浪亭的诗：“子美（苏舜钦字子美）寄我沧浪吟，邀我共作沧浪篇。沧浪有景不可到，使我东望心悠然。……虽然不许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间传。”字里行间包含着对友人的无限关怀和不尽的思念，流露出挚友真情。

　　如今，沧浪亭有一幅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远水近山皆有情。”此联为欧、苏诗句的集句联，诗意相谐，对仗工整，如出一人。这一组合正巧妙地把二位历史名人的友谊永远留在一个亭子中了，令人遐思，促人回味。（摘自《苏州杂志》）

　　陶然亭公园位于北京市南二环陶然桥西北侧。全园总面积59公顷，其中水面17公顷。1952年建园。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首都北京最早兴建的一座现代园林。其地为燕京名胜，素有“都门胜地”之誉，年代久远，史迹斑驳。名闻遐迩的陶然亭、慈悲庵就坐落在这里。秀丽的园林风光，丰富的文化内涵，光辉的革命史迹，使她成为旅游观光胜地。

　　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奉命监理黑窑厂，他在慈悲庵西部构筑了一座小亭，并取白居易诗“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句中的“陶然”二字为亭命名。这座小亭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被誉为“周侯藉卉之所，右军修禊之地”，更被全国各地来京的文人视为必游之地。清代200余年间，此亭享誉经久，长盛不衰，成为都中一胜。

　　陶然亭周围，有许多著名的历史胜迹。西北有龙树寺，寺内有蒹葭簃、天倪阁、看山楼、抱冰堂等建筑，名流常于此游憩，其知名度在清道光之后，堪与陶然亭相匹。东南有黑龙潭、龙王亭、哪吒庙、刺梅园、祖园；西南有风氏园；正北有窑台；东北有香冢、鹦鹉冢，以及近代的醉郭墓、赛金花墓等。这些历史胜迹产生年代多早于陶然亭，有的甚至早于慈悲庵。它们都有文人墨客觞咏的历史，曾现过各领风骚的辉煌时期。

　　近代的陶然亭，有着光辉的历史篇章。“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曾先后来陶然亭进行革命活动。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与“辅社”在京成员，集会商讨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会后在慈悲庵山门外大槐树前合影留念。1920年8月16日，天津“觉悟社”、北京“少年中国学会”等进步团体，在北厅讨论“五·四”以后革命斗争的方向以及各团体联合斗争的问题。1921年7、8月间，李大钊通过《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愚生，以其夫人金绮新葬于陶然亭畔守夫人墓为名，租赁慈悲庵南房两间，在此进行秘密活动，到1923年间，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等常来参加会议。

　　园内林木葱茏，花草繁茂，楼阁参差，亭台掩映，景色宜人。湖心岛上，有锦秋墩、燕头山，与陶然亭成鼎足之势。锦秋墩顶有锦秋亭，其地为花仙祠遗址。亭南山麓有“玫瑰山”，其地为原香冢、鹦鹉冢、赛金花墓遗址。亭北山麓静谧的松林中，有著名的高君宇、石评梅墓。燕头山顶有览翠亭，与锦秋亭对景，亭西南山下建澄光亭，于此望湖观山，最为相宜。亭北山下为常青轩。

　　1985年修建的华夏名亭园是陶然亭公园的“园中之园”。采用集中旅游资源的方法，精选国内名亭仿建而成。有“醉翁亭”、“兰亭”、“鹅池碑亭”、“少陵草堂碑亭”、“沧浪亭”、“独醒亭”、“二泉亭”、“吹台”、“浸月亭”、“百坡亭”等十余座。这些名亭都是以1：1的比例仿建而成，亭景结合，相得益彰。流连园内，有如历巴山楚水之间，或游吴越锦绣之乡的感觉，历史文化内涵更加深邃。

　　今昔陶然亭

　　亭，是我国一种极具民族特色的建筑样式。北京的名亭不少，如颐和园的知春亭，北海公园的五龙亭，景山公园的万春亭，香山公园的阆风亭等，都广为人知。但以亭命名的公园却不多，最为著名的要数位于城南的陶然亭公园。

　　最早的陶然亭，其实无亭，而是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在古刹慈悲庵西面修建的三间敞厅，供临时休息之用。因取白居易诗“更待菊黄佳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之意，命名“陶然亭”。习惯上又依建亭人之姓，叫它江亭。这里的“亭”，用古代“道路设舍，所以停集行人”的原义，“亭”与“停”同，是供行人歇息的房舍，并非作为园林景观的“亭”。故有“江亭无亭”之说。

　　江亭位于紫禁城外的远郊区，地势低洼，积水成湖，芦苇丛生，草木丰茂，空旷清悠，富于田园风味和山村野趣。清代的文人雅士，常在此把酒吟诗、流连山水。近代史上不少仁人志士，如林则徐、龚自珍、秋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曾登临此处，或忧时伤世、慷慨悲歌，或秘密聚会、共谋变法。“五四”运动前后，革命先驱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曾在此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北京地区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高君宇烈士与他的女友、作家石评梅的墓地，至今仍坐落在湖心岛上的苍松翠柏之中，他俩的墓碑，如两柄宝剑，指向苍穹。早年，在这荒郊野地上，还有清末名妓赛金花的墓地，其旁不远，又有醉郭之墓。醉郭名瑞，因不满清朝和北洋军阀时代的黑暗腐败，佯狂装疯，谩骂当局，歌哭于市，在京城有一定影响。此外，还有鹦鹉冢、香冢……1924年，文学家俞平伯所写的《陶然亭的雪》一文，详细地追忆昔年跟朋友一道在雪天游览陶然亭的所见所闻所感。他们在“白蓑衣广覆着的田野之间，望望这里，望望那里，”“竟不见有什么亭子”，“只见拙钝的几间老屋”，不免“黯然寡色”。可见那时的陶然亭已是残破不堪了。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人民政府在整顿社会秩序和恢复发展经济的同时，不忘改善人居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952年即将陶然亭辟为公园，清除淤泥，迁除坟地，广植花木，修建亭舍，使原来破旧的面貌焕然一新，为附近居民提供了一处休闲娱乐的场所。1954年周恩来总理和梁思成先生亲临选址，将原来中南海内乾隆时代的宫廷建筑云绘楼、清音阁迁来此处，与慈悲庵内的陶然亭比邻而居、隔水相对，成为亮丽的风景。

　　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戏曲学校、北京舞蹈学校、中国戏曲学校，相继在陶然亭公园附近建校。这几所艺术学校的小伙子和姑娘们，一个个如龙似虎、如花似玉，经常在公园内喊嗓练功，优美的旋律和舞姿，回荡在湖光山色之间，为寂静的园林平添几多生机和活力。白淑湘、陈爱莲、刘长瑜、李维康、张学津、李崇善……这些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艺术家，大概不会忘记在陶然亭畔走过的花季。六七十年代，在西湖边的坡地上还有露天电影院，夏天的晚上，沐浴着习习凉风，花上几分钱，就可以看到你中意的电影。《英雄儿女》、《青年鲁班》、《锦上添花》、《甲午风云》、《早春二月》……一部部题材各异、风格不同的影片，看得人心潮起伏，热血沸腾，以致久久不愿离开这块空旷之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湖心亭上还不时举办水上音乐会，一些著名歌唱家和乐团轮流到此演出。如今，上述几所艺校早已升格为学院，国家投资另选新址兴建了漂亮的新校舍。原来放映露天电影的地方，也盖起了壮观的电影院，因观众稀少，又已改成了娱乐城。水上音乐会也如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陶然亭公园为了突出亭文化的特色，于1985年开始，在公园西南一角，占地十公顷，修建华夏名亭园。这座由北京市园林设计研究院设计的园中之园，本着“名亭求其真，环境写其神，重在陶然之意，妙在荟萃人文”的宗旨，从全国各地选择和仿建十余座名亭，如位于湖南汨罗纪念诗人屈原的独醒亭，浙江绍兴纪念“书圣”王羲之的兰亭碑亭和鹅池碑亭，四川成都纪念“诗圣”杜甫的少陵草堂碑亭，江苏无锡纪念“茶神”陆羽的二泉亭，江西九江纪念诗人白居易的浸月亭，安徽滁州纪念文学家欧阳修的醉翁亭，四川眉山纪念文豪苏轼的百坡亭，江苏苏州纪念诗人苏舜钦的沧浪亭，以及由园林设计院设计的纪念“诗仙”李白的谪仙亭，等等，一座座造型各异的精美建筑，或依山崖，或临流水，或傍茂林，或倚修竹，峰回路转，错落有致，各呈异彩，互为映带，为整个园林，增添了无限风光。由古今书法名家题写的匾额、楹联以及《琵琶行》、《赤壁赋》、《醉翁亭记》等经典之作，镌刻在相应的亭畔，向游人诉说着一个个文物典故和佳话传说，极大地提高了审美内涵和文化品位。加上原来遍布各个角落的瑞像亭、望瑞亭、锦秋亭、南屏晚眺亭、览翠亭、风雨同舟亭等大小不同的、有名无名的亭子，约数十处之多，如朵朵奇葩，四处绽放，如颗颗珍珠，撒落满园，这方宝地简直称得上展示亭文化的博物馆和大观园。漫步在华夏名亭园中，我忽发奇想：这些历代先贤、诗圣诗仙，如今跨越时空、比邻而居，在“菊黄佳酿熟”之际，聚会一堂，联袂唱和，把酒吟诗，举杯邀月，该是何等壮美的画面，何等浪漫的情怀，何等令人心驰神往的境界啊！

　　这几年来，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多，陶然亭公园更滚动着银发浪潮。大批离退休老人盘旋于此，各找其乐，各得其所。你看，棋迷们围在石桌旁，楚河汉界，杀得正猛；戏迷们聚集在柳荫下，锣鼓铿锵，丝竹悠扬，京戏、评戏，唱得正欢；湖心岛上，爷爷奶奶们学着年轻的舞伴，翩翩起舞，仿佛减去了几十岁；月季园边，一群群、一队队歌唱爱好者，引吭高歌，随着《敖包相会》、《红莓花儿开》的旋律，重温逝去的青春年华；而在幽静的垂钓区，一个个垂钓者，气定神闲，怡然自在，静等鱼儿上钩；爱好武术的小伙子更在广场上一展矫健的身手，……如今这座城市园林，真正成了老小咸宜的休闲场所，普通百姓的欢乐海洋。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我在陶然亭旁边工作和生活了几十年，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退休之后，同老伴一起，每天必来此溜达一圈，健身强体，放飞心情，更对它充满眷念和感激之情。我收藏有关它的历史记忆，享受它带给我的幸福时光，我为它的发展变化感到欣慰，更为它的美好明天深深祝福。(陈培仲)

　　爱晚亭位于岳麓书院后青枫峡的小山上，八柱重檐，顶部覆盖绿色琉璃瓦，攒尖宝顶，内柱为红色木柱，外柱为花岗石方柱，天花彩绘藻井，蔚为壮观。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一七九二年）山长罗典所建。原名“红叶亭”，又名“爱枫亭”。后据唐代诗人杜牧《山行》而改名为爱晚亭，取“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之诗意。

　　亭内有一横匾，上刻毛泽东手迹《沁园春·长沙》一词，亭额上“爱晚亭”三字是1952年湖南大学重修爱晚亭时，毛泽东同志接受校长李达之请，亲笔题写的。亭中方石上刻有张南轩和钱南园游山的七律诗，称“二南诗”。

　　亭前石柱刻对联：“山径晚红舒，五百夭桃新种得；峡云深翠滴，一双驯鹤待笼来”。爱晚亭在我国亭台建筑中，影响甚大，堪称亭台之中的经典建筑。

　　“爱晚”亭名谁人改？

　　长沙岳麓山爱晚亭，驰名遐迩。此亭原名“红叶”，又名“爱枫”。今名“爱晚”，其名是谁改的呢？一直为人们所关注。

　　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是：亭名“爱晚”是诗人袁牧改的。据说：袁牧访罗典（时任岳麓书院山长），罗轻其为人，不予接见。听说袁牧认为亭名“红叶”太俗，不若取“停车坐爱枫林晚”诗意改作“爱晚”，遂改。刊于1987年2月2日《华声报》上赵海洲的《爱晚亭与袁牧的诗》一文，即本此说。

　　上述故事颇富传奇，流传甚广。但实际上，这是“毕冠袁戴”，真正改名者应该诗毕沅，而不是袁牧。

　　说爱晚亭名是毕沅改的，是罗典的《次石琢堂学使留题书院诗韵二首即以送别》诗后有一条自注：“山中红叶甚盛，山麓有亭，毕秋帆制军名曰‘爱晚’纪以诗。”据现有资料，知袁牧访问岳麓山是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红叶亭的修建是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晚于袁牧访问时间八年，显而易见，“爱晚”亭名不可能是袁牧所改。

　　那么，为什么肯定说是毕沅改的呢？除了上述罗典诗的一条注以外，还因为，毕沅那时正任湖广总督，常到岳麓山爱晚亭一带游览。特别是，毕与罗有多年的交谊。他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冬游岳麓山所写的两首长律中，对罗倍加称颂，并有“旧鱼重逢要夙愿”、“精神强胜廿年前”之句。因此，揆诸情理，亭改“爱晚”者也应该是毕沅，而不是袁牧。

　　清雍正《西湖志》卷九：“亭在全湖中心，旧有湖心寺，寺外三塔，明孝宗时，寺与塔俱毁。考聂心汤《县志》称：湖心寺外三塔，其中塔、南塔并废，乃即北塔基建亭，名湖心亭。复于旧寺基重建德生堂，以放生之所。据此，则旧湖心寺乃今放生池，而今之湖心亭，乃三塔中北塔之基地。国朝康熙三十八年圣祖仁皇帝御书‘静观万类’四字，又于阁上御书‘天然图画’额。雍正五年重加增葺。”《湖山便览》卷三：明“嘉靖三十一年知府孙孟访得之，建亭其上，名曰‘振鹭’，未几圮。万历四年按察佥事徐廷裸重建，额曰‘太虚—点’，司礼监孙隆叠石四周，广其址，建喜清阁，但统称曰‘湖心亭’。国朝重加葺治，左右翼以雕阑，上为层楼……。”清乾隆二十七年乾隆帝御书“光澈中边”额。抗日战争杭州沦陷时，喜清阁楼屋旧址改建为财神殿。抗战胜利后又改为观音大士殿。1953年在观音殿殿址上新建为一重檐歇山琉璃瓦钢砼方亭，是50年代建设西湖风景名胜中第一所庭园建筑。1980年在亭的南端，刻置“茧二”太湖石碑一块。(见清代西湖十八景“湖心平眺”。)

　　解读《湖心亭看雪》

　　湖心亭看雪（张岱）：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余拿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崇祯”是明朝的年号，开篇就敷上了一层怀旧的色彩。“十二月”，正是寒冬时节，为后文“大雪”埋下伏笔。“大雪三日”，写雪的来势之猛、持续时间之长。“湖中人鸟声俱绝”不从视觉写雪之大，而从听觉的角度写出湖山封冻，人与鸟俱噤声不出，“绝”字传出了冰天雪地、万籁无声的森然寒意，从听觉和心理的角度表现了大雪的威严，也为后文遇见金陵客的意外与惊奇作了铺垫。“是日”即三日之后，“更定”即黎明破晓之时。他所以一定要在大雪三日之后、黎明破晓之时，“独往湖心亭看雪”，必是既不欲见人，又不欲人见。

　　“拿一小舟”之“一”看似累赘，实际却与后文的“独”、“惟”及几个“一”字互为呼应，创造了一种清灵纯净的意境。“拥毳衣炉火”，以御寒之物衬雪地之寒，也表现了作者的特立独行、任性风雅。“雾凇沆砀”写湖中水气凝成的冰花一片弥漫，天地间一片白茫茫的景象。“天与云与山与水”连用三个“与”，使四种景物一下子全都活动了起来，有了一种动态的融合美，描绘了一幅水墨模糊的雪夜山水图。若只说“天、云、山、水，上下一白”则显得缺少生命的活气与远近高低的层次。天、云是上面的，山、水是下面的，“上下一白”浑茫难辨，足见其大；“湖上影子”依稀可辨，足见其小。相形之下，大者更大，小者更小。作者在由面到点的观察景物的同时，似也蕴含有渺然人生如同沧海一粟之感慨。

　　“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这句话中的几个“一”字，虽与“上下一白”的“一”字用法不同，却巧妙地将一个微观而丰富的世界置于宏观而简洁的背景之中，共同构成一幅绝美的图画。同时，作者精心锤炼的“痕”、“点”、“芥”、“粒”这几个量词也是极富形象性和层次感的：有远近、有高低、有浓淡、有疏密、有大小。随着视线的移动，景物也渐渐变化，由大到小，由小到微小，衬托出小船在夜色中缓缓行进，展现出一个微妙而灵动的意境。“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实则以意观景，并非以眼所见。因作者自己就在船上，以眼而察则不可能达到这种远观的视觉效果，以意观之，则虚实相生，有一种“心游万仞、精鹜八极”的超脱与空灵。

　　“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且是两人，酒炉已沸，可见早就来了。“见余，大喜”，此处妙在作者对自己见到他们的惊奇避而不谈，而从对方的角度写出雪中相逢、巧遇知己的惊喜。“湖中焉得更有此人”的感叹表现了他们相互之间的赏识，有一种人生难得一知音的感慨。欣喜之余，“拉余同饮”。“强饮三大白”的“强饮”，是说本不能饮，但在此时、对此景、逢此人，不得不饮。为了不辜负自然的美景，为了不辜负知己的盛情，勉力而为，痛饮三大杯。至此，读者方在冷色调的景中感受到了一点暖色调的情。临别问起对方姓氏（先饮后问，性情中人），才知是金陵人客居于此，原来和作者一样，同是异乡人，也是有着相同性情志趣的清雅脱俗之人。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此处写得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我们似乎能够看见舟子那喃喃自语、大惑不解的神情，令人回味。这是对全文的绝妙点染，“更有”并非减损作者的“痴”，而是以同调来作陪衬，更加突出作者的“痴”。“痴”在一般世俗上的意义，并非一个褒义词，但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常会把“痴”理解成一种执着专注的追求达到了浑然忘我的那种最高境界，例如“如醉如痴”、“不痴不迷不成才”、“天道酬痴”等等。舟子的话并非有意要说给作者听，而是如前面金陵客“湖中焉得更有此人”的感叹一样，纯属有感而发，脱口而出。这两句话都用了一个“更”字，表达了一种由衷的感叹，只不过金陵客的感叹是由于惊喜若狂，而舟子的感叹是由于百思不解。

　　文中人物虽不多，但形象各异。煮酒的童子默默无声，显然已深谙自己主人的性情与志趣，早就见怪不怪，甚至很可能已经受到了一些感染和熏陶。舟子则直人快语，过惯了凡夫俗子的现实生活，他整日的操心劳力可能就只是为了自己或者一家人的柴米油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根本没有那份闲情逸致，所以他对这些“怪异”的行为是百思不得其解。张岱与金陵客在生活态度和审美追求方面虽可谓志同道合，但在性格气质方面却有一些差异。金陵客赏雪，是二人结伴同行，而且还带上了好酒，谈诗论文的同时，“一樽还酹江雪”，何等洒脱快乐、旷达豪放！足见此二人胸襟开阔、心情开朗，与其说是来赏雪，不如说是来享受自然，享受生活，享受那种无拘无碍的君子之交。意外地见到“我”这个不速之客，他们是“大喜”、强邀，热情爽朗，坦荡真诚。他们对“我”一见如故，完全接纳，是一种很容易与人沟通的性格类型。相形之下，张岱虽然表现出了一种值得称道的风雅不俗的情怀，但也流露出了他的清高自傲、我行我素，缺少一点海纳百川的胸怀。你看，别人盛情相邀，他却“强饮三大白而别”，这个“而”字，表前后两个动作的承接，酒一喝完，马上作别，似有些敷衍之意。临行才想起问人姓氏，并不久留，转身而去。个性倒也鲜明，只可惜不易接近，令人费解——难道张岱是一个孤僻的人吗？抑或是在他的眼中，金陵客不配成为他的知己深交？

　　只要多加了解，我们就会发现年少时的张岱其实是个十分喜爱热闹繁华的人，他原是一个大家子弟，一直过着富贵豪华的生活。他在他的《自为墓志铭》中这样写道：“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明亡以后，他才“避迹山居”。明亡之时，张岱“年至五十”，所谓“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陶庵梦忆》自序），痴人说梦，遂有《陶庵梦忆》，内中皆为忆旧之文，可谓对他过去繁华生活的片断记录，心绪是颇多感慨，但着眼处尽是人世的美好、故国乡土的可爱，洋溢着人生情趣，抒写着率真性灵。崇祯五年于湖心亭看雪的张岱三十又五，那时的他生活经历、思想情感都已非常丰富。他知识广博，著述浩繁，爱好享乐，又怎会是孤僻之人？

　　那么，是他认为金陵客不配成为他的知己深交吗？

　　应该也不是。这是一篇小品文，小品盛行于晚明，标示着明朝万历以后文学趣味的变迁，也是明代文学的一大特色。大抵言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情怀与抱负，是小品文所极力要摆脱的。是以，小品文所留心与描写的风景，是一个艺术与美感的世界。明代小品所代表的美感趣味，就是要摆脱古文以“政治”作为人生唯一追求指标的立场，而强调以“艺术”来经营生活的可能。即换一个角度看世界的态度，指出政治不是人唯一之寄托的美学要求。因此，“明月清风”式的生活就是明人崇尚的生活态度，而“人无癖不可交”、“只可与雅者言，难以为俗人道者哉”逐渐成为了明代士人的生活美学信仰。

　　尽管我们在读张岱的《湖心亭看雪》之时，无一例外地会想起柳宗元的《江雪》，然而细心体会就能发觉，柳宗元所追求的“境”虽与张岱并无二致——天地之间如此纯洁而寂静，一尘不染，万籁无声，人鸟绝迹，但二者所传达的“情”却是方圆殊趣。置身“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世界，“孤舟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形象显得过于孤独，过于冷清，不带一点人间烟火气，恰恰是由于诗人借山水来寄托自己清高孤傲的情感，抒发自己在政治上失意的郁闷苦恼，而张岱在大雪三日更定之时出行看雪，大概与古文人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是一个性质的。如果说柳宗元是因失意于政治才“寄情”于山水，那么张岱则是因“痴情”于山水而无意于政治。是故前者钓雪显得孤寂凄苦，而后者赏雪倍觉洒脱愉悦。从这种意义上说，假如时空可以移植，让张岱与柳宗元在湖心亭相遇，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张岱是不会以柳宗元为知交的，因为他们骨子里的志趣与追求是大相径庭的。但是，从文中所叙来看，应该说金陵客那种清雅不俗的情怀与志趣已经和张岱达到了一种惊人的契合，若说张岱认为金陵客不配成为他的知己深交，实在没有足够的理由。

　　与金陵客偶遇对酌，作者的兴致看来并不很高，笔者私下揣度，原因应当有三。概括而言，即“雅”、“狂”、“痴”三字。

　　一谓“雅”。“雅”者，免“俗”也。什么叫“俗”？如美学家朱光潜所言：“这无非是像蛆钻粪似地求温饱，不能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作高尚纯洁的企求。”张岱是个文人，更是一名雅士，曾自言“夺利争名，甘居人后”，然而“观场游戏”，却无论如何都不肯“让人先”的，甚至下棋赌博，都不懂得计较胜负，然而“啜茶尝水”，却“能辨渑、淄”。秉持这种性情志趣的人，总是不能为一般人所理解的，在人群中自然是落落寡合，对此，张岱倒也达观：“自且不解，安望人解？”这种清雅不俗之人，天地之间能有几个？故此，当他在“上下一白”的茫茫天地之间，与二位更早出行赏雪的雅客不期而遇之时，心中不禁暗自将他们引为知己，询问之下方知他们原来也是客居于此，同在异乡为异客，人生漂浮不定，萍水相逢，后会无期。可叹知音难觅，一如镜花水月，今日虽能偶得，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人生聚少散多，得而复失更加令人惆怅。如此想来，纵然有美酒助兴，也难有热烈的情绪。

　　二谓“狂”。张岱曾在其《金山夜戏》中自述少年“狂行”：崇祯二年中秋次日途经镇江，日暮时分至北固山，因见“月光倒囊入水，江涛吞吐，露气吸之，噀天为白”，遂“大惊喜”，半夜划船至金山寺佛殿，“盛张灯火”而唱剧，“锣鼓喧阗，一寺人皆起看。有老僧以手背摋眼翳，翕然张口，呵欠与笑嚏俱至。徐定睛，视为何许人，以何事何时至，皆不敢问。剧完，将曙，解缆过江。山僧至山脚，目送久之，不知是人，是怪，是鬼。”惊吵众人，吓煞寺僧，世人不敢为，而竟敢为之，不但为之，且著文述之，且这种“狂行”在其文中比比皆是。正是出于这种“狂”意，他才会特地选择大雪三日之后、黎明破晓之时，而且在他凭自己的主观臆断“湖中人鸟声俱绝”的情形下，才出门看雪的。此时的他可能有一种“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负与自赏，万万没有想到还会与人“狭路相逢”，并且不止一个，并且比自己来得更早，并且还不忘带全了炉酒童子，还有那一派主人声口的“湖中焉得更有此人”的感叹，直搅得分辨不清谁才是看雪的正家了。这多少会让张岱在意外的发现“吾道不孤”的欣慰之余产生一点点挫折感和失落感，因而有些扫兴。张岱的这种“狂”，在某种意义上凸显了我国古代文人所谓的“清高”之气，这种“清高”之气，还须得我们抛却今人世俗的眼光来欣赏方能谙此中三昧。

　　如张岱之行者，古人中并不鲜见。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是有才者的狂傲，刘禹锡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是有德者的自许，唐人祖咏的《终南望馀雪》，是他在长安科举应试所作，按规定应作成一首六韵十二句的五言排律，可他只写下四句：“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问其原因，祖咏答曰：“意尽。”他这样做，是冒了落第的危险，这种把人生前途低置于个人诗学思想之下的行为无疑是“狂”到了极致。苏东坡在《记承天寺夜游》一文中感叹道：何处无好景致？只是我和张怀民这样的人不可多得罢了！这大约也是略带一些“狂”情的自视吧。

　　三谓“痴”。前面说到张岱“痴情”于山水而无意于政治，而山水之中，他又尤“痴”西湖。大雪铺天盖地，西湖万籁俱寂，黎明破晓时分，尚要冒寒乘舟去湖心亭看雪，个中“痴意”又有几人能够体会？

　　不论是作为曾经的世家公子，还是后来的隐居文人，张岱对于西湖的钟情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除了在诸如《陶庵梦忆》之类的集子里经常提到之外，他还有专门记录掌故逸闻的《西湖梦寻》。从那些诗文中，我们可以略略体会张岱对于西湖的复杂情怀。譬如他在《西湖梦寻》的总记中曾将西湖和鉴湖、湘湖做了比较，且一概用女人来比喻，他说湘湖就像待字未嫁的处子，腼腆羞涩。鉴湖则是名门闺秀，虽然令人钦敬，却不可以狎弄亲近。西湖呢，“若西湖则为曲中名妓，声色俱丽，然倚门献笑，人人得而媟亵之矣。人人得而媟亵，故人人得而艳羡；人人得而艳羡，故人人得而轻慢。在春夏则热闹之至，秋冬则冷落矣；在花朝则喧哄之至，月夕则星散矣；在晴明则萍聚之至，雨雪则寂寥矣。”西湖果然美丽，然则是风尘女子的美丽，纵使国色天香，也须逢场作戏，所以谁都可以亲之近之，也就谁都可以轻之弃之，繁华的时候门庭若市，冷清的时候阒无一人。

　　在此书的《自序》中，他劈头就说“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实未尝一日别余也”，又说：“余之梦西湖也，如家园眷属，梦所故有，其梦也真。”足见他对于西湖的情怀，倾慕有加，怜爱有余，难得却又难舍，魂牵梦萦，几欲生死相许。

　　由于这种深情而又伤感的心态，对西湖的欣赏，张岱以为，“雪巘古梅，何逊烟堤高柳；夜月空明，何逊朝花绰约；雨色涳蒙，何逊晴光滟潋。深情领略，是在解人。”西湖于他，不论冬春，不论日夜，不论晴雨，都是美的，而这种种的美，都是由于他的深情领略。所以他一直以为唯有自己才是西湖真正的知己，是他心中这位西子眼里唯一的情人，“奈何呼不已，一往有深情”（《西湖》），唯有他最能深刻领会她的性情、她的韵味、她的美丽、她的哀怨、她的快乐、她的寂寥……所以，他才会总要等到游客散尽之时，才纵舟西湖，“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伴着那“拍人”的“香气”，进入那“甚惬”的“清梦”（《西湖七月半》）；所以，他才会唯愿与西湖相约于无人的雪后清晨，与她独处，和她对话，再无外人能够介入他们心灵的默契与情感的温馨。

　　我想，在这种心境之下，意外地遇见金陵客，他的兴致是无论如何好不起来了的。

　　了解了这些背景，才可能理解他的特立独行、他的寡言少语、他冒寒看雪的强烈的冲动、他偶遇外人的淡淡的落寞。在文中，我们看到了旷达与痴情共同酿成的纯美的意境。虽有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但我们若错将《湖心亭看雪》当作一篇山水游记来欣赏，而对作者的心灵语言不予解读，等闲视之，恐怕我们倒是唐突了名士和名士的佳作了。（文/麦子）

　　另外还有一说是醉翁亭、陶然亭、爱晚亭、兰亭。

　　兰亭

　　简介

　　兰亭位于浙江绍兴兰渚山下，据《嘉泰会稽志》载：“兰亭在县西南二十七里”，《越绝书》记载：“句践种兰渚田”。关于兰亭的称谓，清·于敏《浙程备览》认为：“或云兰亭，非右军始，旧亭堠之亭，如邮铺相似，因右军禊会，名遂著于天下。”

　　兰亭地址，确切在什么地方，说法不一。王羲之《兰亭集序》仅曰：“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究竟在会稽山山脉何处？并不确指。郦道元（？－ 527 年）《水经注·浙江水注》说：“浙江东与兰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号曰兰亭，亦曰兰上里。太守王羲之、谢安兄弟，数往造焉。吴郡太守谢勋封兰亭候，盖取此亭以为封号也。太守王羲之移亭在水中。晋司空何无忌之临也，起亭于山椒，极高尽眺矣，亭宇虽坏，基陛尚存。”这里讲的湖当指鉴湖，兰溪，即指兰亭溪。当时鉴湖的范围很大，曾流域兰渚山。从这则记载可知：兰亭在晋宋章已数次迁移。文献中有关兰亭的记载有：

　　《寰宇记》卷九十六，越州条目中引顾野王《舆地志》曰：“山阴郭西有兰渚，渚有兰亭，王羲之谓曲水之胜境，制序于此。”可见兰亭在湖中。

　　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地理下·陂泽门》卷三曰：“山阴县西南有三十里有兰渚，渚有亭曰兰亭羲之旧迹。”可见宋时，兰亭也在湖中。

　　《嘉泰会稽志》卷九曰：“兰渚山在县西南二十七里，王右军《从修禊》云“‘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从《嘉泰会稽志》记载来看，兰亭在兰渚山一带，当时鉴湖在兰渚山一带的流域湮废，兰亭已不在湖中。

　　吕祖谦《东莱吕太师文集》中有《入越记》一篇，曰：“十里含晕桥亭，天章寺路口也，才穿松径至寺，晋王羲之之兰亭。”吕祖谦是以天章寺为兰亭故址的。另据《嘉庆山阴县志》卷七记载：“明嘉靖戊申（ 1548 年）郡守沈启移兰亭曲水开天章寺前”，又记载：“康熙十二年（ 1673 年），知府许宏勋重建，三十四年（ 1659 年），奉敕重建，有御书《兰亭诗》，勒石于天章寺侧，上覆以亭；三十七年（ 1689 年）复御书‘兰亭'两大字悬之。其前疏为曲水，后为右军祠，密室四廊，清流碧沼，入门“建，虽几经兴废，但基本保持明清格局。

　　一千六百多年来，兰亭地址几经变迁，现在兰亭是明朝嘉靖二十七年（ 1548 年），由郡守沈启主持，从宋兰亭遗址－－天章寺迁移到此，期间几经兴废。清康熙三十二年（ 1693 年），康熙御笔《兰亭集序》勒石，上覆以亭。清康熙三十四年（ 1695 年），知府宋骏业主持重修。到了清嘉庆三年（ 1718 年），知县伍士备，偕绅士吴寿昌、茹棻等筹资重修兰亭、曲水流觞处、右军祠等。并查明旧兰亭址在东北隅土名石壁下，已垦为农田，于是将垦为农田的旧址重新纳入兰亭。

　　1914 年，在右军祠内建墨华亭； 1916 年，兰亭增建了文昌阁、驿马亭等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