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严格的历史范畴,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武术世界产生于中国历史的“近世”(Modern Times)开端,亦即北宋时期。在此之前,仅仅有单独的武术家——游侠、刺客、僧侣或者军人——以及若干文化而非政治意义上的武术流派,而没有一个将他们联系在一起,让他们得以发展出诸多复杂互动形式的普遍关系网络和活动空间。
江湖或“江河与湖泊”,正如这个隐喻所显示的,既是关系性的网络,又是可供人活动的空间。它第一次以成熟的形态出现于宋代早期。这主要得益于唐末农民战争对门阀士族阶层的消灭,而在宋代第一次建立了平民社会。在10世纪加强的皇权之下,原本分层的固定等级秩序被废除了,整个社会第一次成为一个相互流动的平面。契约化的租佃制关系,较宽松的户籍制度,城乡分治的行政体系,平民徭役的废除,以及科举制度的复兴,都赋予了宋代平民以远远超过前代的人身自由,为这种流动性创造了条件。这种流动性既是纵向的,例如从平民成为政府高官,也是横向的,如佃农进入城市或者商人的跨地区贸易。特别是在横向上,手工业雇佣关系的普及、商业贸易的发达和全国市场的出现,构成了这种流动性的主要原因。
在这一基本平面之上,在唐代仍然依附于军阀和寺院的武术家们,得到了可以由自己支配的领域。水上和陆地上的道路不再只是连通帝国不同区域的中介,而具有了独立的地位。正如“游侠江湖”“行侠四方”之类的短语所勾勒出的,部分人群通过在江湖世界的不断迁移,通过对流动性本身的隶属,创造了属于自身的社会维度。这一领域通过伸展到帝国各个角落的网络和节点,充满了诱人的可以利用的资源,而帝国的国家机器无力一一控制,因而成为武术家们角逐的场域。
首先兴起的是抢劫商旅和富翁的武装匪徒或“山寨”,他们是一群罗宾汉(Robin Hood)式的亡命之徒,以外人难以进入的山林深处作为基地,控制各地方的交通要道,将武术最直截了当地运用于非法勾当,宛如依附在人肠道内壁的寄生虫。
山寨的存在是悖论性的。它既依托于江湖网络,又威胁到了后者的存在。毕竟,武装匪徒的盛行会扼杀江湖体系的流动性,造成交通中断和商业萎缩,从而也否定了自己存在的根基。为解决这一悖论,大部分山寨采取了收取“买路钱”的方法,即过路者通过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以换取道路畅通和自身的平安。通过这种方法,就将一部分社会财富源源不断地转入武术家的手中。
当然,即使支付了相应金额,过路者的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特别是对于携带大批财货的富有商人来说。他们必须另寻对策。由此产生了保护商人或其他富豪的雇佣武师。成熟的商业性镖局在北宋时代尚未出现,但已经有许多武术家受雇于有需要的商贾或地主,成为他们的保镖或护院。很自然地,在这一长期结构性对抗中,非法的山寨和合法的保镖都需要稳定的武术支持,为之提供人力资源的武术门派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转而成为独立的武术家团体,并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逐步强化了对内部成员的控制,转变为较严格的准政治军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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