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一些船只的资料

　　秦后两千多年中国社会治乱循环的真相传统观点认为，秦王朝是第一个全国性的封建主义政权，由秦自鸦片战争的2100年是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有些历史学家和网友对此有不同意见，认为中国的“封建主义”和欧洲中世纪的概念大不一样。我的观点是，不必拘泥于名称。既然主要生产关系，即土地所有者（地主、庄园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那么使用约定俗成的称谓也未尝不可。 秦及秦后两千年，中国历史有一个显著和令人迷惑的特点就是治乱循环。每个王朝初期，勤勤恳恳，小心翼翼，休养生息，生产力和人口得到恢复；王朝中期，国力强盛，欣欣向荣，威德四播；王朝晚期，法纪松驰，流弊丛生，腐败堕落，战乱四起，最后哗啦啦如大厦之倾。 对于这个现象，有一个传统的解释：王朝越到晚期，土地兼并越严重，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土地所有者身上。于是，农民受到的剥削、压迫越来越深重，最后不堪忍受，只好起来造反。这样的解释，是第一个要质疑和破除的迷信，否则思想永远跳不出原有的框框。 土地兼并和集中，并不是说土地就不存在了，它依然在那里。那么新的土地所有者，例如大地主，依然需要找佃农耕种，否则对自己也没有任何好处。问题是，王朝的初期和中期，土地兼并依然存在而且不少，为什么那时候农民不造反，到了晚期才造反？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所谓封建主义制度的特点，就是农民失去土地，必须依附地主，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如果说土地被兼并（即自耕农甚至小地主失去土地）就会引起造反，那么等于说封建主义制度无时无处不在引起造反，于是整个封建主义的历史必然是战乱不息，无日安宁。显然这样的推论不符合历史事实，但却是传统“土地兼并－治乱循环”论的必然逻辑。 有人又会说，王朝初期和中期，土地兼并还不严重，所以社会危机还不严重，如此等等。姑且先接受这种非常牵强而且没有充分论证的解释。这种解释其实是说，土地兼并严重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大范围的农民起义和战乱。那么，土地兼并最严重的是什么地方呢？当然是相对发达地区，例如历史上的江、浙一带。那里的地主家财万贯，富得流油，根本不是贫困地区的地主可以比拟。然而，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绝大多数并没有在这些地区发生，而是首先起源于落后地区或不太发达的地区。例如，明末农民大起义，首先发源于陕西米脂，再兴于河南、安徽，而江浙一带一直没有被波及，也没有响应。这又是为什么？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大多数农民或平民起义，起义者所提出的理由就是“官逼民反”。却不怎么见有人说，“地主逼民反”，“老爷逼民反”，如何解释？老百姓是最诚实的，感受也是最直接的。到底是谁逼得他们走投无路，山穷水尽，难道还会骗你不成？ 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是，社会生产力和技术水平是会逐渐积累的。也就是说，王朝初期和中期，即使地主的剥削率不大，由于生产力需要恢复和积累的原因，劳动生产率并不高，最后能留到佃农手上的产品也不一定多；王朝后期，即使地主的剥削率增大了，但由于生产力和技术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于是最后佃农能得到的东西未必就比以前少。 所以说，传统的“土地兼并－治乱循环”论并不成立。它只是一个次要的、间接的原因，不是关键和直接的原因。这种错误在逻辑上解释就是，看到A事件必在B事件之前发生，就认为A一定是B的原因。这和以下的例子一样荒谬：早上出门上班，必先刷牙洗脸，穿衣服、吃早饭；所以，刷牙洗脸，穿衣服、吃早饭就是出门上班的原因。 事实上，王朝后期的大规模战乱之前，不管内战外战，必先有官僚体系的严重腐败。为什么不说官僚体系的必然腐败是治乱循环的原因？“土地兼并”论者是不愿过多触及这个问题的。如果按照“土地兼并”论者的理论，甚至可以推论，假设官僚体系本身没有腐败，大多数官吏还比较清廉，只需要有比较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人们就会造反，天下就会大乱。只是这样的推论完全没有历史事实支持，起码就不符合“官逼民反”这个最常见的情形。 历史循环的真相是这样的： 王朝初期，经过战乱，劳动人口相对大幅减少，可用耕地相对大幅增加，所以没有剩余劳动人口的存在，也就不会发生战乱。 王朝中期，人口大幅增加，但仍然可以通过开垦新耕地来吸纳新增劳动人口（不管新增耕地是属于自耕农还是地主），所以也不会发生战乱。 王朝晚期，人口继续增长，但新增可用耕地数量越来越少，剩下的一些土地，不是贫瘠就是（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不具备可开发条件。由于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原有的耕地也不需要更多人，甚至只需要更少人耕种（例如，水利建设、机械和工具的推广、土地的集约化和专业化生产程度增强，因为土地集中了，便于大地主“计划”了）。于是，越来越多劳动力失业或就业不足，所以才逐渐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直至发生大规模战乱。 开始时，这些失业人口到处流荡找工作、找饭吃，史称“流民”。王朝政权将之视为不稳定因素，不断地歧视、弹压，是故，方有“官逼民反”的口号。历史上多次发生“流民起义”，或者在农民起义中，大量的参加者就是这些“流民”。当然，统治者穷奢极侈，横征暴敛也是“官逼民反”的直接原因。 王朝晚期的社会问题，在不同经济水平的地区有不同反映。在一些传统的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例如江、浙一带，由于工商业和第三产业可以吸纳大量新增劳动力，所以不会产生严重的危机和战乱。而在落后地区，这个矛盾就会很突出了。 因此，工商业发展是打破历史循环，解决社会危机，避免全局性动乱和战乱的必由之路。然而，秦及秦后的封建政权，我称之为专制主义封建政权，必然会采取压抑工商的政策。其真正原因是，专制主义和工商业精神不相容，其他什么的都是籍口。例如通常的籍口就是，商人唯利是图，无商不奸，败坏社会风气，引诱官员腐败等等。 事实上，在相对没有那么压制工商业的时候，例如宋代，的确官场十分腐败；然而在那些严厉压制工商业的朝代，例如明代以至清代前期，官场依然腐败不堪。所以，什么工商业诱发腐败之类完全是无稽之谈。腐败，是专制主义和权力社会的必然产物，是无法根治之症，甚至无力遏制。专制主义和权威主义的信奉者和崇拜者们是无法理解也不愿相信这一点的。 本来，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没有原则矛盾。地主掌握土地，佃农出卖劳动力，和资本家掌握资本，雇佣工人出卖劳动力没有太大区别。所以在欧洲，很多封建庄园主后来就转向工商业，成为资本家。资本不过逐利，如果工商业是比农业更有利得多的话，这样的转化本非难事。尤其对于古代中国来说，甚至比欧洲中世纪还有利得多：不仅经济水平和生产力水平较高，而且佃农对土地和地主的人身依附程度比欧洲封建庄园的农奴要小得多，这对于工商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大量的“自由人”）。也是这个原因，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革命者，一要反封建王权的专制主义统治，二要反封建农奴的人身依附制度，但他们并不反对土地所有者的地租收入。然而，由于中国自秦后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权威主义和工商业精神不相容，这种转变的可能，以及工商业本身积累发展的可能，被从体制上、政策上到思想上严密扼杀。剩下的一些工商业，也很容易蜕变为官商，或者官－商勾结（否则就没有出路，或者前景渺茫），产生出许多畸形怪胎。 所以说，专制主义、权威主义才是造成了秦后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的治乱循环的关键原因。 当然，专制主义和权威主义的信奉者和崇拜者们是不会想得通也不会愿意承认的。没关系，我下篇再慢慢解释为什么。只是先请他们自己动脑筋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