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之三国西汉的“玻璃”

　　汉代的口赋 汉代的口赋、算赋，对人征收，属于人头税性质。按人头征税，最先开始于秦代。据史载：秦代曾使税吏挨家挨户按人头数收税，用一种竹制的箕收敛，充作军费，至于是否有男女老少之别，收多收少之差，史无记载汉代的口赋又叫口钱，征收对象是七岁至十四岁的少年儿童。汉代规定，凡适龄的少年儿童，不论男女，每人每年要交纳口赋钱二十，充作皇室收入。汉武帝时，随着军费开支的增加，为了弥补国家财政的不足，加重口赋的征收，纳税年龄提前到三岁即要负担口赋，征课额也增为二十三钱，增加的三钱作为车马兵器之用，即作为军费开支。由于口赋的加重，人民难以负担，致使有些民户生子辄杀，制造了很多惨剧。但这种严重的社会现象，却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一直维持到汉元帝元年（公元前48年），由于贡禹的建议，才又恢复到七岁起征。但口钱数额并未减少，每人每年仍征二十三钱。 对少数民族地区，也要征收口赋。如东汉时，对武陵蛮夷地区的儿童，每口收布二丈 更赋 更赋是对按规定应该服役而未能服役的人所征课的代役钱。汉代规定，每个成年男子都有服正卒、更卒和戍卒的义务；但不是一到服役年龄就要去服役，服役的人数也不需要那么多，当不需要服役或有钱不愿去服役时，可以按规定出钱代役，这种代役金叫更赋。 汉代的更赋，其征收标准是：（1）正卒：如不亲自服役，可纳钱二千，由政府雇人代役。（2）戍卒，如不服役，每人每年纳钱三百。由于戍卒的人数因国家劳务的多少和用兵情况不同而有增减，特别是东汉时，戍卒多征发犯罪之人充当，更赋的交纳和使用，不同时期有多少差别，这就使充作徭役的基金（更赋）有一部分余额，这个余额即归国家财政收入。 汉代的徭役，还有一项重要的措施：买复，即出卖免役权。买复始于西汉文帝，当时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买到五大夫以上的爵位，就可取得免役的权利。汉武帝时多次许民买复，如元朔（公元前124—前123年）年间，因军费开支过多，府库空虚，于是允许人民交纳一定数量的奴婢后，免除终身服劳役的义务。元封（公元前109—前108年）年间，允许交粮食买得免役权。武帝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又卖武功爵，分十七级，这次是收钱或黄金，凡买到规定的爵位后，可终身不服徭役，不纳更赋。 买复措施的实行，虽然国家可暂时获得一笔收入，但从长远看，对国家是不合算的。几十年后，元帝永光三年（公元前41年），因服役的人少了，给国家带来了困难。当然买复这一措施对富豪、权贵之家是有利的，但富豪之家免除了徭役，封建统治者就会把它加在劳动人民身上，使劳动者不胜其苦关税关税关税在汉代，关税属于通过税性质。包括内地关税和国境关税两种。内地关税是指对通过主要关卡的货物的征收；国境关税则是指同匈奴等民族通商贸易所征的税。 秦汉以前，设关的主要目的是检查行旅货物，以纠察违法行为。但是关卡之多，为各国商旅所不便。秦统一全国，为商业交往开通了道路。汉初，为了促进经济的恢复，“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以沟通各地财货，活跃城乡经济。文帝时，把关也撤掉了。景帝四年春，因吴、楚、赵、胶西、济南、淄川等七国联合发动叛乱，又复置诸关，但没有说明收税之责。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才有明文记载，在武关设官收税，不过税率不高，所收的钱，也不列入国家财政，仅供“关吏卒食”，所以财政意义不大。发展到东汉，关税日显重要，征收也较繁苛。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歪上台时下了一个诏文，指出关津加重征税，于商民不便，今后要减轻关津之税，恢复十一税率。可见，东汉末年，关税税率已超过百分之十。至于同匈奴设关贸易，主要是为维护民族关系，是否课税，如何课税，税率高低，有无优免，等等，史籍没有记载。 酒专卖 汉代对酒实行专卖，始于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御史大夫桑弘羊建议“榷酒酤”。但只实行了十七年，因在盐铁会上遭到贤良文学的坚决反对，不得不作让步，改专卖为征税，每升税四钱。东汉时，因所属统治区缩小，又常遭水旱之灾，所以一再禁止私人卖酒，可见一般情况下实行的是私人经营国家征税制。 西汉的专卖政策，是同汉代的国策相适应的，特别是汉武帝时，为了满足其安边扩土的需要，广开财源，所以，对盐、铁、酒实行专卖，以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汉代的专卖政策确实为国家财政带来了好处，解决了战争带来的财政困难，有助于增强力，有助于国防建设和边境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对汉代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盐铁在专卖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弊病，主要是价格太高，民多不便；铁器质量粗劣，又无选择的余地；有时还征调人民去服徭役。 车船税和缗钱令 车船税：对车、船所有者征收的税。此税始于西汉武帝年间，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冬，“初算商车”。征收的对象为商人和除官吏、三老、北边骑士以外的其他车、船所有者。凡商贾的轺车（由一匹马驾驶的轻便车）每辆二算；其他人有轺车者，每车一算；如属官吏、三老、北边骑士，其占有的车不征税。五丈以上的船征一算。 汉武帝的缗钱令，首先针对当时的商人和手工业主，对他们所有的钱、物征税，其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又扩大了征收范围，凡豪家及中产之家的财产，包括缗钱商货、车、船、田宅、牲畜、及至奴婢等，均在征税范围，需要一一评定，汇总征税。这种做法，必须遭到豪富巨商的抵制；或以多报少，或匿而不报，不愿分财以应国家之需。其实，汉武帝早已估计到这个问题，颁布税法时，即有罚则规定。所以，当豪富巨商争相匿财时，汉武帝于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颁布告缗令，并任命杨可主持告缗工作，鼓励大家揭发检举偷、漏税之人；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还出赏格，对告缗者赏给查出财的之半。其结果，“杨可靠缗遍天下”，中层以上之前大抵皆被告，国家因此而得到大批财物。抄没来的财物上亿，罚没的奴婢千多万，没收充作公田的土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房宅亦相应没收。不过，算缗、告缗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因为商贾中产以上大多数都被告受罚，以至于破产，造成商民讲究吃喝的多了，从事蓄积的少了；同时，从事车船运输贸易者也少了，导致商品供应紧张，物价上涨。总之，它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从长远看，势必影响国家收入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