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友爱是允许的,但同性间的性爱抚、性抓伤、咬睫毛和嘴唇接触等都应该遭到厌弃。--[英]马林诺夫斯基《未开化人的恋爱与婚姻》
有关中国古代同性恋的记录非常之多,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不少有关同性恋的文献流传下来,这种流传与保留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
迄今为止,同性恋依然被很多人视做一种病态心理的反映。而在信息相对闭塞的古代社会,这种隐秘的事情是如何传播的呢?看了这些被记录得神乎其神的细节,你会不会对古人的传播能力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君王同性恋
《战国策•魏策》中记载,有一天魏王和他的男宠龙阳君一起钓鱼,龙阳君钓了十几条鱼,可是却很伤心。魏王问其故,龙阳君说:“当我钓到第一条鱼时满心欢喜,后来我又得到更大的就把第一条扔了。现在我受宠于你,可四海之内漂亮的人很多,有朝一日我就会像第一条鱼那样被扔掉。”魏王说:“你有这种想法为何不早告诉我?”于是发布命令,如有人在魏王面前提出另一个美貌者,就满门抄斩。当时统治者利用权势玩弄俊男很少有不移情别恋的,魏王颁布这一命令足见其用情专一。
清代帝王中最有同性恋嫌疑的当属乾隆。《清稗类钞•异禀类》记录了一个妃子的死。说,清世宗(雍正帝)的一个妃子,美貌娇艳。乾隆十五岁那年,进宫办事,从那妃子身边过,看见妃子对着镜子梳头,乾隆心性天真,便上去从后面捂住那妃子的双眼,想与妃子开个玩笑。妃子哪里知道是太子,被乾隆这么一捂,吓了一大跳,顺手把梳子朝后砸了过去,正好砸在乾隆的脸上。乾隆一疼,立刻放手。第二天,世宗发现了乾隆脸上的小伤疤,问他怎么弄的,乾隆不肯说。后来在严厉斥责之下,乾隆才如实说。太后闻听,怀疑妃子调戏太子,立刻把那个美貌妃子赐死了。乾隆大哭,把一根手指染成红色,在妃子的脖子上点了一下,说,“是我害了你,如果魂灵保佑,那就让你在二十年后和我相聚吧。”
乾隆中叶,和珅以满洲官学生的身份进宫做了銮仪卫,具体工作是抬轿子。有一天,乾隆爷想外出,仓促之间找不到黄盖,乾隆爷问四周人等:“这是谁的过失?”和珅连忙说:“典守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乾隆循声一看,觉得和珅这人非常眼熟,却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回宫之后,回忆自己从小到成年之间的事情,猛然间觉得和珅与那位因为自己而受牵连死去的妃子面貌相似。于是密召和珅入宫,仔细观看他的脖子,发现“指痕犹在”。乾隆爷认定眼前的和珅就是那美貌妃子转世,对和珅“倍怜之”。之后,和珅的仕途一路扶摇,终至相位。乾隆爷即将退位时,对和珅说:“我和你关系非同寻常,后人将不容你。”果然,嘉庆帝即位不久就把和珅赐死。
这则记载于《清朝野史大观》中的文字传奇至极却大有可信之处,否则,以乾隆爷的明察秋毫,怎能不知和珅巨贪?所以不查办他,大概正是因为君臣之间的某种特殊关系。
男风
宫廷同性恋当然会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但真正使男性同性恋形成一种社会风气的,应该说还是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性观念和性取向的改变,尤其是士人和官员的广泛参与。在中国古代,士人是社会风气和潮流的领导者,他们的趣味和倾向有时往往会比朝廷的诏令更具号召力。
大量的文学作品中细致地反映出男风的生活,这体现出文人士大夫对男风一事的宽容。汤显祖的《牡丹亭》第二十三出《冥判》,以十分轻松幽默的笔调,写出了酷好男风的李猴儿在冥间所受到的喜剧性的发落。现实生活中,汤显祖对同性恋行为同样很是宽容甚至赞赏。
万历十二年,当时的礼部主事、名士屠隆因为喜好男风而遭罢官。时隔一年,著名的戏曲家、南京国子监博士臧懋循又因“风流放诞”,“与所欢小史衣红衣,并马出凤台门”而受弹劾罢官归里。汤显祖把这两件因好男风而罢官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写了一首传诵一时的《送臧晋叔归湖上,时唐仁卿以谈贬,同日出关,并寄屠长卿江外》,其中有句云:
君门如水亦如市,直为风烟能满低。
长卿曾误宋东邻,晋叔讵怜周小史。
自古飞簪说俊游,一官难道减风流?
深灯夜雨宜残局,浅草春风恣蹴球。
杨柳花飞还顾渚,箬酒苕鱼须判汝。
兴剧书成舞笑人,狂来画出挑心女。
仍闻宾从日纷纭,会自离披一送君。
却笑唐生同日贬,一时臧呣竟何云。
这种敢做名教罪人的叛逆精神和蔑视世俗名利、追求纵情适性的洒脱风度,对当时士人震动很大,明末时钱谦益犹赞叹道,“艺林至今以为美谈。”汤显祖毕竟还只是一个开明的文人,而晚明名士张岱则更进一步,身体力行之。他在《自为墓志铭》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来概括自己的早年生活:
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
如此概括,也算得上坦诚之至了。
小说家冯梦龙对同性恋的态度则更高一筹。他在编著的《情史》中专列“情外”一类,搜集自古以来各种文献中所载的同性恋故事,并加以评点。他认为:
男女并称,所由来矣。其偏嗜者,亦交讥而未见胜也。世故有癖好若此者,情岂独在内哉?
明确地将同性恋与异性恋并论,并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优劣或正常与反常的区别。这种观念,和近现代的同性恋理论大有相合之处。
大约是相当程度上受到了男风的影响,自明代中晚期到清代,社会对男性的审美理想产生了很大的变异。“面如冠玉,唇如涂朱”成了通俗小说中男主人公的常见形象,文弱纤秀、女性化的白面书生成了这一时期公认的美男子。而男性的阳刚之美,在小说家的笔下,则成了最无知最底层的男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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