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镖局的行业规矩

　　董鄂氏的一生可用“红颜薄命”四个字概括，她的悲剧不仅在于她入宫前的特殊经历，更在于无法挣脱满蒙联姻的桎梏，她的一生给后世留下太多的话题……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是顺治在世时所册封的第三位皇后，但董鄂氏的皇后身份却是在去世后追封的。

　　她的身世、她的得宠以及顺治在她去世后的出家之念，都给她短暂的生命增添了令人回味的因素。

　　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的骨灰被安置在顺治孝陵的地宫之内，而在清东陵中顺治的地宫是惟一没有被盗过的，她与他在身后的确得到了长久的宁静。

　　在所有清一代的宫掖中，董鄂氏都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人物。

　　民间还一度盛行董鄂氏实际是汉女的说法，此人名董白(字小宛)，系苏州著名歌伎，才貌双全。

　　在清军南下时董氏被掠，因貌美绝伦而被送至北京皇宫，成为顺治帝的宠妃。

　　实际上，这位苏州名伎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就已经被江南才子冒襄金屋藏娇，媒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钱谦益。

　　而清军在顺治二年南下时，冒家的财产确实被洗劫一空，但董小宛并未成为战利品被送到北京。

　　董小宛因肺结核病医治无效，在顺治八年去世，享年28岁。

　　显而易见，董小宛并非董鄂妃。

　　《清史稿·后妃传》对董鄂妃有如下记述：“董鄂氏，内大臣鄂硕女，年十八入侍，上眷之特厚，宠冠三宫，十三年八月立为贤妃，十二月进为皇贵妃，行册立礼，颁赦。

　　”且不说皇贵妃在后宫的地位仅次于皇后，在册立皇贵妃时大赦天下，已经是极不寻常的迹象，顺治在八年、十一年两次册立皇后均未大赦天下，不难看出皇贵妃董鄂氏在顺治心中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地位。

　　鄂硕隶属满洲正白旗，从天聪九年(1634年)以来历经战阵、屡立战功，被赐予世袭子爵。

　　鄂硕之女生于崇德四年(1639年)，在盛行早婚的时代，13岁左右基本完婚，比顺治小一岁的董鄂氏何以要迟至18岁始入宫掖？更何况，18岁也早就过了入宫待选的年龄。

　　在清代官方的记载中，对董鄂氏入宫前的身世一直讳莫如深。

　　在西方人撰写的有关著作对此却有所披露，《汤若望传》一书指出：“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怜，当这位军人因此斥责他的夫人时，他竟被对于他这斥责有所闻知的‘天子’亲手打了一个极怪异的耳掴。

　　这位军人于是乃因怨愤致死……皇帝遂将这位军人的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据陈垣先生考证：这位军人的夫人就是被封为皇贵妃的董鄂氏，而董鄂氏的前夫就是顺治的弟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

　　顺治朝实录也的确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文字：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在顺治十三年七月初三去世，七月初九“礼部择吉于八月十九日册妃，上以和硕襄亲王薨逝，不忍举行……”因襄亲王之死而不忍心册封董鄂氏，足以反映出顺治、董鄂氏、襄亲王之间存在着不同寻常的关系。

　　已经为人妇的董鄂氏能在顺治的视野中出现，很可能同清代实行的命妇轮流到后宫侍奉后妃的制度有一定的关系。

　　已经成为襄亲王妃的董鄂氏自然在命妇之列，到宫内侍奉后妃，也就为顺治同她的不期而遇提供了条件。

　　可真应了那句“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值得注意的是，孝庄皇太后在顺治十一年四月初五颁布了懿命，以“严上下之体，杜绝嫌疑”为由，停止实施这个历代都没有的命妇入侍制度。

　　皇太后很可能已经听到多情天子同弟媳董鄂氏的某些风流韵事。

　　按照太后的布置册立内侄孙女为皇后即将举行，此时哪能节外生枝；再说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又是个很看重礼法的人，一旦得知王妃红杏出墙、移情别恋，肯定无法忍受；为了满蒙联姻、为了家庭的和睦，孝庄决定立即把一切都消灭在萌芽中，切断顺治同董鄂氏幽会的途径，让他们把刚刚萌生的恋情冷却、淡化，在无声无息中消失。

　　从顺治十一年四月到顺治十三年八月十九的两年多中都发生过什么，已经无从考察，但可以想像得出太后的禁令并未能阻断顺治同董鄂氏的恋情，而且最终一些风声还是传到了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耳中。

　　为此，董鄂氏受到了丈夫的“斥责”，而顺治竟打了这个满腹委屈的丈夫一个“耳掴”。

　　博穆博果尔“乃因怨愤”在七月初三去世，董鄂氏作为未亡人而进宫。

　　董鄂氏对顺治为何会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在为悼念董鄂氏所写的“孝献皇后行状”中，顺治写道：“后至俭，不用金玉，诵《四书》及《易》，已经卒业，习书未久即精，朕喻以禅学，参究若有所悟。”对《四书》、《易经》的学习，对书法的精通以及对禅学的领悟都使得董鄂氏同顺治在文化上志趣相投，彼此之间有说不尽的话题。

　　对顺治来说后宫佳丽虽多，但不是来自蒙古草原就是来自满洲世家，几乎个个目不识丁。

　　已经熟读经史子集的少年天子，又焉能寻觅到知音！平心而论，董鄂氏比起那些汉族才女，还相差甚远，但对于生活在文化荒漠中的顺治，却是难得的红颜知己。

　　顺治帝炽热而又持久的爱，不仅在后宫，也在董鄂氏的心头荡激起巨涛。

　　难以摆脱的负罪感与情投意合的愉悦纠缠在一起，然而博穆博果尔之死，的确令董鄂氏在内心深处怀有负罪感，抚今追昔，百感千愁，“恨不相逢未嫁时”！她最终得到册封，堂而皇之地登上皇贵妃的宝座，并在顺治十四年十月初七生下皇四子，而且此子一出生就被立为皇太子……宠冠三宫也使得她成为众矢之的，在情感激烈竞争的后宫，谁也不愿意成为失败者。

　　当翌年正月二十四日皇四子夭折时，顺治立即追封皇四子为荣亲王。

　　尽管在顺治诸子中皇四子是第一个得到亲王封爵的，董鄂氏仍能感受到妃嫔中那些幸灾乐祸的目光……顺治依然坚持立董鄂氏孝献端敬皇后御制行状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之子荣亲王生的儿子为皇太子，然而经受丧子打击之后的董鄂氏，已经虚弱到难以再承受生育的重负，一再向皇帝表示不必以己子为太子。

　　也许正是考虑到董鄂氏不可能生育的身体状况，废后之念再次在顺治的胸中涌动。

　　本来他同第二个皇后就毫无感情可言，为了日后董鄂氏的处境，他必须让董鄂氏正位中宫。

　　深知其中厉害的董鄂氏，在得知顺治已经停止向皇后进笺奏后，“长跪顿首固请”，并以“陛下若遽废皇后，妾必不敢生”，力劝顺治放弃废后之念。

　　满蒙联姻笼罩着后宫，就像一条挣不脱的枷锁，禁锢着多情天子与他的心上人。

　　董鄂氏一方面品尝着挚爱，另一方面又要提防妒忌的陷阱，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慎之又慎。

　　顺治十四年她的父亲鄂硕去世，对此董鄂氏的反应并非异常悲痛，因为她正担心父亲会依仗皇贵妃父亲的身份在外面招摇生事，父亲的去世反而令她不必再牵挂，她的理智似乎不近人情……

　　顺治的爱已经成为董鄂氏生命不能承受的重负，她在等级森严的后宫活得非常累。

　　顺治“偶免朝，则谏毋倦勤”，惟恐落下“君王从此不早朝”的指责；当顺治在“日讲”后，和她探讨“章句大义”时，“辄喜”；而当顺治让她一同阅奏折时，则起身谢道“不敢干政”。

　　至于对太后她更是全力侍奉，“左右趣走”，即使她在顺治十四年十月初七生子之后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连月子都没能坐，就要竭尽全力去侍奉生病的太后，而皇后却可以心安理得地不去尽妇道。

　　当她在丧子之后内心痛苦不堪的情况下，依然要强颜欢笑，出现在太后的身边，“左右趣走”……长此以往，又怎能不应了“红颜薄命”？心力交瘁的董鄂氏终于病倒，于顺治十七年八月初八(1660年9月23日)辞世，享年22岁。

　　董鄂氏去世所激起的波澜比当年入宫还要剧烈，为了追封董鄂氏为皇后顺治已经闹到寻死觅活的地步。

　　按照传统，妃嫔只有在所生育的儿子继承了皇位，才能母以子贵被尊为皇后。

　　为了避免失去理智的顺治做出过激的举动，孝庄皇太后被迫同意追封董鄂氏为皇后。

　　但在议谥时又出现了问题，尽管已经增加到“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12个字，依然没有出现皇后谥号中所必须有的两个字——“天”、“圣”，如“承天辅圣”(顺治祖母孝慈高皇后)、“辅天协圣”(顺治嫡母孝端文皇后)。

　　汉化程度已经相当深的顺治当然明白，董鄂氏既不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也不是母以子贵熬上来的，虽然他贵为天子但对森严的封建礼数竟也无可奈何。

　　就像那首被称为出自顺治手笔的“西山天太山慈善寺题壁诗”所言：“朕乃河山大地主”，“十八年来不自由”！顺治失去董鄂妃后的情绪失控，远远超过了他的父亲皇太极。

　　在葬礼结束后，顺治帝又掀起出家当和尚的轩然大波，他让玉林通的弟子行森和尚为自己剃度，以表示弃天下如敝屣的决心。

　　顺治的出家念头在董鄂氏去世时已经萌生，但他的未了情还要用手中的权力去了结——追封董鄂氏为皇后、为她举行隆重的葬礼，一旦把这两件事办妥，他就要遁入空门了。

　　顺治的剃度，实际是一个从渐悟到顿悟的过程，从顺治十四年十月初四在海会寺同和尚憨璞会面后，顺治又同玉林、木陈、行森等禅师频繁接触。

　　这当然有争取逃入空门士人的考虑，因为自唐宋以来，士大夫在政治上遭遇蹉跎后，往往出佛入老，以期得到心灵上的某种慰藉。

　　据当时在华的外国传教士维克特·瑞奇(Vctor Ricci)所记：“许多忠于明朝的志士们不愿受满洲统治而出家当了和尚，不少学者、诗人、画家栖身寺庙。”他们中有的以“思明”为法号；有的“以忠孝作佛事”，每到崇祯忌日“必素服焚香，北面挥涕”，十几年如一日；也有的慷慨赋诗：“一声长啸出红尘，忠孝原来是法身”，以诗言志；还有的把时人悼念在煤山(今景山)自缢的故君——崇祯的诗文，编辑成册，名曰《新蒲绿》。“儒之门几无人”“率被释氏牵之去”以及空门不空，在当时都是非常突出的。

　　顺治先后诏令在禅门中颇有影响的玉林、木陈禅师进京论道。

　　木陈不仅是“新蒲绿”的编辑者，还在顺治八年到舟山的普陀寺开堂说法，而当时的舟山在鲁王朱以海的控制之下，其政治倾向不言而自明。

　　木陈在进京后，被顺治安排在西苑(今北海、中南海在当时称为西苑)居住堪称是志趣相投，心有灵犀。

　　顺治的博学多闻、礼贤下士，已经把木陈胸臆间的故国之思、华夷之别荡涤殆尽。

　　在其离京前夕(顺治十七年五月)曾挥毫写下：“惜别君王重，多愁会晤难。

　　何由能缩地，长此共盘桓。”惜别之情、眷恋之意已经跃然而现。

　　“从今不哭《新蒲绿》，一任煤山花鸟愁”的木陈，在南归后还写了一篇颇有政治色彩的文章《从周录》，不但曲解了孔子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之意，还对明清鼎革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证，其文曰：“向使殷之丧师，同于明之亡国，武王之兴同于世祖之兴，则伯夷将弹冠入周，安事首阳清饿哉！乃世固有非宗臣，非国士，往往托首阳以自高，则已违乎周、清从违之义矣。”这一番议论，即使是降清多年的洪承畴、吴三桂等也未能杜撰得出，此木陈已非彼木陈！而木陈“以比丘尼不得为君父报仇”的告诫，更是顺治期待已久的。

　　满汉合作基础的扩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礼禅也是个双刃剑，即瓦解了禅门，使得相当一部分禅师接受了明清鼎革的现实。

　　与此同时也把顺治的思绪引向了空门，他曾对木陈说过“朕于财宝固在不意中，即妻孥亦觉风云聚散没甚关晴”。

　　顺治甚至拜玉林为师，法号“行痴”，用现在的话也算得上是个在家修行的居士了，兼之又有董鄂氏同他机锋问答，别有一番情趣在心头。

　　关于顺治出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被炒得沸沸扬扬，吴梅村还以此为题写了首长诗。

　　而在《清诗纪事》中还收录了一首署名为福临写的“西山天太山慈善寺题壁诗”。

　　虽然可以断定此诗并非顺治所作，但其中的“天下丛林饭似山，钵盂到处任君餐。

　　黄金白玉非为贵，惟有袈裟披最难。

　　朕乃山河大地主，忧国忧民时转繁”以及“我本西方一衲子，因何流落帝王家！十八年来不自由，江山坐到几时休”等句，确实反映出顺治不堪尘世礼法束缚的心境。

　　产生于清乾隆时期的著名小说《红楼梦》中便安排主人公贾宝玉在林黛玉被封建礼教夺去生命后，毅然抛弃荣华富贵出家当了和尚，很可能就是有感于顺治强烈的出家之念。

　　该书作者曹雪芹的祖母就是康熙皇帝的乳母之一，作者在童年时很可能听到有关顺治试图遁入佛门的真实情况，正是有了这种生活积淀，《红楼梦》这部巨著也才具有如此强的震撼力。 <脚本 LANGUAGE="Java脚本1.1" SRC="http://155.adsina.allyes.com/main/adfshow?user=AFP6_for_SINA|Cul|CulPIP&db=sina&local=yes&js=on">

　　但顺治的出家，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及时赶到北京的玉林制止了顺治的出家之举。

　　玉林明确表示：如果皇帝不放弃出家之念，就将烧死行森。

　　熊熊燃烧的柴堆迫使顺治让步，依然留在尘世当皇帝。

　　为此他安排最得宠的太监吴良辅作为皇帝的替身在悯忠寺出家，以了结皇帝的未遂之愿，并在十八年的正月初二御驾降临悯忠寺，参加吴良辅的剃度仪式。

　　过度的悲伤、主持葬礼的疲惫以及出家未遂的失意都伤害了顺治帝本来就多病的身体。

　　顺治在十几岁时得了肺结核，竟至到了吐血的地步。

　　结核病人在患病之初，表现出病态的亢进，用中医的观点来解释就是阴虚阳亢，而当时顺治又处于青春期，纵欲之事时有发生。

　　然而病态的亢进耗尽了他体内的元气，以至才20岁出头就已经阴阳俱虚，气血两亏。

　　顺治对董鄂妃的宠爱并非一般人所想像的“独承雨露”，实际上皇帝同她经常“分床而居”，彼此如同老友一般，更多的是心灵上的沟通。

　　而董鄂妃的去世，已经使得顺治的命门火虚弱到随时就能熄灭的程度。

　　顺治在参加吴良辅的剃度仪式后5天去世，按照他的遗嘱：由行森在景山举行火化仪式，奉命来京的行森在四月十七日为顺治举行了秉炬，其遗体及生前御用物品全部焚烧。

　　顺治的骨灰葬在他生前择定的墓地——位于遵化马兰峪的清东陵。

　　令顺治没能料到的是，他逝后的谥号“章”也未能系在董鄂氏的皇后谥号上，这就意味着孝献皇后不可能配享太庙……然而无论是礼教还是名分，对于紫禁城里所发生的长达数年的惊世骇俗的生死之恋，不也都是无可奈何吗？！

　　顺治在参加吴良辅的剃度仪式后的当天下午就感到有些身体不适。

　　到了第二天——正月初三，就已经出现出痘的症状(当时人把生天花称为出痘)。

　　从关外来到中原的满洲人，本来对天花病毒就缺乏免疫力，而成年人出天花往往会危及生命，因而每年的冬季及初春顺治都要到南苑去避痘。

　　但顺治十七年的冬季却是个例外，顺治不仅未去避痘，反而为了董鄂妃的葬礼弄得心力交瘁，疲惫不堪，天花病毒乘虚而入。

　　到了正月初六顺治病危，这天凌晨麻勒吉与汉族学士王熙到皇帝病榻旁奉命撰写遗诏。

　　据王熙在《自撰年谱》中所记：在写完第一段后“遂奏明：恐圣体过劳，容臣奉过面谕，详细拟就进呈，遂出至乾清门下西围屏内撰拟，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日入时始完。

　　至夜，圣驾宾天。”据清实录记载，顺治在正月初七子刻在养心殿去世，时年24岁。

　　不难看出，顺治的遗诏在去他世之前已经由本人审阅定稿，然而遗诏是在申时才公布的。

　　公布遗诏是在顺治去世之后4个时辰(8个小时)，而且遗诏已经变成了罪己诏。

　　曾经参与撰写遗诏的王熙在遗诏公布后，便把自己保存的所有同遗诏有关的文字记录全部付之一炬，而且此后对所有涉及的内容守口如瓶。

　　据孟森先生考证“其间必有太后及诸王斟酌改定之情事”，8个小时足够修改了。

　　在这份罪己诏中的第十条就涉及到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端敬皇后于皇太后恪尽孝道，辅佐朕躬，内政聿修。朕仰奉慈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过从优厚，未能以礼止情，诸事窬溃不经，朕之罪一也”。

　　把对董鄂氏的葬礼逾度写进罪己诏，的确反映了孝庄的强烈不满，在她看来顺治如果不如此伤感、劳神，又怎能会染上痘症并因此撒手而去。

　　而［美］A.W.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福临传》中也有如下的评论：“在这份以福临名义发布的遗诏，把福临装扮成因为有某些过失而下罪己诏者，例如加予宠妃的那些破例的荣誉和为她的死而举行的奢侈的葬礼……可能是他的母亲孝庄皇后希望抬高她自己的侄女或侄孙女而坚决要加进去的。”孝庄的情绪使得端敬皇后的堂妹贞妃董鄂氏陷入深深的恐惧中，为了避免引起更多的麻烦，为了董鄂氏家族不至于受到牵连，她决定牺牲自己，以为顺治殉葬来换取皇太后的宽恕，才20出头的她从容地走了。

　　虽说这是她自己的抉择，但其中……尽管康熙追封贞妃董鄂氏为皇考贞妃，但当两年后顺治的孝陵竣工之后，在地宫中同顺治合葬的只有孝献端敬皇后和刚刚去世的康熙的生母孝康章皇后佟氏。

　　至于追随先帝而去的贞妃，则被葬在孝陵东边妃嫔陵寝。

　　当康熙在三十二年开始为嫡母孝惠营建陵寝时，便在原有妃嫔陵寝的基础上营建孝东陵——修建地宫、地宫上的宝城、方城、明城、隆恩殿、东西配殿……而贞妃不过是葬在孝东陵的28位嫔妃中的一个。

　　生前并未得宠，但却要成为堂姐的替罪羊；虽然殉葬，死后依然备受冷落；名分以及合葬地宫的哀荣都同她无缘……

　　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虽然没有留下一儿半女，但她却留下一位为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弟弟费扬古。

　　费扬古生于顺治二年(1645年)，比孝献端敬皇后小6岁，在他的脑海中姐姐的印象已经非常模糊，但他却承袭了姐姐办事认真、为人谦和、追求完美的性格。

　　当他的父亲在顺治十四年去世时，13岁的费扬古就承袭了父亲在一年前(顺治十三年)因女儿被封为皇贵妃而晋升的伯爵。

　　13岁的小伯爵懂得约束自己，在姐姐最得宠的时候，不敢有任何放纵自己的言行，而且抓紧时间学习文韬武略，为将来建功立业奠定基础。

　　在平定三藩之乱时年轻的费扬古在安亲王岳乐帐下效力，因战功卓著被授予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

　　费扬古不是凭借外戚的身份，而是凭借自己的功绩而跻身于政坛。

　　在清王朝抗击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战争中，费扬古更是大显身手。

　　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起，以伊犁为统治中心的漠西蒙古中实力最为雄厚的一支——准噶尔部，在首领噶尔丹率领下挥师东进，并于次年五月越过杭爱山大举进攻漠北的土谢图部，又乘胜渡过土拉河侵入车臣部牧地，漠北各部纷纷南奔，请求归附清朝。

　　如果清廷不接受漠北各部(又称喀尔喀各部)内附，他们必然被准噶尔部所吞并，将成为清王朝北部的巨大威胁；如果允许喀尔喀各部内附，噶尔丹就可能以追击为名而内犯。

　　尽管情况如此严峻，但康熙绝不会错过臣服漠北各部的天赐良机。

　　在此之前，漠北各部已经对清王朝“间通使，间为寇”，准噶尔的侵略使得他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于是康熙下达了允许喀尔喀各部内附的命令，并在靠近边界的牧场予以安置，调拨归化城的粮食用来赈济他们。

　　漠北各部在内附后也同漠南内蒙古一样编旗，被编为三十七旗，且建立汇宗寺以安置各部喇嘛。

　　康熙“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御朔方”的做法，的确收到了“较长城更坚”的效果。

　　占领漠北的噶尔丹愈发不可一世，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又以追击喀尔喀各部为名，率领军队数十万南下，“已进汛界”。

　　噶尔丹“志在不小”，于是康熙决定御驾亲征，开始了同噶尔丹之间的第一次战争。

　　但此次亲征由于康熙病倒在军前，只得委托裕亲王福全等指挥此次战事，而费扬古就是裕亲王福全麾下的一员得力将领。

　　双方在乌兰布通展开激战，噶尔丹在被击溃后率余部渡过西拉木伦河逃回漠北。

　　在此之后，噶尔丹依然时时越过克鲁伦河，南下侵略巴颜乌阑一带。

　　为了防御噶尔丹，康熙任命费扬古为安北将军，驻守归化(今呼和浩特——内蒙古自治区首府)。

　　为了解决噶尔丹对内蒙古的军事威胁，康熙在三十五年(1695年)二月，再次御驾亲征。

　　此次亲征兵分三路，东路由萨布素负责，率领数千军队驻守蒙古东部，防止噶尔丹向东逃窜；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的费扬古是西路统帅，西路是此次征战的主力，兵力四万六千有余；中路由康熙亲自率领，兵力约三万三千。

　　按照事先的部署，中路军在四月初一从北京出发，而西路军在三月份分别从宁夏、归化出发，五月底中路和西路在土拉河以北会师。

　　西路军在行进途中因天气恶劣影响了进度，为了避免不能按期到达使得康熙率领的中路军独自承受巨大的压力，费扬古亲自率领一万四千精锐日夜兼程……而当康熙抵达克鲁伦河以南时，“北岸已无一帐”，噶尔丹早已“拔营宵遁”。

　　噶尔丹在向西逃窜的途中“遗老弱辎重”，在经过五昼夜的狂奔后抵达位于库仑(今乌兰巴托)的昭莫多(蒙语大树)，但却被费扬古所率领的西路军迎头予以阻击。

　　费扬古在昭莫多同噶尔丹展开激战，噶尔丹的主力全部被歼灭。

　　从此费扬古的名字就同康熙盔甲昭莫多、同大败噶尔丹紧密联系在一起。

　　“雪花如血扑战袍，夺取黄河为马槽。

　　灭我名王兮虏我使歌，我欲走兮无骆驼。

　　呜呼，黄河以北奈若何！呜呼，北斗以南奈若何！”这是准噶尔部的一名善弹筝笳的老乐工被俘后，在康熙皇帝所举行的庆功宴上演唱的一首悲壮凄凉的歌，从歌词中可以看出：噶尔丹率领的准噶尔部在占领漠北喀尔喀三部后试图向南扩张、饮马黄河的狂妄之心，也反映出在昭莫多之战重创下噶尔丹精锐丧尽、处于穷途末路的可悲境地。

　　噶尔丹在天山以北的故地已经被他兄长僧格的儿子策妄阿拉布坦所占有，进退失据。

　　由于噶尔丹拒绝康熙的招抚，费扬古在康熙三十六年(1696年)二月又参加了第三次对噶尔丹的战争，但双方还未来得及交战，噶尔丹就在这一年闰三月十三日一命呜呼。

　　费扬古因在平定噶尔丹战争中的杰出贡献，被封为一等公爵。

　　自第一次在乌兰布通交战到噶尔丹兵败身亡，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费扬古驻扎在归化，由于他能约束布众、军纪严明，深得民心，当第三次讨伐噶尔丹的战事结束后，他奉命调离，当他从该城开拔时，归化的商人、百姓纷纷给他送行，不久为他修祠立像，以纪念他在抗击噶尔丹、戍边卫民及绥靖地方的过程中所立下的功绩。

　　以至清go-vern-ment在任命下一任驻归化将军时，竟然任命了一个与他同名的人，但此费扬古是预亲王多铎的小儿子，这一任命足以反映出：出自董鄂氏的费扬古，在蒙、汉百姓中所享有的崇高声誉。

　　安息在孝陵地宫中的孝献端敬皇后的灵魂，应该感到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