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艺录》实际上是一部诗话,只是不涉及时人作品而已。不像《随园诗话》有假书传诗之嫌,亦有借人抬己之疑。钱先生对随园颇有微词,常有发难之语。如果单就趣味性而言,我以为《谈艺录》不及《随园诗话》,不搞专门研究者不一定要看。
《谈艺录》的特点是旁征博引古今中外的相关资料,书(中华书局1996年版本)中补遗、补订、补正篇幅超过原文,释道儒墨阴阳家,英德法意希腊文,信手拈来,其才情博学记忆力,无不令人叹为观止。资料的丰富罗列,为后人作某项专题研究提供了可贵的索引;但为了说明一个问题,有时是用不着举那么多例子的。(他自己在《管锥编》里说:贾谊《过秦论》“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四者一意,任举其二,似已畅足;多举犹“一个孤僧独自行”“关门闭户掩柴扉”一样可笑了。
凡读过《谈艺录》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不论名气多大的诗人,他都能在其诗作里找出沿袭前人的句子。如大诗人陆游,简直被他追得无地自容。
钱先生论唐诗宋诗的差别,“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所谓唐宋诗是指风格而言,“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
一般的说法,师法尚高,“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但钱先生比较竟陵与公安两派,“以作诗论,竟陵不如公安;公安取法乎中,尚得其下,竟陵取法乎上,并下不得。”可能是眼高手低吧。
“文贵曲,诗宜淡”,钱先生引古人言证之。贵直者人也,贵曲者文也;天上有文曲星,无文直星。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诗到无人爱处工,俗人犹爱未为诗。直须作到无人爱,始是吾诗长进时。
诗文之累,不由于谤而由于谀。诗文之累学者,不由于其劣处,而由于其佳处。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长者也。第一个用花比女人的是天才,但花喻女人已流为俗套;好诗被学被尊为xx体,便不怎么新鲜了。
关于剽窃,须严格区分“改”与“袭”:以为原句不佳,故改;以为原句甚佳,故袭。改则非胜原作不可,袭则常视原作不如。
司空徒《诗品》“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不是一个字不写。“不著”者,不多著,不更著也;“著”有注解的意思。好像山水画,无笔墨处与点染处互相烘托,并不是无字天书或圆光之白纸。
关于诗与文的比喻,转引《围炉诗话》说明,非常形象。意喻之米,文如饭,诗如酒,饭不变米形,酒则尽变;饭使人饱,酒令人醉。
作诗须以不类为类乃佳;看了上句,使人想不出下句,方见变化不测。“珠圆花上露,玉碎草头霜”,虽工不绝。这样说来,必“西班牙”对“东坡肉”,“三星白兰地”对“五月黄梅天”才妙。一笑。
韩愈同柳宗元的差别好像建房子,“子厚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别人田地。退之则惟意之所指,横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饱满,不问田地四至,或在我与别人”。苏轼与黄庭坚的不同“犹丈夫女子之接客”,“丈夫见宾客,信步出将去;如女子,则非涂泽不可”。苏东坡如名家女,大脚步便出;黄山谷缩头拗颈,欲出不出,有许多作态。〖1〗
李商隐《锦瑟》诗非“悼亡”之意,而是以古瑟自况。“诗冠全集,倘非偶然,则略比自序之开宗明义。”首“锦瑟”两句,言景光虽逝,篇什犹留,毕世心力,平生欢戚,开卷历历,“借此中传”;次“庄生”两句,言作诗之法,心之所思,情之所感,寓言假物,譬喻拟象;中“沧海”两句,言诗成之风格或境界;末“此情”两句,乃与首二句呼应作结,黯然于好梦易醒,盛筵必散。
《谈艺录》一书,博大精深,根据读者自身的学养差异,给予你不同的收益。功底深的,得到便多;像我辈浅薄者,只能学到一点简单的知识,如韩非为什么叫“韩非子”而不称“韩子”之类,读不读意义不大,实在对不起钱先生的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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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城门开》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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