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悟马克思的解释学哲学理论

【内容提要】世纪之交，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要注重社会主义制度创新，不断保持社会主义活力；要针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提出中国的发展战略；面对知识经济的大趋势，必须进一步加深对“科学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解。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面临许多问题，其中制度创新、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三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回答的。
【 正 文 】  
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创新  
制度对于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制约和推动作用，制度创新构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因为在唯物史观看来，制度创新的过程就是一个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过程。制度创新的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展开，本文探讨的制度创新，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制度创新，而提出这一问题的前提是，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是坚持、发展和丰富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理论，而绝不是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就坚持了制度创新的原则，因为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而言，本身就是在一个新思维方式基础上的，是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矛盾的科学概括。科学社会主义只有不断面向运动变化的社会生活，不断创新、不断发展，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恩格斯在1893年同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谈话时指出，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1](P17)马克思倾注其一生心血，深入研究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结论。应当说，这一历史结论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必须指出的是，要真正实现这一人类理想，还必须依靠我们的现实努力，尤其需要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也就是说，历史方向的正确把握还并不完全等于制度的正确制定和实施。  
如何将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转化为制度创新的现实过程,马克思本人为我们作出了典范。1861年，当时的沙皇俄国废除了奴隶制，俄国社会应当选择什么样的的社会制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于是，处于这场辩论中心的查苏里奇便写信求教于马克思。针对查苏里奇提出的问题，马克思则显示了辩证创新的思维方式，努力探求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制度创新之路。在深入分析了俄国的具体情况后，马克思认为，一方面，俄国社会是和现代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在近代所创造的生产力、世界市场及其交往方式是俄国社会走向现代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指出，俄国社会由于其独特的公社公有制的存在，这就可以使得俄国社会在吸取资本主义现有物质成果的基础上，可以避免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两个因素基础上建立的东方社会制度，将是一个创新的社会制度。当然，由于各种社会客观条件变化和制约，人们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理解还不完全一致。但无论如何，马克思关于制度创新的思维方式却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种制度创新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其历史辩证法基础上的。“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1](P131)  
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之初，由于严峻的国内外形势，迫使列宁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一政策对于克服困难、保卫苏维埃政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当人们将这一应急性的对策视为走向共产主义的便捷之路时，一场政治经济危机便迅速出现了。严峻的现实使得列宁开始探求一条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之路。列宁对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在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但这种过渡必须是在全面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基础上的；二是必须把提高劳动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三是要建设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并充分利用这一政治权力尽快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四是社会主义制度设计和实施不能机械照搬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而必须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不断加以创新。这一条也是最为重要的。在论及东方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时，列宁特别强调了在复杂的现实面前要不断创新的重要性。  
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了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伟大战略，这一战略也体现了制度创新的原则。在经济制度方面，毛泽东开始突破苏联模式，注意区分根本经济制度和具体经济制度，在所有制结构上开始考虑允许非公有制的存在和发展，提出了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思路。在政治制度上，一是提出了政治协商政党体制，而不是苏联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体制；二是提出了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体制，这也不同于苏联所坚持的苏维埃和两院制的政府体制。在文化制度方面，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明成果、创建以现代化为坐标的新的文化制度。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尤其是党和国家于50年代后期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导致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没能在正确的方向下坚持下去，但必须承认的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方面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同样构成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体系的活的源头。  
我们说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最根本的意思就在于邓小平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品格，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方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邓小平制度创新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最突出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定位的创新　　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遇到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对自身制度作一个科学清醒的历史定位。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段时间内，对本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定位过高，从而滋生了一系列“左”的失误，如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夸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经济建设中不切实际的高速度、高指标等，都使得社会主义蒙受了损失。因此，在拨乱反正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进行科学的历史定位，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方针政策的制定就无从谈起。邓小平也正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宗旨，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从而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发展依据。他曾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2](P252)  
2.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框架的经济制度的创新　　针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对生产力的破坏，马克思、恩格斯设计的未来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产品经济，在这一经济形态中社会将对生产进行自觉的计划调节，按照社会需要合理分配社会劳动和利用资源。但这种产品经济的实现是有条件的：一是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每一个社会成员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上是平等的。二是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工厂，社会总劳动由一个计划统一调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设计的产品经济的条件并不具备。因为首先从所有制形式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着不同的经济成分。其次，在现实中社会的计划中心无法保证个人劳动都能转化为社会劳动。个人劳动要转化为社会劳动，必须达到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的个人劳动必须在企业里集合成为企业联合劳动；二是企业联合劳动成果必须满足社会需要，在市场上完成了商品交换。面对国际新技术革命的冲击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定位，邓小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指出，计划和市场不带有社会制度的属性，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2](P148)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创新的突破口，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上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3.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创新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本质上是先进的，具有资本主义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本身就标志着根本政治制度的实质性转变。1954年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颁布，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框架和氛围。但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是曲折的，从具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施来说，建国后，为了迅速医治战争所带来的创伤，集中有限的资源进行建设，我们选择了一个党、政、经、社一体化的政治制度，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必要的。但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这种具体制度便暴露出许多弊端，如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等，进而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邓小平就曾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3](P333)为此，邓小平设定了政治制度改革和创新的基本目标，这包括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从长远来看，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就曾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3](P322)从近期来看，包括三个具体目标：第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2](P179-180)  
4.以“四有”和“三个面向”为目标的文化制度的创新　　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创新是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制度创新，就体现在以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的精神文明建设上，体现在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特征上。从“四有”到“三个面向”，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的文化制度创新，贯彻着这样一个原则，即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西方文化有机结合起来。首先，必须树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一个没有共同理想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而共同理想的形成又是建立在文化价值基础上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一个共同的科学的理想信念。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2](P137)面对当今世界复杂的政治经济格局，我们要不断深化改草，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就更需要能够凝聚人心的共同理想。凝聚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标志，也是检验一个国家文化制度创新的首要标志。其次，当代中国的文化制度创新必须吸取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面向未来和继承传统是内在统一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在理念层面上，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二是在实践层面上，中国人民在长期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和反对剥削和外来侵略的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优秀的文化积累，推动中国历史的进步。这两者都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20世纪上半叶，西方的各种思想、理论纷纷被介绍进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一时间各种理论被传得沸沸扬扬。实用主义、社会进化理论、弗洛伊德主义等等，都曾以各种形式在中国的学界亮相，也曾吸引一些年轻人的注意。但这些理论各领风骚没几时，很快便成为过眼烟云，明日黄花。惟有马克思主义才在中国站稳了脚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和彻底胜利，首先是因为其理论本身是真理的反映。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一举击败各种思潮，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种结合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汇合。中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源远流长。马克思主义作为全新的世界观在中国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首先是它取得了传统文化进步或优秀因子的认同，两者在严峻的现实基础上发生了一次现代性整合。同样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所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一个创造性整合，是在继承优秀传统基础上的一次综合创新。离开这种文化承传关系，邓小平理论作为一种文化就不可能真正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难以在中国形成一种民族凝聚力。第三，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创新必须立足于世界，当代世界正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市场经济突破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了社会的开放性和竞争性，带来了人类交往方式的一次革命。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造成了全球性的信息同步效应。当代中国要进入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在世界经济交往和新技术革命的大潮中有所作为，就必须有一种开放意识，必须构造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的文化制度和理念。“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自守。”[3](p64)  
二、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全球化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地理条件的阻隔，不同的民族、地区和国家是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中生存和延续的。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确立，人类历史发生了一个转折，历史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变，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避免。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4](P114)。  
世界历史的形成也就是现代社会交往不断扩大的过程，就是经济全球化不断渗透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普遍性的交往活动中，人类才能在现代化的轨道上谋求共同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4](P88)列宁曾用一个著名的公式说明世界交往的重要意义。他指出，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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