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园丁谱新曲

同志们：

在政治上保持先进性，是这次教育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我理解，所谓政治上的先进性，是指政治上的清醒、成熟、坚定，即坚定政治信念，站稳政治立场，遵守政治纪律，提高政治鉴别力，增强政治敏感性，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关键时刻不迷失方向。根据县委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的安排，围绕这个课题，我结合个人的学习和思考，从三个方面谈点体会。

一、坚定理想信念，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理想信念是人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一代代仁人志士可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可以“富贵而不淫，贫贱而不移，威武而不屈”，他们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尽管不可能不带有过去时代的烙印，但都源于振兴中华的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升华，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实性和在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正确性的一种确认，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根本保证。无数革命先烈在战争年代之所以抛头颅、洒热血，靠的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忠诚，尽管他们知道自己未必能够看到社会主义的实现，但却坚信社会主义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美好事业，坚信在党的领导下这一事业一定会取得胜利。邓小平同志多次用自己的切身体验来说明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 他还说：“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因此，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要坚定理想信念，这是最根本的。如果动摇了，就意味着政治立场的改变、政治方向的偏离，就不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当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员队伍总体上是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并努力为之奋斗的。但也必须看到，由于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的历史任务发生了很大变化，加上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使一些党员的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只讲“金钱”不讲“信仰”，不是为共产主义奋斗，而是为个人利益奋斗；有的对社会主义前途丧失信心，千方百计给自己找“退路”，留“后路”；有的思想空虚，精神萎靡，不思进取，消极颓废，沉醉于吃喝玩乐，热衷于宗教封建迷信活动，有的甚至成了“法轮功”的骨干；有的宗旨观念淡漠，严重脱离群众，失职渎职，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不择手段追逐个人名利；有的革命意志衰退，以权谋私，晚节不保；有的完全背弃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与党离心离德，腐化堕落，最终滑进了犯罪的深渊等等。出现这些问题，从主观上讲是忽视理论学习、放弃世界观改造的结果。从客观上讲，主要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导致价值取向的多样化。在多样的价值观、人生观面前，在形形色色的人生哲学、社会思潮面前，由于缺乏必要的评价、引导，一些缺乏马克思主义鉴别力的党员干部的价值选择出现困惑，产生误区，进而人生观转向、道德观混乱、是非观模糊、价值观扭曲，最终导致正确的理想信念淡化、动摇甚至丧失。二是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导致价值观念向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倾斜。少数党员领导干部由于缺乏清醒的政治头脑，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迷失了方向，价值观念在拜金主义影响下发生倾斜，把对共产主义信念的追求，变为对金钱和个人利益的追求，最终庸俗化为“一切向钱看”，奉行“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政治政治有挣就治”的信条。三是社会变革所引发的深层次矛盾和社会问题造成思想上的困惑和理想上的迷失。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复杂的社会问题凸现出来，如国有企业面临的困境、局部出现的贫富不均、党内腐败现象滋长蔓延等，使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感到迷惑和忧虑。有的看到国有企业长期不能解困，就认为公有制不行了；有的看到一些人一夜暴富而心态失衡，产生攀比心理；还有的看到党内存在消极腐败现象，就对党失去了信心，甚至产生了“不捞白不捞”的心态。与此相联系，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较普遍的理想失落的现象，一些人只顾眼前，只顾自己，甚至醉生梦死，及时行乐，胡作非为，损公肥私。这些社会不正之风必然对一些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消极影响。四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对党员干部心理上的冲击强烈。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产生怀疑、迷惑甚至动摇。有的产生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认为共产主义是渺茫的，遥遥无期；有的认为社会主义经过几十年的实践，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宣告失败；还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过时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趋同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丧失了信心。五是西方对中国实施“西化”和“分化”图谋的消极作用。由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严重挫折，国际上的敌对势力加紧在思想、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对我施加影响，妄图瓦解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特别是通过各种渠道和传媒加强其“价值观”的渗透，向我们的党员、干部推销西方的个人主义、金钱崇拜和追求享乐等价值观念，企图用他们的价值观来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少数党员干部面对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丧失了应有的政治警惕性，甚至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腐朽落后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六是一段时间放松和忽视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和管理。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在教育。一段时间以来，在思想政治教育上，一方面，理论与实际脱节，理论滞后于实践。许多人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理解还停留在传统的教科书上，对国内外发生的重大变化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面对各种错误思潮，缺乏应有的鉴别力。另一方面，对党员特别是对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重视不够，缺乏有效的手段和措施，联系实际不够，针对性、实效性不强，使正确的理想信念难以牢固地树立起来。在党员的发展以及管理监督上，一些党组织一直存在着不能坚持标准，把关不严，审查不细致，管理不力等问题，使一些思想政治素质本来就不高的人混入党的队伍，把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庸俗风气带入党内，对党员干部的革命斗志和理想信念产生了瓦解作用。事实表明，忽视和放松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所带来的危害和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理想信念在今天的特定情况下，已经不单是一个个人信仰问题，而且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政治问题。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事实，我们不能不感到这一问题的紧迫。那么，如何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我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回答好影响、困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的深层次认识问题，从思想上释疑解惑。如果对这些问题不能给予有说服力的回答，党员干部的思想“疙瘩”就难以解开，理想信念就难以真正树立起来、坚定起来。具体讲，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如何正确看待社会主义的发展。自《共产党宣言》问世至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这150多年的历史是亿万人民群众为争取自身解放和实现社会进步而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的历史。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运动，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面貌，开辟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摆脱受剥削压迫的历史命运、获得社会解放、建设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在这150多年中，社会主义制度显示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以经济发展为例，因为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增长持续的长短是衡量一种社会制度优劣的主要标志之一。十月革命前，俄国是欧洲生产力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但是，从1928-1938年只用了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苏联制造业的产量就增加了7.5倍多，一跃到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位。而同期的美国经济却出现了严重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苏联经济遭到巨大破坏，美国却在战争中大发横财。但是，战后苏联经济的发展一直快于美国。从1951-1982年，苏联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速度比美国高出1-2倍。由于苏联的发展速度长期快于美国，使得苏美之间经济实力的差距日益缩小，并一度成为两个世界超级大国。社会主义新中国也创造了惊人的发展速度。众所周知，在1951-1980年这30年间，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过失误，包括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错误。即使这样，我国工业产值每年仍然平均增长12.5％，而同一时期，美国为4％、西德为5.8％、法国为5％、英国为2.3％，日本虽然较高，达到11.5％，但仍低于我国。我国农业产值年均增长4％，而同一时期，法国为2.5％、英国为2.3％、西德为1.9％，美国只有1.6％。仅"一五"期间，我们就投资建设了156个大型工业项目。这样的建设魄力、增长速度和发展成就，在旧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61-1985年，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和工业、农业产值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比发达国家高48.6％和81.6％、105％,工业劳动生产率同样保持了高增长速度。社会主义国家不象资本主义那样靠掠夺、贩卖黑奴、剥夺农民、压榨工人、饮毛茹血来积累建设资金，为什么能够在发展速度上大大高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首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适应了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仅消除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和阶级剥削，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统一，也消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能够对国民经济实行有计划的宏观管理，做到全国上下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其次，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代表了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人——这个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由于获得解放，必然要以空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去从事生产和建设。再次，社会主义文化代表了社会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着力于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全面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因而成为凝聚和激励人民群众的重要力量，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是资本主义永远也不可能具备的。

（二）如何正确看待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并非全是制度的原因，其中有很多非制度的因素。①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20世纪初开始，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重视科技，对科技开发的投入不断增加，促进了新技术、新材料的发明和应用，从而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以美国为例，用于科技研究和开发的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1920年为0.2％，1940年为0.6％，1975年为1.5％，1990年上升到2.7％。②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最典型的是，20世纪40年代以复兴经济为目的的复兴计划，50年代从宏观上调节有效需求的短期计划，60年代综合性的长期发展计划，70年代针对“膨胀”制定的稳定计划，这些都使资本主义变得不是完全“无计划”、“无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市场经济的波动性、盲目性和破坏性，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③不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口少，土地多，人均占有资源多，这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第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今天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掠夺的基础之上的。第三，不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发展得好。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搞资本主义或宣称在搞资本主义，但真正称得上是发达国家的只有二、三十个，100年前世界强国就是美英法德意日，100年后世界强国仍是美英法德意日。而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的49个国家基本上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对于这些穷国、弱国来说，资本主义连表面和暂时的繁荣都没有带给他们。相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穷国、弱国之间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第四，资本主义暂时的繁荣背后是极度的贫富两极分化。以最为发达的美国为例，1973-1992年间，占全国20％的高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增加了20％，占全国20％的低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却减少了12％。目前，美国约有20％的人生活在全国贫困线以下，760万人靠救济金度日，200万人无家可归。而百万以上的富翁却由80年代初的280万增加到400万。第五，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能最终改变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甚至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这些新变化是在不触动私有制的前提下了出现的，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甚至在某个阶段上刺激其发展，但是其与生俱来的对抗性矛盾，即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的社会化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垄断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贫富悬殊，充斥着贪婪、腐败、犯罪现象，潜伏着巨大危机的社会。眼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实际情形恰恰是，生产关系既没有完全适应也没有完全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处于相互对抗但尚未崩溃的地步。相互对抗的一面，表现为新变化外表下隐藏着的深刻危机；尚未崩溃的一面，表现为通过自我调节尚能造出具体演进过程中的一些繁荣景象。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件早年裁就的衣衫虽已相当破旧、紧绷，但是经过修补还可以容纳生产力的肌体生长一段时间。然而，社会生产力的肌体还在生长，修补总要难以为继，更换新衣是迟早都要发生的事。无论资本主义怎样穷其伎俩，也无法改变它最终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命运。

（三）如何正确看待我们党所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现在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我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曲解为与资本主义“趋同”。我们一些党员干部也对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理解，甚至产生怀疑，认为我们搞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理由是我们引进了一些资本主义的做法，出现了私有制和剥削。那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第一，判断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应该看本质的东西。我们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实运用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一些做法，如现代企业制度、公司制、股份制等，但这些只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有效方式、方法，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东西。我们发展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没有变。在经济上，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政治上，我国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以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文化上，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积极倡导社会主义道德，大力发展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这些是与资本主义国家有本质区别的。我国虽然存在私有经济，但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国有经济始终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发挥主导作用。第二，评价社会主义不应当从书本或观念出发，而应当从实际出发。我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进入社会主义的，原有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而且发展极不平衡，所以必须经历一个社会生产力得以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进程中，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只要是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反映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有效组织形式和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运用。当前，我国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允许外资进入，是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的实际出发而作出的必然选择，这完全符合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并不是搞私有化、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变革的社会，不能用僵化的观点来看待我国的改革。一些人之所以指责我国的改革不是搞社会主义，是因为其评判标准是在苏联模式下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僵化观念。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主义从来就没有固定的模式，而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与各国实际结合的产物。同时，建设社会主义也是一个不断变革的历史过程。我们党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方针政策，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模式的创新与发展。在现阶段，我们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就是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最好的坚持。

（四）如何正确看待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世界上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在经过70余年的发展后，于1991年解体。在苏联解体前后，东欧也发生了剧变。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确实给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很大打击，但只要我们用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观点来观察、分析和看待，就应当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而不应悲观失望。首先，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但是，任何一种先进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都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有时甚至出现反复。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胜利到多国发展，只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如果期望人类这一从未有过的伟大社会实践一开始就十全十美，不遇到一点挫折，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是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历史过程，需要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不懈奋斗。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局部的、暂时的挫折并不会改变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人类社会进步的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终究要实现。这正如黄河尽管九曲十八弯，但“大河东去”的总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其次，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于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但决不是马克思主义“大失败”、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苏、东剧变是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外交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根本原因在于信仰、信念上改旗易帜、改弦更张，使执政党发生质的嬗变。长期以来，苏联奉行的社会主义模式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主框架的教条主义模式。这种教条主义的模式逐渐处于“僵化”的状态，阻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专制主义所造成的恶果，又使原苏联一些主要领导人跳到右倾取消主义的极端，搞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政权的丧失。可见，苏、东剧变，是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基本问题的结果。因此，苏、东剧变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理论教条主义、专制主义和取消主义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终结，而是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终结。

（五）如何正确看待当前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当前在党内和社会上确实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而且还在滋长蔓延，对这个问题我们一要正视，不能回避；二要正确认识和看待。第一，腐败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固有的，而是私有制的必然产物。私有观念是腐败产生的思想根源，私有制是腐败产生的制度根源。当前我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腐败现象，是因为我国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和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够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够完善，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还没有受到严密规范和有效约束，为腐败现象的发生留下了“空隙”。同时，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各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交互影响，有些人在思想上产生困惑和迷惘，助长了消极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资本主义社会有腐败，有的国家的腐败现象比我国要猖獗得多。第二，我们党的主流是好的，消极腐败现象只存在于少数党员干部之中。长期以来，广大共产党员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各条战线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孔繁森、李国安、李素丽、徐虎、郑培民、任长霞、牛玉儒等就是新时期优秀共产党员的杰出代表。而党内腐败分子只是少数，并不是主流。对此，我们决不能一叶障目，被不正之风挡住视线；也不能以偏概全，把腐败现象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更不能无辜其余，把社会上的不正之风都混同到党内来。第三，对于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我们党历来是高度重视、认真对待，采取各种措施与之进行坚决斗争的。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一再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法制建设，特别是十五大以来，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针，反腐败的力度明显加大，取得了明显效果。胡长清、成克杰、程维高等一批身居高位的腐败分子被判处极刑,正如朱?基同志在回答一名外国记者的提问时说：惩治腐败，有哪个国家象中国这样杀了这么多人？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反腐败的决心和信心。第四，清除腐败现象要靠全党动手，全社会齐心协力，依靠人民且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加以解决。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力证明了这一点。

二、严守党的纪律，做遵纪守法的模范

共产党员在政治上保持先进性，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严守党的纪律。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党内生活的各种规矩。坚持党的纪律，对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和社会稳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完成党的各项任务，都具有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之初就明确指出：“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在８０多年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党能够不断战胜困难、夺取胜利，除了依靠正确的理论和路线外，还依靠铁的纪律作保证。在党的历史上，历次党章都对党的纪律作出过明确规定。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他在井冈山时期就亲自为工农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一是行动听指挥，二是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是打土豪要归公。其中第一条是管总的，既是政治纪律，又是军事纪律、组织纪律；后两条分别规定了群众工作纪律和经济工作纪律。后来发展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谱成歌曲，一直唱到现在。邓小平同志也多次强调，我们事业的成功，“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江泽民同志曾在中央纪委全会上专题作过《切实加强和坚决维护党的纪律》的讲话。几代中央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和清醒认识表明，严明的纪律始终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是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可靠保证，同时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它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

党的纪律内涵广泛，涉及到党内生活的各个方面，主要包括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群众工作纪律等，其中政治纪律是党的最重要的纪律，因为它是维护党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的纪律，是管总的。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的讲话中指出的：“政治纪律加强了，有利于中央政令的贯彻执行，也有利于减少腐败问题的产生。” 当前从我县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的。这是主流，是基本的方面。如果没有这一条，近几年我们就不可能战胜接二连三发生的自然灾害，经济社会也不可能发展得这么快。但也应看到，目前确有少数党员干部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存在不遵守政治纪律的倾向，违反政治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党员干部政治立场不坚定，在原则问题上和大是大非面前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甚至丧失党性原则，跟着错误的东西跑；有的信谣、传谣、公开议论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的搞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不能完全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与党组织保持一致，各自为政，我行我素；有的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有的不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或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独断专行，或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内耗严重；有的对上级的决定阳奉阴违，说一套做一套，或者消极应付，使之难以真正落实；有的奉行部门利益至上，执行政策讨价还价，打折扣，搞变通，合意的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有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顶风违纪，明知故犯，等等。这些都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警觉。每个共产党员都要从自我做起，自觉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进一步提高思想觉悟，增强纪律观念，在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政策、重大原则问题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各级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团结和形象，不讲有损团结的话，不做有损团结的事，尤其是不能听谣、传谣、信谣、造谣，无中生有，挑拨是非，影响组织的团结和形象。要加强党性修养，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清醒的政治头脑。要通晓党的纪律，认真学习党中央、中央纪委新近颁布的具体条例和规定，分清正确行为与错误行为的界限，明辨是非，养成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的习惯，经受住考验。要增强维护党的纪律的责任心和自觉性，勇于同违反和破坏党的纪律的人与行为作斗争。

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这里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党员都必须遵守党的纪律，决不允许有任何人可以例外；二是党员如果违反了党的纪律，不论什么人都要受到追究，并按同样的原则进行处理，决不允许有任何特殊。坚持人人平等原则，这是由党的纪律的统一性所决定的。我们党内一切成员在政治上和履行党员的义务方面，是完全平等的，党内也只能有一种为一切党员所共同遵守的统一的纪律。如果党的纪律只管一部分人，却管不了另一部分人，那就破坏了党内同志间政治平等这一无产阶级的政治原则，破坏了纪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从近年全国查处的违纪案件分析看，大量的违纪者并非因为不懂纪律。他们之所以敢于明知故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些地方的党组织纪律涣散，对违纪行为的查处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有的替违纪者说情开脱、袒护包庇，该追究的不追究，该查处的不查处；有的口头上也说要严格执纪，但一涉及具体的人和事，就怕查死了经济，查没了政绩，查坏了形象，往往下不了手；有的以批评教育代替纪律处分，以经济处罚代替党纪处理。这样一来，党的纪律没有了，党的一系列大政策、大策略也没有了。对此，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认真坚持党纪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论党员的党龄长短、资历深浅、职务高低，也不论是机关还是基层组织，都必须按照统一的标准遵守和执行纪律，不允许有凌驾于党的纪律之上的特殊党员。

坚持党的纪律的同时，共产党员还要自觉带头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党章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共产党员必须“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提高党员干部依法办事的能力。因此，党员干部一定要学法、知法、懂法，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维护法律的权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程序、内容和手段来行使执政权力。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得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乱法、以权废法。

三、坚持民主集中制，做维护统一的表率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发展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党内民主气氛浓厚，民主集中制执行得好，党的事业就蓬勃发展；什么时候党内民主受到削弱和破坏，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挫折。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中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党的创建到遵义会议之前。在这一阶段的前期，我们党还是重视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党在创建初期，当时提交中共一大讨论的党纲就明确提出：“共产党应该是民主集权制”。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宣布，“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1927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中，第一次把民主集中制写入党章。但党当时毕竟处在幼年阶段，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党内民主发扬得不够，特别是陈独秀在党内实行家长制领导，使革命遭受严重失败。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错误也同样把集中制推向极端，压制党内民主，搞“一言堂”，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又使革命遭到很大挫折。第二阶段，从1935年五月遵义会议到1957年上半年。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对党内的统治，我们党开始建立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也进一步建立健全起来，并且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包括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坚强的领导集体，党内民主集中制有了很大发展。这以后，党内虽然也曾出现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倾向，但中央采取了很多措施，特别是 1948年中央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以及中央九月会议作出《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有效地克服了分散主义倾向，使民主集中制又有发展。一直到1957年上半年，由于党较好地坚持了民主集中制，保证了党的正确领导和党的事业的迅速发展，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第三阶段，从1957年下半年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阶段，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可惜好的传统没有能坚持下来，形成严格完善的制度，以致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组织之上的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损失。第四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党充分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对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做了大量工作，不仅在原则的规定上更为全面准确，例如十六大《报告》和新党章对“民主集中制”的概括，就更加准确，而且在制度建设上也取得很大进展，因而党内的民主空气一年比一年浓厚，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一年比一年加强，有力地保证了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落实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十六大党章规定：“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其内容主要是“六项基本原则”，其中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是建立党内生活正常秩序，保证全党意志统一和行动一致的准则，其基本精神贯穿于其他五项基本原则之中。因此，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按照“四个服从”的要求去做。在实际工作中，关键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要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首先，必须摆正个人在组织中的位置。对于一名党员来说，个人与组织的关系，是个人服从组织的关系，个人的意志和行动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置身于党组织之内，不能游离党组织之外，更不能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正像通常说的那样：是党的人，听党的话。个人服从组织，不仅是对党的纪律的服从，而且是对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服从，是共产党员自愿向党组织承担的政治责任。从这个角度讲，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实质上是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党和人民利益的关系问题。许多优秀党员之所以能在各种情况下都严守党的纪律，根本在于他们具有把党和人民的利益始终置于首位的政治觉悟；而少数党员违反党纪党规，究其原因也大多是在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出现错位。事实证明，一事当前，总是以个人利益为中心来权衡利弊得失，抱着狭隘的自私自利之心的人，就不可能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当前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更要防止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侵蚀，不能见利忘义，逐利违纪，贪利枉法。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和自觉遵守党规党纪，学习和掌握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知识，并以此规范自己的言行。其次，要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和决定。这是共产党员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自觉服从组织的最集中、最本质的表现。具体到我县，要求党员干部在执行县委、县政府的政策和决定时，要令行禁止，不曲解、不变通、不梗阻、不迟疑、不讲价，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更不能凭个人的好恶有所取舍。单位和个人有不同意见，可以通过正常的组织渠道进行反映，但在县委、县政府没有改变决议之前，不得以任何借口阻挠、延缓、消极抵制决议的贯彻执行，或擅自降低执行标准和要求。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更要身体力行，不仅自己要模范带头，而且要宣传、组织、领导党员群众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使之变为全县人民的自觉行动，保证各项工作措施落到实处。一句话，党组织作出决定后，共产党员只有创造性执行的责任，没有拒不执行的权力。二要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民主与集中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讲民主不能离开集中，讲集中不能离开民主。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党不集中不行，如果没有中央的和各级党委的集中领导，这个党就没有战斗力。这种集中，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作基础，集中也是假的。全党提倡民主、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能真正把全党的意志集中起来，真正做到万众一心。”鉴于此，在处理党内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上，要注意防止和克服两种倾向：一是由于民主不够所导致的个人专断；二是由于集中不够所导致的极端民主化。这就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必须正确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十六大党章规定了党员享有的八项民主权利，特别强调“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中央都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中央为了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内生活，保障党员权利的正常行使和不受侵犯，根据党章规定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十分珍惜这些民主权利。从我县一些单位组织生活情况看，都不同程度存在不经常、不正常的现象，有的党员对行使权利不重视，不按时参加组织生活会；有的奉行实用主义，对存在的问题不提，得罪人的话不讲，一旦涉及到自身利益就要把权利用足用够；有的甚至借行使党员权利，发泄个人恩怨等等，必须切实加以纠正。今后在行使党员权利时，我们首先要把立足点搞端正，要从党的事业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自觉地把行使民主权利的立足点放在维护党的利益、坚持党性原则和遵守党的纪律上。要严格按照党内生活的正常渠道，遵循有关组织程序进行。党员对党组织，对党的干部，对同志提出建议、批评，发表自己的意见，揭发、检举、申诉、控告问题，都要通过正常渠道来进行，即在党组织的会议上，或向上一级组织直至中央反映，决不允许采取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的态度，更不允许拉帮结伙，搞小团体、小宗派。同时要防止分散主义和极端民主化。每个党员在党组织讨论决定重大问题时，要襟怀坦白，积极发表个人的见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是，党组织一经作出决定，就对每个党员的言行具有约束性，不管是否同个人的意愿相符合，在行动上都必须坚决执行、自觉维护，决不允许各行其是、各自为政、各取所需。三要正确处理自由与纪律的关系。在党内，党员享有充分的自由，可以通过正常渠道，讨论党内事务，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但是，任何自由都不是绝对的，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样干就怎样干。党内的自由是以遵守党的纪律为基本前提条件的。当前，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利益关系处于不断调整之中。面对利益的再调整，少数党员干部考虑局部多，考虑全局少。有的以寻求上级精神与本单位实际的结合点为借口，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以“果断决策”为理由，违反组级原则，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有的只讲自由，不讲纪律，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约束。这些都是与民主集中制的要求背道而驰的。对此，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增强全局观念，把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放到全县改革发展的大局中来考虑，自觉顾全大局，保证大局，服从大局，服务大局，做到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全局利益，自觉牺牲个人和局部利益，维护全县的整体利益。也只有这样，才能搞好加快宁远发展的大合唱。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负有更为重要的责任。我们要从战略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的高度，从永葆党员先进性的高度，来认识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始终牢记毛泽东同志的至理名言：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始终牢记邓小平同志的谆谆告诫：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要带头发扬民主作风，尊重群众的智慧才能和首创精神，善于团结同志，包括团结同自己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做到同志之间真诚相待，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在领导班子内部，要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互相谅解，以宽阔无私的胸怀，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志之间的意见分歧，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要坦诚相见，沟通思想，求同存异；对领导班子成员的缺点和错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开展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达到在正确原则基础上的团结。要经常检查总结民主集中制的执行情况，把工作成效同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经验教训联系起来，更加卓有成效地把各项事业顺利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