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院士退休制度改革 xx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这意味着今后要实施强制性的院士退休(退出)制度，院士“终身制”将走入历史。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吴江告诉光明网记者，在每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院士群体本身也多次呼吁改变院士机制僵化的现状。“此次xx届三中全会提出院士体制改革可谓正当其时”，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吴江对这个问题也关注多年。
而中科院内部人士表示，从此前的“完善”(院士制度)到现在的“改革”，表明中央的态度更加坚决，中央把院士制度改革放在了很高的位置，但具体方案还需经过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研究讨论。
如何打破院士“终身制”的僵化格局?如何化解科研领域存在的学术不端和学术?如何清除制度改革面临的重重阻力?带着这些问题，光明网采访了多位院士、专家、学者，共同聚焦院士制度改革的话题。
呵护院士群体的“荣誉感”
许居衍：名誉性的称号，不存在退出问题，退出的是这个人的职位。目前没有明确规定退休，实际上也没有规定不能退休，反而造成诸多非议。强调院士制度的改革应该是一种对院士的保护。
赵梓森：“院士”只是一个荣誉称号，不需要取消。院士在过去的工作中取得很多成果，之后取消人家的荣誉是不对的。
年近八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微电子技术专家许居衍在接受光明网专访时表示，他对实行院士退休退出制度非常赞同，并支持院士应该在75岁以后退休，“若有需要，单位可以返聘(比如一般教授)，这种情况还会比较多，但更能说明院士的本事。”
许居衍认为，人到老年，体力智力已经衰退了，但个别人还比较活跃，仍旧有创造力，这样的人退休了，是可以返聘回原单位继续做出贡献的。
但问题在于，“现在没有明确规定，实际上也没有规定不能退休，反而造成了诸多非议。”
在现有的国家政策中，的确找不到院士退休的具体规定，据了解，唯一一位真正“退休”的院士是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秦伯益——他还是2019年给组织写信坚决要求退休，才获得xx特批。
秦伯益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曾说，“我从62岁当上院士到2019年70岁，这8年期间，我是很认认真真地做社会工作的，后来我逐渐发现，其实只不过当了个花瓶，我厌烦了，我不愿意再被人家当花瓶了，我觉得我自己有更有兴趣的、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秦伯益认为，院士只是一个称号，是对过去工作成绩的认可，是荣誉性的，不是一个职务。他提出，“荣誉可以是终身的，但一个院士在所在单位的职务不是终身的。现在院士所在单位包括有些院士都认为，我这个终身的荣誉，就代表着我一辈子不退休，这是误解”。
光明网对多位院士的采访过程中发现，对于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普遍认为“荣誉称号不需要取消”。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光纤之父”赵梓森在接受光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院士在过去的工作中取得很多成果，之后取消人家的荣誉是不对的。”
许居衍表达了相同观点，他强调荣誉称号与职务在概念不能混淆，“‘院士’本身就像劳动模范，就像过去的‘英雄’，是对他们过去成绩的表示，如果这个人没有犯错误，这个荣誉就是终身属于他的。名誉性的称号，不存在退出的问题，退出的是这个人的职位”。
吴江指出，在《中国工程院章程》和《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中有这样一个条款，年满80周岁的院士可以根据实际授予“资深院士”称号。资深院士可继续享有咨询、评议和促进学术交流、科学普及等权利和义务，可以自由参加院士会议。但不再担任院级各学部领导职务，也不参加对院士候选人的推荐及选举工作。
他认为，“资深院士制度在某种层面上就相当于一个‘退出’机制，资深院士拥有这样的荣誉，但不在工作岗位上。现在的院士都处在一级岗，处在一级岗意味着要发挥其作用，让院士到一定岁数退出，就是让他们退出一级岗位。”
在许居衍看来，75岁退休比较合适，“退休后如果还有活力，就可以返聘，让他们继续发挥作用。” 秦伯益则表示，可以考虑以80岁为限。
退休制度设计不能“一刀切”
赵梓森：不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规定，比如说医生，愈老经验愈多，贡献非常大，为什么要退休呢?70多岁的院士普遍都还能工作，退不退休取决于本单位。
吴江：院士的退休还是要带有弹性的，可以五年再进行一次考核，如果还能产出科研成果，才能继续担任院士，这样可以确保院士能够保持应有水平。
然而，对于院士退休制度设计的问题也存在不同的声音，一些院士认为，院士的工作要求、身体情况、科研成果不尽相同，标准不能“一刀切”。
赵梓森认为，“不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规定，比如说医生，愈老经验愈多、贡献愈大，为什么要退休呢?70多岁的院士普遍都还能工作，退不退休取决于本单位，如果他没有贡献了，单位会决定让他退休。”
他没有直接回应个别单位不让院士退休的问题，只是说“目前的院士觉悟都很高，在身体不行的时候，多数会主动跟单位请辞，用不着强迫。
81岁高龄的赵梓森院士是我国光纤通信技术的主要奠基人和公认的开拓者，被誉为“中国光纤之父”，接受光明网采访的前一天，他还在外地出差，做关于光纤发展方向和行业问题的报告。他觉得自己在光纤行业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而且身体状态也很好，仍旧有充沛的精力去工作。
事实上，中国工程院针对院士退休年龄的问题已经讨论过数次，最后都不了了之。学界目前对于院士该不该退休，退休年龄设定在多少岁，什么人应该退休等问题仍存在很大争议。
在吴江看来，目前问题的关键就是打破院士的“终身制”，“现在‘终身院士’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不成文的惯例，我们说退休，不一定是要像其他职业，像一般老教授那样到了一定岁数必须退休，院士的退休还是要带有弹性的。”
“这是一种人事制度，体制内院士在哪个院，退休情况要结合工作需要、身体情况、科研成果几方面综合考量，最后做出调整”，吴江说。
院士退休制度的设计需要考虑复杂的实际情况，吴江认为，要保证院士的整体水平，可以从健全院士评价制度着手。
“院士应该每几年评价一次，而不是一次定终身，比如五年再进行一次考核，如果还能产出科研成果，才能继续担任院士，这样可以确保院士能够保持应有的水平”，吴江强调，院士机制应该有这样的疏通出口。
打倒学术活力的“拦路虎”
顾海兵：人们对院士的“崇拜”，表面上看是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但也从反面映衬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即终身制荣誉的背后，是权势、资源和影响力。
赵梓森：我觉得院士退休不必要，但是钱不需要。院士每月有1000块钱的特殊津贴，这笔钱可以不发，院士是不在乎钱的。
对于年老体弱、没有科研成果的院士可以实行退休制度，而涉及到学术与学术不端行为的院士，是否也能得到严肃公正的处理?
有评论称，院士退出和退休制度改革，将有望成为预防和惩治学术和学术不端的一剂猛药。
11月8日，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医师王宇澄在北京向院递交材中科料，举报其导师、中科院院士王正敏学历造假、学术抄袭、院士申报材料造假等问题。
在复旦大学给出的处理意见中，仅要求王正敏就存在的学术不规范行为向原作者道歉，并就院士申报论文材料中“不实事求是的做法”向中国科学院作出说明，这样草草的处理结果引发舆论广泛质疑。
其实，院士退出机制并非不存在。依据中国工程院章程规定，院士当前有两种退出方法，一是“当院士的个人行为涉及触犯国家法律，危害国家利益或涉及丧失科学道德，背离了院士标准时，可依据以下程序撤销其院士称号，即：有不少于五位院士书面提议，或者经学部常委会、主席团提议，要求撤销其院士称号，经其所在学部常务委员会调查核实，进行审议后，由本学部全体院士投票表决;参加投票表决人数达到或超过本学部应投票院士人数的2/3，赞同撤销其院士称号的票数达到或超过投票人数的2/3时，可作出撤销其院士称号的决定。此项决定，经院主席团审查批准生效，并通报全体院士。”
而另一种退出方法是“院士本人提出辞去院士称号的辞呈，经院主席团会议审查认可后生效，并通报全体院士。”
“过去是2/3全体院士通过，但基本上并没有人以这种方式被撤职过，倒是有一些自己主动退出的。”
此前，李季伦院士等六人实名举报石元春院士学术不端行为，长达2019年没有结果;而受到百位院士联名质疑、请求重审的“烟草院士”谢剑平，竟也因“未主动提出请辞”，就无法撤销其院士资格。这些个别案例的处理结果使得现有退出机制饱受非议。
院士评价、退出机制的缺陷之所以久未修复，根源之一就是社会对院士的此种“崇拜”与过度保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顾海兵曾表示，人们对院士的“崇拜”，表面上看是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但也从反面映衬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即终身制荣誉的背后，是权势、资源和影响力。
因贪腐入狱的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索贿2300万为当选中科院院士“铺路”，这笔巨款究竟去向何处现在仍不得而知，但此案对整个学术评价体系、评价程序和学术道德都产生极大负面作用，院士评审背后隐藏的利益初露端倪。
作为“学术王国”里的“皇冠”，原本是一种至高的学术荣誉，却承载了太多不该有的东西。地方、高校、研究院争相利用科研费、住房、高额年薪等招揽院士，也有院士带着所谓的“副省级”待遇，忙于走穴参加各种评审、考察、颁奖或座谈会，个别院士的行为令“皇冠”失色不少。
针对这些现象，许居衍认为，“我所了解的多数院士品质都是非常好的，并不像报道的那样，有个别不良现象存在不足以代表整个群体。问题就是社会上有些人、有些地方给予院士的资源多了些，制度的改革要促使不再发生这些现象。”
赵梓森提到，“我觉得院士退休不必要，但是钱不需要。院士每月有1000块钱的特殊津贴，这笔钱可以不发，院士是不在乎钱的。”
事实上，除了丰厚利益之外，院士还持有学术话语权。自当选起，院士就一直处在学术金字塔的顶端，始终是重大课题的带头人。如果年老体衰的院士不能正常退出学术机构，就无法实现科研人才的“新陈代谢”，一方面挤压了年轻科研人员的上升空间，另一方面也催生出造假、贿选等恶劣行径，客观上成为学术不端的温床和学术活力的“拦路虎”。
要打倒这只“拦路虎”，必须打破院士“终身制”的壁垒。光明网网友“ganming”表示，“(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消除学术是关键，根除学术被权异化是关键，创建权力和学术的安全距离和文明相约关系是关键，只有这样，中国的院士质量才能向好的方向走，中国才能出世界顶级的学者大家。”
光明网网友“光明在望”留言称，“院士，是学术水准的级别表达，所谓知行合一，学以致用。检验学术的作用与价值是在于实践。授予院士，是为了肯定;废除是为了鼓励。”
网络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即院士退出机制将有效地打击学术不端行为，打破学术“终身制”既净化了学术队伍，也促使科学家更加珍惜自己的“羽毛”，有利于学术与科研的健康发展。
吹响院士制度改革“集结号”
吴江：改革存在的阻力来自于人们的认识，比如论资排辈这样固有的人才观念，那么大岁数的人哪好意思让人家退休呢?个人、部门、也包括个学科都想保住这么一个院士，因为这个院士走了，下一个什么时候来就不知道了，这些是利益固化问题。
吴江：一个孤立的改革会有很多困境，但现在大的环境已经有了，可以说目前是黄金时期，在整个科技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相信院士制度的改革可以抓住这个良好机遇。
许居衍：在现在社会中，两院及其院士仍是最干净，最民主活跃的科技群体，这是由一人一票的体制决定的。从我国最高科技奖、发表论文、科技成果等方面，比重也是最高的，出现不端行为是极其个别的。强调院士制度的改革应该是一种对院士的保护。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今年11月，年满80岁的沈国舫院士向工作了一辈子的院校表达退休的意思，结果党委书记和校长都不放。“他们说，你怎么能退休呢，你是我们学校的旗帜，还要靠你说话呢。他们不肯放，即使我到80岁了。”
此言一出，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央广评论称，“院士不该是终生不退休的特殊公民，更不是为学校装点门面的‘花瓶’或谋求利益的工具”，学者、经济学家王福重则表示，“院士制度已经变成僵硬的制度，大多数院士，垂垂老矣，除了为亲信和单位争取不当利益，压抑年轻人成长，霸占学术资源外，一点正事没有。”
王福重的言辞似乎有些尖锐，很多网络评论也让院士群体倍感压力。但这些都释放出一个与xx届三中全会《决定》一脉相承的信号：院士制度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国外院士制度深有研究的顾海兵介绍说，“世界上除了俄罗斯、中国台湾地区等极个别地域，根本不存在中国含义的院士称号。在美、英、日、德、法等绝大多数科技发达的国家，只有科学学会与科学学会会员，会员只是一种学术荣誉，不具有经济和行政意义，也不是最高学术称号。”
因此，顾海兵曾呼吁将“院士制”恢复为“会员制”，把附着在院士身份上的权力与利益剥离。
许居衍在采访最后跟记者倾诉说，“在现在社会中，两院及其院士仍是最干净，最民主活跃的科技群体，这是由一人一票的体制决定的。从我国最高科技奖、发表论文、科技成果等方面，比重也是最高的，出现不端行为是极其个别的。强调院士制度的改革应该是一种对院士的保护。”
许居衍的话代表了一部分院士群体的心声，尽快推进改革正是为了还其学术荣誉的本来面目。
院士制度改革已经提出多年，但迟迟没有彻底有效的落实，个中阻力可见一斑，这次xx届三中全会再提院士制度改革，有怎样的历史背景?又有怎样的深远意义?吴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院士制度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是一点点积累下来的，媒体报道的不好的现象可以说只是个别情况，但制度方面需要做出调整，以解决目前凸显的问题，让院士群体继续发挥好的主流作用。
其次，作为学术界的最高荣誉，“目前的院士制度像一滩死水，要防止院士权力无限膨胀。调整学科布局、让人才合理分配，年龄偏大、成果不足的院士退出，年轻有潜力的人才上来，让院士制度重新焕发活力，这是广大院士的愿望，也是创新型国家自主创新的必然要求。”
院士制度改革具体面临哪些阻力?吴江认为，“改革存在的阻力来自于人们的认识，比如论资排辈这样固有的人才观念，那么大岁数的人哪好意思让人家退休呢?”
“还有就是利益层面的阻力，个人、部门、也包括各学科，都想保住这么一个院士，因为这个院士走了，下一个什么时候来就不知道了——这些是利益固化问题”，吴江分析说。整个科技体制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而院士制度的改革或许能成为一个突破口。
光明网在采访过程中，也体会到了院士们对于深化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非常赞成对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希望能够动真格的”，中科院院士欧阳钟灿说，“虽然政策从来没有提出过院士是不会退休的，但只有真正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机制，才能激励更多年轻人才成长，让院士不仅仅是一个一劳永逸的终身荣誉，也能鼓励院士们踏踏实实为科学做出贡献。”
对xx届三中全会院士制度改革的表述，吴江抱有很高的期待。他认为，“一个孤立的改革会有很多困境，但现在大的环境已经有了，可以说目前是黄金时期，在整个科技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相信院士制度的改革可以抓住这个良好机遇，真正贯彻落实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