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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的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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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最难的是清醒,尤其是当自己的事业和地位还没有出现危机的时候,当自己面临巨大的诱惑的时候,如果能够提前预见到潜在的危险而防患于未然,能够在利益面前做到清醒的取舍,就是更加难得的大智慧了。

春秋时期越国的范蠡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长篇传记文学《范蠡》一书的作者夏廷献先生为范蠡鸣不平说:兴一国,灭一国,被称为“兵圣”的孙武没有做到,被称为“智圣”的诸葛亮也没有做到,但是,范蠡做到了。

公元前496年,吴国和越国发生战争战,吴王阖闾阵亡,因此两国结怨,连年战乱不休。公元前494年,阖闾之子夫差为报父仇与越国在夫椒决战,越王勾践大败,仅剩5000兵卒逃入会稽山。范蠡于勾践穷途末路之际投奔越国,献“卑辞厚礼,乞吴存越”之策。议和后“人待期时,忍其辱,乘其败……”“持满而不溢,则于天同道,上天会佑之;地能万物,人应该节用,这样则获地之赐;扶危定倾,谦卑事之,则与人同道,人可动之。” 他向勾践慨述“越必兴、吴必败”之断言,进谏:“屈身以事吴王,徐图转机。”。被拜为上大夫后,他陪同勾践夫妇在吴国为奴三年,“忍以持志,因而砺坚,君后勿悲,臣与共勉!”

三年后归国,他与文种拟定兴越灭吴九术,是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为了实施灭吴战略,也是九术之一的“美人计”,范蠡亲自跋山涉水,终于在苎萝山浣纱河访到德才貌兼备的巾帼奇女——西施,在历史上谱写了西施深明大义献身吴王,里应外合兴越灭吴的传奇篇章。范蠡事越王勾践20余年,苦身戮力,卒于灭吴,成就越王霸业,被尊为上将军。

吴王亡身余杭山,越王摆宴姑苏台。在举国欢庆之时,范蠡急流勇退,携美人西施隐姓埋名、泛舟五湖。他临走的时候,给好朋友文种写了一封信,说“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尽,良犬就烹。夫越王为人,长颈鸟喙,鹰视狼步,可与共患难而不可与其处乐,子若不去,将害于子。”不出所料,文种不听范蠡之良言,贪恋权位,最后被杀。

而范蠡辗转来到齐国,隐姓埋名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垦荒耕作,兼营副业并经商,没有几年,就积累了数千万家产。他仗义疏财,施善乡梓。范蠡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

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乃我国道德经商——儒商之鼻祖。

史学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范蠡是看清了越王的本性而急流勇退,是为了保住身价性命的清醒。比范蠡更早的“夷齐让国”和“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的清醒,则是清醒的更高境界了。三千年前,秦皇岛一带正是孤竹国管辖的区域。这个古代方国建国很早,历经了商和西周两个朝代。老孤竹国君死前留下遗言,命小儿子叔齐继位,继承他的事业。按照当时的规矩,长子应该继位。但伯夷却说:“应该尊重父亲的遗愿,国君的位置应由叔齐来坐。”在他看来,他不能违背父亲的意志而落下一个不孝的臭名,于是他放弃王位,逃出孤竹国。大家又推举叔齐做国君。叔齐说:“我如果当了国君,于兄弟不义,于礼制不合。”他也清醒地意识到君位将使自己难逃不义的名声,也逃出孤竹国,和伯夷一块儿过起了流亡生活。

这种“让贤”的举动,不仅仅受到时人的赞扬,到了春秋战国时,儒家学派更是大为赞赏,评价说:“能以国让,仁孰大焉,伯夷顺乎亲,叔齐恭乎兄。”

当时正是商纣王昏庸腐败的时期,为躲避商纣王的残暴统治,兄弟居住在北海之滨,和东夷人一起生活。后来,他们闻听周文王在西方兴起,就相约到周国去。刚到半路,恰好遇到了周武王的大军。他们得知周武王正率领着大军剿灭商纣王。这让兄弟大失所望,力谏武王说:“父死不埋葬,就动起武来,这能算孝吗?以臣子身份讨伐君主,这能算仁吗?”

武王非常气愤,要杀掉他们,姜太公说:“这是讲义气的人呀,不要杀害他们!” 周武王很快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灭掉了商朝,建立了新的王朝——周朝。伯夷、叔齐听说后,认为这种以下犯上做法是大逆不道,发誓再也不吃周朝的粮食。他们相携来到首阳山上采集薇菜吃。他们认为,既然山下的人都已归周朝管辖,土地也都是周朝的了,他们生产的粮食坚决不吃。

但是有一天山下有一农妇上山挖野菜,看见两个瘦骨嶙峋的老人也在那里挖野菜。得知了缘由,农妇觉得奇怪,就说:你们俩人倒是有骨气呀,不吃周朝的粮食,但现在普天下都是周朝的呀!这山,这山上的野菜,也是周朝的,你俩为啥还吃呀?

伯夷、叔齐顿然大悟,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决定连野菜也不吃了,开始绝食,最后双双饿死在首阳山上。

伯夷、叔齐两人,在历史上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伟绩,但荀子却说,伯夷、叔齐的名声,就像日月一样,可以与舜、禹的英名一样千古流芳。伯夷、叔齐被认为是以身殉道的典范。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立即回答说:“古之贤人也。”又问:“他们对所作的事不觉得后悔吗?”孔子说:“他们求仁而得仁,没有什么后悔的。”后来又进一步的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如今称之,其斯之谓与。”可见孔子对伯夷、叔齐的所作所为是非常肯定的。

这个故事更得到了司马迁先生的认同,他在《史记·伯夷列传》说: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两人因此而遂名扬千秋,成为义人楷模。

毫无疑问,伯夷、叔齐的让国和不食周粟、以身殉道的行为,不是为了博取流芳千古的美名,他们在利益面前坚持自己的立场,给后人留下的,是一种独立的人格与精神,是一种宁死不屈的顽强与执着,是一种智者的清醒。没有这份清醒,这样一个偏远小国的两兄弟早就消失在历史的茫茫烟尘之中了;但是这份清醒,却让他们的名字永远闪烁在历史的星空。

古往今来,栽倒在利益门前的人不计其数,只有清醒的智者,领取了当头棒喝的鞭子,一骑绝尘,给后世留下不尽的遐想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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