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2020大型纪录片《为了和平》观后感精选5篇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从这一刻开始，中国作为拥有全部权利的平等一员走入国际社会——中国真正的现代史开始了，中国的近代史真正被终结了。一起来看看为了和平观后感，欢迎查阅!

为了和平观后感1

抗美援朝战争有无必要?这本是一个毫无争议的问题。这场爆发于新中国建国伊始的战争，打出了中国人久违了的国威、军威，是一场“保卫中国、支援朝鲜”的正义之战，其胜利的意义远远大于付出的牺牲。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借前苏联解密档案和口述史料增多的机会，有些居心叵测的人在战争的必要性上大做文章，有的甚至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和否定[②]。

探讨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辨别“抗美援朝”战争和“朝鲜战争”两个不同的概念。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发生在朝鲜半岛的战争是一场国际性的局部战争，美国和西方国家称之为“朝鲜战争”，朝鲜政府称为“祖国解放战争”，韩国方面则称为“625战争”。而我国所称的“抗美援朝战争”，是在朝鲜战争爆发4个月后，于1950年10月19日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番号入朝，对朝鲜人民抵抗外侵进行的支援战争。前者始于朝鲜南北内战，继而受到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的武装干涉。综合当时国际和朝鲜国内各方面的情况，这场战争并无十分的必要，但也势难避免。[③]而后者则是在美军已将战火烧到中国边境，严重威胁我国家安全，并一再无视我严正抗议之下，中国人民无可选择的选择。

一、不得不参战的形势

中国主观上并没有参战的意愿，客观上也没有参战的有利条件。1950年，国家刚刚建立不到一年，新生的人民政权还未完全巩固，人民经历了常年战乱而渴望和平，国内百业待兴。在1949年底访苏时曾对斯大林说，“中国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时间，以便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和稳定国内局势”。[④]就在朝鲜战争前的19天，在提交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书面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中还判断，虽然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正在提高。”中国要做的是，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统一财经、平衡财政收支、稳定物价;同时，“人民解放军应在一九五O年复员一部分”，只保存主力。[⑤]6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公布的关于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仍然将彭德怀安排在土改委员会，[⑥]也就是说，直至此时中央还没有让他挂帅出征援朝的打算。可见，当时我们虽然没有忽视战争的可能性，但是也并没有真正大战的思想准备。

国际上，一方面，我们将面临的对手异常强大。美国作为战后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195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2/3，黄金储备占70%，工农业生产总值为15078亿美元，钢产量为8770万吨。同时拥有用先进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陆军、海军和空军，掌握着制空权和制海权，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而中国的实际是，“工农业生产总值只有人民币574亿元，钢产量61万吨”，同时军事力量薄弱，“海军和空军还处在初建阶段。陆军的武器装备相当落后，既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又缺少防空武器和反坦克武器”。[⑦]中美之间的差距十分悬殊。另一方面，我们的盟友，苏联从本国利益出发，在整个朝鲜战争决策的过程中，顾虑重重，反反复复，变来变去。斯大林由反对到默许朝鲜内战，但又没有阻止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动议组成“联合国军”公然侵入朝鲜[⑧]，还撤出了在朝的苏联军事顾问。当美军越过三八线以后，苏联又一再敦促中国出兵，但又拒绝立即提供支援。后来提供给中国的武器装备，中国还要偿还贷款。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如有学者提出的，抗美援朝战争对于以核心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战争。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决策，完全是形势所迫。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中国不得不参战的形势?

(一)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

这是迫使中国参战的第一个重要因素。朝鲜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天，6月26日，杜鲁门政府在决定武装入朝的同时，做了另外一个决定，即下令第七舰队开赴台湾海峡。正是这个决定使中美之间产生了最大的矛盾和误会。今天来看，杜鲁门政府的这一决策，并不是单单针对中国大陆，它的主要目的是要维护亚洲、台海局势的稳定。从中国内战开始，美国就无意对华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随着蒋介石在中国内战中的失败，美国企图以和平的手段将中国共产党纳入美蒋联合政府，从而控制共产党和苏联在华势力和影响的愿望化为泡影。美国仍然没有动武，而是不得已调整了对中共的政策，妄图鼓动共产党中国的“铁托主义”。杜鲁门政府6月27日的声明中说：“已要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空海攻击。第七舰队将监督此事的实行。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这段声明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台湾地位未定论”，实际上，它也在客观上起到了阻碍国民党借朝鲜战争之机“反攻大陆”的可能。但无论初衷如何，此举传递给中国的信号是公然的战争威胁。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做出了明确反应。在6月28日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时指出，“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⑨]。为什么中国会有强烈反应?原因很简单，美国的行为无疑已经把新生的中国政权在实际上陷入了军事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都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

(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大举越过三八线

这是迫使中国参战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开战初期，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但到8月即在洛东江同美国和南朝鲜军打成了胶着状态。9月15日，美军七万余人在仁川登陆，28日占领汉城，人民军腹背受敌，被迫实行战略退却。早就预见到战事转入持久和美国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果然，在战局逆转之下，美国做出了第二个错误决策：北上越过“三八线”继续作战。美国国内对于是否打过三八线的问题也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但始终没有把中国的应变反应和战略利益考虑在内。苏联问题专家凯南认为，“克里姆林宫决不会接受在北朝鲜建立一个它无法统治和控制的政权”;以国务卿艾奇逊为代表的主流观点则认为，战争止于三八线只会使半岛局势回到冲突前的状态，而朝鲜人民将对美国的勇敢、明智和富有正义的传统失去信心。然而美国人低估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和反侵略的决心。在中国看来，美军越过三八线意味着战争开始扩大化，表明美国战争的目的不是恢复朝鲜的和平，而是要占领整个朝鲜，其战争性质即变为侵略。这种情况下，谁也无法预料战争会扩大到什么程度。即使美军止步于鸭绿江，对中国已极为不利，一方面有唇亡齿寒、户破堂危的忧虑，另一方面有因防美而使苏联成为掣肘的风险;如果美军打过鸭绿江，则后果更不堪设想。所以，中国再三发出警告，而美国只认为是“虚张声势”。10月7日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一意孤行越过三八线，最终把中国拖入了战争，也把自己拖下了泥沼。

(三)要争取苏联的信任

这是迫使中国参战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新中国在建立之初并没有得到苏联和斯大林完全的信任与支持。分析原因，主观层面上，苏联的顾虑来自在中国内战期间没有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⑩]，因而对否能够顶住美国制造亚洲“铁托”的计划心存怀疑。斯大林曾明确向国民党表示，“关于中国之共产党，吾人并不予以支持，亦并无支持彼等之意向”。[11]很大程度上，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苏联没有想到的。客观层面上，苏联也要考虑自身的国家利益。苏联在远东的国家利益，即以保证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为目标，建立安全带，既要防御美国，又要遏制中国。即使中国成为共产党的天下对苏联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好事，也仍然不能改变它从本国国家利益出发的原则。新中国的成立，并没有使苏联在思想上产生想要放弃《雅尔塔协定》既得利益的打算。[12]苏联一行使真切地感受到斯大林对中国的不信任，而如果得不到苏联的支持，新生的中国政权将面临极大的困难。因此，如果出兵朝鲜能够解除斯大林的顾虑，摘掉可能的亚洲“铁托”的帽子，从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则对中国极为有利。事实上，当时斯大林已是骑虎难下。苏联不能出兵，不能与美国直接对抗。如果中国不出兵，朝鲜必败。如果朝鲜败了，美国就将在远东对苏联构成长远的威胁。因此，力排众议，克服万难，不惜以弱抗强，出兵朝鲜，确实为苏联解了围。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抗美援朝战争以后，苏联确实对中国解除了顾虑。“斯大林是什么时候对我们比较放心了呢?那是在我们派志愿军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之后。我们军队过江一打，他放心了，觉得我们不是半个铁托，是国际主义者，是真正的共产党了。苏联决定援助我们141个项目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以后才完全定下来的。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定下来”。[13]

综上所述，第一、二条因素至关重要，正如基辛格在《大外交》中说的，“如果他不在朝鲜阻挡美国，他或许将会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最起码，他没有得到理由去做出相反的结论。”[14]再加上第三条因素，中国权衡利弊必须出兵援朝。10月13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即使苏联不出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出兵援朝不变”的决定。当晚电告周恩来，“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15]

有学者提出，中国出兵朝鲜是斯大林故意设的套。[16]且不论这种观点对斯大林想法的分析是否正确，他是从来不会被苏联牵着鼻子走的。从民主革命时期即如此，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时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还有学者提出，决策出兵援朝，不是因为美国敌视新中国，而是因为美国轻视新中国，是“受害者心理”，“这种心理产生于民族辉煌历史的集体记忆与民族在近代的屈辱经历之间的强烈反差”。要知道，伟大的领袖人物是不会从个人喜好和情感出发而做决策的。更何况，“你轻视我”，对真正自信的人来说，什么也代表不了，而在实际中还会对我有利。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当时已经很清楚，今天看来，也仍然是这样：“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17]

二、战则必胜的信心

无论出兵援朝的必要性有多大，要作出决策，还必须充分考虑其可能性。从中国的现实条件来看，出战十分困难。从后来决策过程的曲折，也可以看出决策的艰难。1950年10月1日，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10月2日-5日，中共中央开了三天会反复讨论朝鲜时局和出战问题。2日凌晨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主张出兵，得到周恩来的支持。会后亲自拟写了给斯大林的复电，表示决定出兵援朝。但是，2日下午的书记处会议上，尽管认为出兵朝鲜已是十万火急，但大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所以原拟的电报并未发出，而是将多数人的意见，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了斯大林。[18]4日，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多数人仍然不赞成出兵或有各种疑虑。[19]大家的意见是，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打这一仗。

但是，如前所述，从大局出发，中国必须参战。5日早上在中南海专门会见彭德怀，问他，“我们确实存在严重困难，但是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呢?”并提出，中央的意见是，援朝挂帅的担子由他来挑。彭德怀表示服从中央决定。[20]下午政治局会上，仍然有两种意见。周恩来、彭德怀支持出兵朝鲜的主张。林彪提出，美军高度现代化，还有原子弹。说：“它有它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会战胜它的原子弹，它无非是个纸老虎。”[21]这次会上，通过充分讨论，大家才统一了认识，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并决定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70年代会见金日成时还说起，“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22]

正是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决心，对最后的决策起了主导性的作用。作为掌控全局的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对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就当时的情况来说，中国只能打。而打，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赢，一种是输。如果赢了，不仅可以解苏、中、朝三方燃眉之急，且将在政治上获得大胜;如果输了，从战争本身来讲，和不出兵结果一样，但已付出了巨大代价，并且在政治上中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困难。因此，如果中国出战，则只能赢。出战决策的关键变成了对战则必胜的把握。从对战争的坚决态度，可以看出他对战争必胜的信心。正是这种信心，对出战决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信心从哪里来?

(一)未雨绸缪，增兵东北

这是第一个信心来源。早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时，和中共中央就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调几个军到东北，摆在鸭绿江边，加强东北边防。7月7日和10日两天，周恩来受命主持召开保卫国防问题会议，讨论了保卫东北边防问题，提出并同与会者初步商议了边防军所辖部队与部署、指挥机构设立与领导人选配置、政治动员与后勤保障、车运计划与兵员补充、商定组织东北边防军的各项问题等。根据会议精神，13日正式形成中央军委《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23]，即送审阅。当天批示：“照此执行。”[24]这是一步非常重要的战略决策，正如后来自己说的：“战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去三个军，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军，总共是五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25]8月4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美国武装侵略朝鲜后中国应该采取的对策问题。的观点是，“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26]同日，他还批准聂荣臻准备派出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朝方一侧，以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5日，他为中央军委起草复高岗电，要求边防部队应准备于九月上旬能作战。18日，要求务必在9月30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完成第一步部署后，又集结第九兵团、第十九兵团于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地区，作为机动策应。

(二)精心谋划，掌控战局

这是第二个信心来源。10月2日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已经把出兵援朝的有关问题都考虑清楚了。他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出兵援朝的必要性，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将采取的战略、战术，以及苏联必须提供的支援等。他认为，一旦出兵，如果能够在朝境内歼灭美军，主要是其第八军，无论战争是否结束，局面都会对我有利。相反，如果不能，就要面对美国和我正式宣战，进而从空中和沿海对我进行打击的情况。而这会引起中国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等很多人的不满，因为大家害怕战争。因此他主张，应出动12个师，而不是5、6个，先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的情况，同时等待苏联援助的到来，再行反攻。[27]当然，这封很长的复电并未发出，但它无疑反映了当时清晰的战略思路。8、9月间，就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美国的优势和劣势，指出“美帝国主义在今天是有许多困难的，内部争吵，外部也不一致。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个，运输路线太远，隔着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28]因此，要“在战略上藐视他，当作纸老虎，在战术上重视他，当作真老虎。”[29]志愿军入朝以后，每天批阅大量来自前方的电报和各方面的情报，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决策，争取战机。[30]在战略上，根据实际情况，果断改变了预定的防御战略，采取运动歼敌的战略，使志愿军直接实施带有战略反攻性质的作战方针，从而扭转了战局，初战告捷就打下了战争胜利的基础。进入相持阶段后，不给美军喘息的机会，没有急于进行停战谈判，而是将战争进行到底，采取边谈边打，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双管齐下的方针，直到美国真正甘心坐下来谈判。在战术上，扬长避短，限制敌军先进技术装备有效发挥作用，而充分发挥我军的自身优势。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创造出许多新战法，如将夜间作战发展成战役规模，“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等。据美国海军陆战队官方战史的说法，“只有有这种经验的美国人才能体会到半夜被偷袭时的震恐心情，因为偷袭者像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妖魔鬼怪那样用手榴弹和冲锋枪的子弹射击我们。”“中国红军之成为可怕的力量，不是依靠他们人多，而是依靠诡计和突袭。”[31]

(三)事无巨细，思虑缜密

这是第三个信心来源。仅举几例。第一，采用“志愿军”番号。10月8日，东北边防军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这是早就考虑好的，目的是不形成中美两国直接交战的印象，把中国对抗美国的不良后果尽可能减少。在8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就说过，“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国。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32]第二，谨慎处理和朝鲜方面的关系。第三次战役结束以后，彭德怀和金日成在是否休整一段时间再南进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赞同彭德怀的意见，但是又坚持必须尊重朝鲜同志的意见，特别是注意同他们搞好团结。在修改彭德怀准备在中朝军队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做的报告时，特意加上了一大段话，强调，一切在朝的中国志愿军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与朝鲜人民亲如兄弟地团结在一起，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他认为这是胜利的政治基础。[33]第三，准备美国打原子弹。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说，美国要乱来，“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他认为，如果美国要乱来，我们没有准备就不好，我们准备了就好对付它。他的观点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只要抓住他的弱点，跟着他，最后就能打败他”。[34]第四，直到战争最后仍未放松警觉。朝鲜停战协议签订的前两天，中朝两国人民已经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还向志愿军全体指战员强调：“希望全军指战员防止骄傲，在停战协定签字生效以后，仍应提高警惕，一面自己严格遵守协定，一面防止敌人可能做出破坏的挑衅。”[35]

三、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

中国最终赢得了胜利。爆发于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的抗美援朝战争，经过中国人民志愿军两年零九个月的英勇战斗，终于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把军事分界线重新推回到三八线，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是一场具有伟大意义的战争。

(一)实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基本战争目的

在战后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他总结了四条：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使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能够安心生产;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知道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第四，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36]战争的胜利，稳定了当时中国的工业中心东北地区的局势，也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争取到了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同时，在很大程度上，缓冲了苏美之间的冲突，避免了大规模热战;中美之间互相也有了一个底，双方都尽量避免了直接冲突。

(二)在政治上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这场战争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赢得的第一场对外战争，是中国人摆脱“东亚病夫”、扬眉吐气的一场战争。在开国大典上的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获得了最有力的印证。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自信心、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和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开始成为亚洲乃至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角色，并且对远东和世界局势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场胜仗迫使美国在事实上承认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1954年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启动。任何人都不应有异议，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三)赢得了苏联和斯大林的信任，在社会主义阵营和亚非国家中提高了威望

中国出兵朝鲜以后，斯大林心里明白，中国人给了他维护苏联远东战略目标和利益的最大支持。直至此时他才承认，中国的确是一个具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国家。中国也因此在当时和后来获得了苏联的大力帮助。战争期间，除武器装备上的支援以外，苏联已经在经济和建设上给予中国帮助。为中国工业体系建立奠定基础的156项重点工程，在战争期间已经开始了50项。赫鲁晓夫时期逐步扩大了援建项目，并派出专家指导。中国从“一五”计划开始进行全面的工业化建设，正是在此基础之上。1955年，中国又成功地出席了亚非万隆会议，宣扬了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当然，战争就一定会有牺牲，关键要看牺牲的价值。无论在战场上，还是战场外，中国付出的代价都没有超出合理的范围。据中国官方数字，抗美援朝战争中，阵亡和非作战死亡人数共计141624人，消耗各类作战物资560余万吨，战费62.5亿人民币(相当于25亿美元)。而据美国官方数字，朝鲜战争中，阵亡、失踪62423人，消耗各类作战物资7300余万吨，战费400亿美元。[37]从此对比中可以看出，美国在战场上付出的代价并不比中国小。

有人提出，台湾局势的发展由于朝鲜战争以及中国入朝参战而极度复杂化，并形成了海峡两岸之间分治对抗的局面将长期延续下去的环境和条件。台湾问题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不是可以说，没有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我们就可以收复台湾?此处存疑。有人提出，抗美援朝战争使新中国作为一个“革命国家”，愈加被排除在国际事务之外(包括联合国之外)。事实上恰恰相反，中国终于在国际事务上有了发言权。还有人提出，面对新中国在国际安全环境方面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和中共领导层在中国各种资源的配置中，将国防和军备放到空前重要的位置，并使得以高度集中为主要标志的统制性计划经济模式成为唯一有可能实行的模式，这正是整个时代中国经济成为“短缺型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和逻辑起始点。对此观点，我们只想反问，中国作为一个积弱积贫、历经百年战乱的落后大国，难道可以一跃而成为发达国家?

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应注意两个方面：一是中美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战争在客观上使中美关系的非正常化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应当承认，在战争决策的过程中，中美之间存在很多的误会。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双方也并没有沟通的渠道。二是对中苏关系的理性认识。战争使中苏同盟关系得到加强的同时，也大大加强了新中国在经济等方面对于苏联的依赖，埋下了中苏论战直到关系破裂的种子。大国关系的处理要考虑全面，目光长远，这在今天仍然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为了和平观后感2

抗美援朝战事一场难以忘却的战事，是一场战强敌、驱恶魔的生死大搏斗!是一场百万中华优秀子孙再次涌现豪迈气概的英雄赞歌与神圣洗礼!抗美援朝战事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事是一场伟大的人民战争!

我们衷心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将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深地怀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将士不愧为中华民族最可爱的人。抗美援朝英烈永垂不朽!让我们怀念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杨连娣、李家发、杨育才、任光华、孙一增等30万2千7百24名功臣及5953功勋集体。

抗美援朝战争历时二年零九个月02天。即：1950年10月25日——1953年7月27日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南北双方为统一问题爆发全面内战，内战一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就立即决定出兵武装干涉。6月27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驻我国台湾海峡， 7月1日美军投入侵朝作战。7月7日在常任理事国苏联缺席的联合国大会的情况下，美组建联合国军(美、英、法、土耳其等16国)侵入朝鲜半岛，朝鲜内战演变成局部国际战争，10月1日美军越过三八线，10月11日攻占平壤，美断言战争在“感恩节“前结束，占领全朝鲜。

10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希望通过他和印度政府将中国政府对朝鲜局势的严正立场转告美国政府。周恩来说：“美国军队正企图超越'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这样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请把这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我们至今仍主张如此。”

1950年10月8日(历史性时刻)发布命令，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洪学智、韩先楚任副司令员，解方任参谋长，杜平任政治部主任。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25万大军(初始阶段)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步兵38、39、40、50、66军，炮兵1师28师，工兵4团、6团)

至1953年4月底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总兵力达130万余人。

196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

抗美援朝战争经历了十余次大的战役：

《第一次战役》1950年10月21日——11月5日。该役歼敌1万5千余人。起到了稳定战局，取得了首次与联合国军交战取胜的战例。粉碎了联合国军在感恩节前结束(占领全朝鲜)战争的企图和幻想。

《第二次战役》1950年10月6日——10月24日。该役歼敌3万6千余人。收复平壤，涌现了杨根思抱起炸药包冲向敌群的英雄壮举。创造了在一战中歼敌(美军)一个加强团的模范战例。彭总喊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的口号。清川江——三所里“狭窄地带”被美军称为死亡谷，“月亮是中国人的。”

《第三次战役》1950年12月——1951年1月8日。该役歼敌1万9千余人。

突破三八线。1951年1月14日中朝军队攻占汉城。

《第四次战役》1951年1月25日——1951年4月21日。该役歼敌7万8千余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增兵入朝。

《第五次战役》1951年4月22日——1951年6月10日。逼近汉城，几经拉锯战。基本稳定在三八线上。

大规模的运动战基本结束。

《美军发动夏季攻势》1951年6月起，被歼2万2千余人。

《美军发动秋季攻势》1951年10月。夏秋攻势中美军及联军共伤亡15万7千余人。

《美军发动绞杀战》1951年8月——10月22日。中朝投入艰苦卓绝的“反绞杀战”的斗争。铁道兵杨连娣英勇牺牲，美军空中轰炸铁路、公路、桥梁、工厂。空军英雄大队长洪智慧创击落美空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战例。美军战机被击落106架。

《美军发动细菌战》1952年初。在朝鲜境内、中朝边境、中国东北地区。遭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

《美军发动金化攻势》1952年10月14日——11月25日(俗称上甘岭战役)。美军被歼2万5千余人。美军发射炮弹190万发，山头被炸平1——2米。该战役涌现了黄继光舍身堵枪眼的英雄壮举。创造出坑道战的有效战法。

《金日成战役》1953年7月13日——7月27日。该役歼敌7万8千余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主动发动。重点打击南朝鲜军(李承晚不肯坐到谈判桌上来，并扬言单独作战，要打到鸭绿江)创造了奇袭白虎团的经典战例。是朝鲜战争的最后一战。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战事进行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金日成在平壤签字、彭德怀在开城签字、克拉克在奎山签字。

朝鲜战争美军、南朝鲜共伤亡109万余人，其中美军伤亡39万7千余人;志愿军伤亡36万余人。

同志们!朋友们：

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了。但世界并不太平。

我们热爱和平，我们珍视和平!我们应该更加珍视中朝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的抗美援朝胜利成果!不要忘记中朝人民共同的使命，“唇亡齿寒”的硬道理，要铭记于心!只有汉奸卖国贼才会去蓄意恶毒破坏中朝友谊。只有汉奸卖国贼才会去献媚美帝。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胜利万岁!!!

中朝人民血盟友谊万岁!!!

为了和平观后感3

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相关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只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关系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

(此文曾于2000年10月10日作为校报增页印就，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之际)

(一)

抗美援朝战争，是美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

视察过“三八线”军事设施后，1950年6月19日，美国国务卿顾问杜勒斯，在韩国国会演说称：“自由世界正在注视你们，如果与共产党妥协，等于选择导致灾难的道路。”“只要你们在人类自由的伟大事业中继续发挥有价值的作用，你们决不会是孤立的。”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对此，当过“联合国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在其回忆录中明确断定：“在朝鲜，共产主义已经向自由世界发动第一次挑战了。现在是下决心的时候了。现在，同过去任何时候一样清楚，这是一场反对共产帝国主义的战争”。“如果我们在亚洲败于共产主义，则欧洲的命运将岌岌可危。……我们现在必须行动起来，否则我们将灭亡。”美国记者约翰·托兰在其《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一书中，就此写道：“为了阻止共产主义，哈里·杜鲁门总统不宣而战，迅捷地采取了人们所称的警察行动，加入了这场冲突，劝说不大情愿的联合国批准他的行动，并使15个国家参加了美国同北朝鲜和中国的战争。”

中国人都记得，正是这个杜鲁门，在当年6月27日，声称“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而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因此，我已经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而且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连麦克阿瑟都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是有背开罗协定的)。同年7月底，麦克阿瑟又专门跑到台湾，“在讨论到的问题中有一个问题是国民党中国迅速而慷慨地提出要派遣军队去参加朝鲜的联合国部队。……见到了上次战争中我的老战友，蒋介石委员长，我感到非常高兴。他那抵制共产党统治的不屈不挠的决心引起我由衷的钦佩。”

由上可见，朝鲜战争的性质，在美国人是毫不含糊的。朝鲜战争与中国的关系，在他们也是一清二楚的。

1950年9月15日仁川登陆后，麦克阿瑟率领的侵朝美军曾经一度得逞、十分张狂，无视中国政府再三严正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大举进犯朝鲜北方，并迅速向朝中边境推进，还扬言“从历史上说来，鸭绿江并不是把两国截然分开的一道障碍。”

在这个严峻的历史关头，在领导下，中共中央毅然作出战略决策，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1950年10月8日，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速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揭开了入朝第一次战役的序幕，是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参战纪念日。

事情正如1950年11月4日中国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所说：“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相关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只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关系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约翰·托兰在《漫长的战斗》一书中从另一个角度说道：“就这样，不是为了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免遭一个威胁要使用核武器的强大敌人的入侵，中国不情愿地进入了朝鲜冲突。……麦克阿瑟梦想拿下整个朝鲜，而且或许向更北的地方推进，迫使毛介入一场他几个月来一直试图避免的战争。”

这就是白纸黑字记载下来的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由来的历史真相。

(二)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惊天动地顶天立地的伟业。

人们爱说：“财大气粗”。迄今为止，美帝国主义是世上最为“财大气粗”者。人们又爱说“实力决定一切”。迄今为止，美帝国主义是世上实力最为强大者。50年代初，美帝国主义在这两方面更是无可匹敌。不仅如此，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一手操纵联合国，打起了“联合国军”的旗号，更是气势汹汹、不可一世。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过一年，战乱刚刚平息，台湾、西藏等地还待解放，百业待举、百废待兴，国力极度贫弱，渴求和平安定，亟待复兴建设。面对美帝国主义这样一个庞然大物，面对这样一种突如其来的武装进犯，敢不敢抗衡?能不能抗衡?这显然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不说别的，即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也不无疑虑，林彪称病怯阵就是一例。

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中共中央做出抗美援朝的决策，需要何等的勇气和胆略!中国人民及其子弟兵，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义无反顾、不惜牺牲，坚决响应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与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休戚与共、生死相依，共同抗击世界上最强大凶恶的帝国主义势力，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英雄气概!

拿中国老百姓来说，在50年代初那样艰苦的年代，广大劳动人民刚刚翻身解放，远远没有摆脱贫困状态，但全国上下、男女老少，硬是节衣缩食、慷慨解囊，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捐款所得可以购买3170架战斗机。人们只要想一想这一件事情，就可知中国人民有着何等样的博大崇高的胸怀。依靠着这样的人民，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敌人?

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正是可以由之“看海洋”的“一滴水”。他所记述的志愿军战士在松骨峰的壮烈战斗场景，人们能够轻易忘记吗?他所记述的志愿军战士的崇高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以及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人们能不肃然起敬吗?所以，毫不奇怪，这篇报道一经发表，就全国传诵，历久弥新。“最可爱的人”，自然地成了志愿军战士的代称。《谁是最可爱的人》，也当之无愧地编入了中学语文教科书，年复一年地教育、熏陶着无数青少年学子。

请人们记住这样一点吧!那就是，当朝鲜战争的炮火燃烧到中国边境，中央做出抗美援朝决策，应朝鲜政府的要求向朝鲜派遣志愿军部队时，不少急促组建的志愿军部队还来不及换上冬装、来不及补充给养，就急如星火、星夜就路，奔赴前线的啊!所以，初期入朝参战的志愿军部队，冻死冻伤在战场的远过于战死战伤的啊!前不久，我就读得20军史话《百旅之杰》中这样一段记述：1950年12月9日，在黄草岭之战中，我20军180团二连指战员，在守卫1081高地时，全部壮烈牺牲。用日本人编纂的美军在朝作战史的话来说：“这个阵地的中国第60师，忠实地执行了它的任务，顽强战斗到底，无一人生存。”原来，“在第二天打扫战场时，才发现这个连全部冻死在阵地上。他们都俯卧在冰雪堆起的工事旁，一个个手握着枪支，许多战士的手冻结在步枪的枪栓上都无法分开。几个昼夜，摄氏零下40多度的严寒，没有一点热食进口。这样，众多的血肉之躯与冰雪一起形成了冰雕的英雄群像。”我们志愿军的年轻战士们，就是这样地支援朝鲜人民，这样地抗击帝国主义侵略、保卫自己新生的共和国和父老乡亲的啊!“为有牺牲多壮志”。中国人民志愿军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永载青史、万古流芳。

《杜鲁门回忆录》中说道，当侵朝美军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次战役迎头痛击后，1950年11月30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一个声明。其一开头就称：“朝鲜最近形势的发展使世界面临一次严重的危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已经自满洲派遣他们的部队到朝鲜，对在北朝鲜的联合国部队进行一次强烈的、组织得很好的进攻。虽然经过长期的、认真的努力，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相信联合国或美国绝没有侵略中国的企图，他们还是这样做了。由于美国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历史友谊，一想到中国人竟被迫和我们在联合国指挥下的部队作战，不免使我们不寒而栗。”这个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美国“白皮书”式的声明，要多荒.唐就有多荒.唐。但是，其“不寒而栗”之说，却是并不虚假。正是中国人民奋起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先后组织了五次战役，即杜鲁门所说“强烈的、组织得很好的进攻”，把美国侵略军及其仆从军队赶回到了“三八线”以南，粉碎了他们侵吞朝鲜、进犯中国的美梦，才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不得不坐下来进行停战谈判的啊。

这场谈判历时两年，时谈时停、时谈时打、又谈又打，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美帝国主义者被迫签订了停战协定，朝鲜战争总算结束。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当时，美国共和党头子塔夫脱却直截了当地认为这是“美国从未遇到的最完全的失败”，“我们找不出比朝鲜战争更悲惨的例子了”。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的马歇尔叹道：“神话已经破灭了。美国原来不是像人家所想的那样一个强国。”

中国人民志愿军首任司令员彭德怀，1953年9月1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有关报告中说：“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击败的。”在同一会议上，讲话中指出：“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在当代世界历史上，指出的这条经验的意义实在是无可估量的。1960年10月2日，伊拉克《文明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章中说：“中国在各个方面表现了它的伟大，其中最伟大的一点是它戳穿了‘纸老虎’的本质并促使‘纸老虎’失败。”这“最伟大的一点”正是从抗美援朝战争发端的。

50年过去。

回过头看益加清楚。

试想：如果当年中国人轻信“美国绝没有侵略中国的意图”，与之大谈什么“历史友谊”;如果中国人害怕美国这只庞大的纸老虎，不敢奋起抗击;又如果中国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败了，今天将是一个什么局面。

历史明明白白地记下了：正是因为中国人民顶天立地和世界上最强大凶恶的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进行了惊天动地、艰苦卓绝的直接较量(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期间已经有过间接较量)，并且赢得了胜利，胜利之后又继续与之毫无间断的各式各样的反复较量，才有1958年开始的长达12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才有1971年10月的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才有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中国之行(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当时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去北京的。)……。我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今天能巍然屹立于世，中国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声望，都是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下的基础，恐怕一点也不为过吧?

1993年1月，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施莱辛格的文章，题为《探索冷战后的对外政策》。这位当过美国国防部长、能源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者写道：“中国是一个独立思考、在意识形态方面多疑的国家，其人口是美国的5倍。仅这一事实，要胁迫它就很困难。而且，中国人从来没有向美国的压力屈服过，这是引人注目的。”“可以肯定地说，美国可以使中国经济遭到重大的破坏，但是，仍然令人怀疑的是，我们能否迫使它改变其在国内的做法，虽然中国没有直接打击美国的有效方法，但我们可以肯定，我们会在其他方面付出代价。……此外，中国有能力挫败美国各种各样的外交政策目标。一个在安理会拥有表决权、而且我们依靠它在其它诸如核不扩散、控制武器和技术交流……等方面进行合作的国家，是惹不起的。”

较之当年杜鲁门、麦克阿瑟之流，施莱辛格的这番见解，显然知趣、清醒得多了，也现实、明智得多了。这也算得是美国人从朝鲜战争以来的一种历史经验的总结吧?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这种见解，正是尼克松以来美国政要共具的。尽管他们丝毫也没有改变帝国主义者的本性、放弃“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中国人不会忘记，台湾乃至西藏等至今还是一个“问题”，其源盖出于此)。

1953年9月12日讲话中就说过：“美帝国主义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这也是抗美援朝战争以来屡试不爽的客观真理啊!

上述种.种，不就是铁证如山、有目共睹、胜于一切雄辩的历史真相吗?

但是，近些年来，中国国内有些人竟然撰文歪曲历史真相，诋毁抗美援朝战争，他们究竟是想干什么呢?

据报道，由美国国会授权，从今年6月25日起，美国国防部将在全美各地举行为期3年的纪念朝鲜战争50周年的活动，要全国感谢和牢记“老战士”50年前在朝战中“为全国服役和牺牲”，使“全美公众清楚地了解和认识韩战的教训、历史和传奇故事，以及美国为保卫世界和平和自由所作出的军事贡献”，云云。

我们呢?我们中国呢?我们中国人呢?

[附记]

承主编厚爱，此文曾于2000年10月10日作为校报增页印就，但因有关禁令未能发送。

禁令当然有作用，却难禁党心、军心和民心。

同年10月19日至21日，原20军电训队战友，在当年小队长李福桂同志合家倾力操办下，于南京相聚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大家到雨花台拜谒了革命先烈，畅抒了当年(都不满20岁)的战斗豪情和如今的不胜感慨。

2010年11月28日，在有关方面支持下，原《解放军报》驻通信兵特约记者王雄同志，在嘉兴经办了“纪念抗美援朝60周年战友联谊”。86岁的周文江同志，庄重地以一身满挂奖勋章的戎装与会。这位全国一级战斗英雄、志愿军二级战斗英雄的讲话语重心长，感人至深。

这两次聚会，我都带去了此文，获得了战友们的共鸣。

15年过去。5年过去。原先与会的几个战友，当年的小队长李福桂同志、老英雄周文江同志，竟已相继去世。但是，正像时为南京中共党史学会抗美援朝研究分会副会长李福桂参与副主编的、南京部分抗美援朝志愿军老战士纪念文集的书名所示，他们投入的那个“血与火的岁月”永载青史、万古流芳。又如2010年与会时获赠的、由魏巍同志题写书名的《最可爱的人新传(一)》中所收录的周文江等的事迹一样，革命传统代代传，老兵新传年年新。

在抗美援朝战争65年之际，笔者重发此文，正是着眼于此。

更重要的是，“我们呢?我们中国呢?我们中国人呢?”——此文最后提出的这三个问题，于今越发严峻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事情正如彭光谦将军所说：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抗日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一条理由是当年战胜日本鬼子以后，我们对日本的处理半途而废，美国包庇它，没有对它的战犯进行彻底审问，没有把它彻底赶出去，以至于埋下祸根。军国主义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还在。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在安倍的操纵下，今天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依然想重蹈历史。”“今天日本政坛和当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今天的日本一系列动作都是在为战争做准备。”

“跟日本讲道理没用，没有力量的正义是苍白的正义，没有正义的力量是邪恶的力量，我们既要有正义、又要有实力。在精神上，我们一定要发扬老一辈抗战精神，铁血丹心的抗战精神，铲除汉奸。”(9月30日《参考消息》)

65年之后看抗美援朝战争，不也是这样吗?

说来话长。这里只能长话短说。

今年7月25日，在朝鲜第四次老兵大会上，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演讲中，专门“向致力于实现朝鲜人民的自由独立与东方和平、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流血牺牲、帮助朝鲜进行正义革命战争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老兵表达崇高敬意。”7月27日，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日，他又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墓献了花圈。7月28日，媒体记者受邀前往朝鲜驻华大使馆采访。使馆内墙显著位置悬挂着1958年以及周总理与朝鲜金日成首相的欢宴合影。此中情意，不言自明。

但是，中共中央党校那个“朝鲜问题专家”，却又一本其多年来的作为那样，对此说三道四，很不像话(见7月29日《东方早报》)。

今年9月11日，此人又以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身份，在《东方早报》发表整版文章，题为《朝鲜半岛“8月危机”及其启示》，一本正经，像煞有介事。其最后的“启示”竟然是：“朝鲜核问题具有使相关事务价值翻转的功效，美国示拳具有双重意义。朝鲜核问题能使国际关系中一般认为积极的东西变为消极，使消极的东西具有积极的意义。如，增进友谊、提供援助、开展经济合作等等，一般认为这是好事，但是施之于坚持核武计划的朝鲜，就变成为其制造核武提供助力，是坏事。相反，制裁、禁运、施压这些通常被认为消极行为，施之于朝鲜，却有助于阻止其核计划，变成具有正面意义的行为。与此相关联，美韩加强军事合作，针对‘核朝鲜’进行军事演习，便具有了双重意义。从表层看，美韩军演示肌肉，无疑会刺激朝鲜，使半岛局势紧张，但也仅仅是紧张而已。因为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头号军事大国，其出击能力及关键时刻的决断能力，会使一些国家望而生畏，从而收敛自己的言行。朝鲜虽然自认为已是‘世界顶级军事强国’，但对朝美军事力量对比还是有清醒认识的。这次危机事实上已证明这一点。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在半岛的军事存在，美韩恫吓性军事演习，对防止鲁莽行为导致的军事冲突和战争，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作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如此颠倒敌友、混淆黑白、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公然站在美帝国主义一边，这该是什么行径呢?这等“战略研究”，又究竟对谁有利，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0月10日，为纪念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朝鲜举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阅兵式。美国《洛杉矶时报》说：“朝鲜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国家，不过他会在周六尽全力让世界——特别是美国——相信，它是不容轻视的。”(10月11日《参考消息》)在阅兵式上，金正恩强调，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朝鲜将会建设成为世界级军事强国。朝鲜有信心应对美帝国主义挑起的任何战争，保卫国家和人民。

通过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见到这个阅兵式的宏伟场面，见到这个像“铜豌豆”一样的兄弟邻邦，显示出如此豪迈的民族精神、无谓的英雄气概、坚强的战斗意志、严正的备战阵势，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无不会由衷敬佩和赞叹。

但是，翻遍10月11日的《人民日报》、《新华每日电讯》和《光明日报》，竟不见对这个阅兵的只字报道，岂不是咄咄怪事?

更有甚者，如10月11日《环球时报》社评标题所说，“嘲弄朝鲜不是某些国人自尊的表现”。这篇社评本身，又是什么样的“国人自尊的表现”呢?

当然，多年来见惯了上述那个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的那一套，所有这些都不足为奇了。

奇的是，10月12日《新闻晨报》《铭记抗美援朝功绩》的报道中引述道：“英国牛津大学大战略学家罗伯特·奥内尔也说过：‘中国从他们的胜利中一跃而成为一个不能再被人轻视的世界大国，……如果中国人没有于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在朝鲜战场上稳执牛耳，此后的世界进程就一定不一样。’”

在这位英国学者如此提醒面前，那个中共中央党校战略研究所教授之流，还有何地可容?

在这位英国学者如此提醒面前，“我们呢?我们中国呢?我们中国人呢?”当是更得弄个明白了吧?

为了和平观后感4

残酷的现实表明，现阶段的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国际上与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经紧紧地交织在一起，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斗争已经再次上升到主要矛盾的地位。

近代史上，以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几次大规模的战争，每一次战争都使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最终使中华民族摆脱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血洗了一百多年来被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欺凌的耻辱，使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骄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土地革命战争的意义，是唤醒了亿万农民阶级，使共产党找到了一条以农民为主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有了稳固的阶级队伍，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开创了自己的根据地，为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抗日战争是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战争。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了国民党的抗战。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抗战，展现了共产党在国难当头的危机面前捐弃前嫌的民族大义，不但赢得了抗战的胜利，也赢得更多的爱国民主人对共产党的理解和支持，使党扩大了群众基础，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解放战争是巩固土地革命胜利果实和抗战胜利后民族独立成果的人民革命，是推翻国民党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人民自己的共和国，为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扫清了政治上的障碍。

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和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奠基礼。也可以说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立威之战。他证明了领导的党和人民军队不但可以战胜任何国内的反动派，而且可以战胜武装到牙齿的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及其同盟军。正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后来的核武器的实验成功，最终奠定了新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也使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再也不敢轻易冒险与新中国发生直接武装冲突。

所以，任何淡化、抹黑、甚至否定这几场战争的言行，都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任何抹黑、污蔑在这些战争中涌现的英模人物的言行，都是企图对共产党革命历史的反攻倒算，是对共产党领导地位合法性的挑战。其中，多年来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质疑和否定，更是现实中美之间的激烈博弈在重大历史事件上的反映。质疑和否定抗美援朝战争，是现实中疯狂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幻想“中美共治”的汉奸势力颠覆中国的重要舆论手段之一。

此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就是彻底粉碎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在亚洲扩大势力范围的企图，使二战以后形成的两大阵营的世界格局得以稳定。斯大林在分析两大阵营的演变趋势时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和相互帮助，使这些国家有了高速度的工业发展，“使得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已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这就使得“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将不会扩大而会缩小，世界销售市场的条件对于这些国家将会恶化，而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将会增大。世界市场的瓦解所造成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加深就表现在里。”“这是资本家自己也感觉到的，因为失去象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市场是很难不感觉到的。他们竭力想用"马歇尔计划"、侵朝战争、军备竞赛、工业军事化来解脱这些困难情况。但是这很象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一根草一样。”可见，朝鲜战争绝不是美国要保护南朝鲜，而是二战后帝国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试探和围堵。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的这一全球战略企图，所以，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即是中朝两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对帝国主义阵营的伟大胜利。

但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先是通过解散农村集体经济，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进程，进而将国民经济全面转向外向型，又通过加入WTO融入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使国民经济逐渐成为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的附庸经济。经济的改革和开放，使中美之间的战略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剧变。

是在维护自己独立经济体系的基础上发展对外关系，还是放弃自己的独立性，按照资本主义的原则改造自己的经济体系，完全接受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融入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重大问题。斯大林曾经说过：“我们应当这样来建设我们的经济：使我国不致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属品，使我国不致被卷入资本主义发展的总体系中去成为它的辅助企业，使我国经济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的辅助企业发展起来，而是作为独立的经济单位发展起来，这种独立的经济单位主要是依靠国内市场，依靠我国工业和我国农民经济的结合”。又说：“这条路线坚决摒弃把我国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附属品的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建设路线，就是党现在遵循的并且今后还要遵循的路线。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这条路线就是必需的。”这是斯大林为前苏联选择的发展道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也警告过：“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

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及其以后的领导人都曾抱有“苏美共治”的幻想，被批评为“两大国主宰世界”。 到叶利钦时期，则干脆推翻苏共，解体苏联，寄希望于与美国和解，结果不但没有换来真正的苏美共治，反而被美国和北约大踏步东扩，步步紧逼，把俄罗斯逼到了墙角。几代领导人的苏美共治幻想的破灭，在碰的头破血流之后，才逼出了普京这样的强人。

而我国的改革以来的所谓“发展外向型经济”，所谓“全面对外开放”，所谓与“世界接轨”，同样完全违背斯大林和的警告。如果我们简单地概括改开以来的发展，实际上是这样几步棋：先是通过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把农村集体经济瓦解掉，导致农村退回小农经济和进一步两极分化，使国内消费市场萎缩;其次是以农村集体经济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国家工业失去国内市场的支撑，被迫转向外向型发展模式;第三，为了争取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和更多的招商引资，又必然引起国内企业、地区间的恶性竞争，导致经济发展在廉价输出和牺牲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主导产业纷纷被外资控制;最后，是金融领域完全服务于这一发展战略，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吸食中国人民血汗的工具，廉价出口挣来的外汇，又被用来购买美国的国债和垃圾债券，货币和金融政策使国民经济进一步殖民地化。社会主义的防线就这样一步一步被突破，发展的成果源源不断地输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现在，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的“中美国”的格局已经形成，很多中国决策者“中美共治”的梦幻不但没有破灭，反而越发不可收拾。难道我们非要重蹈前苏联的覆辙才会醒来吗?

残酷的现实表明，现阶段的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国际上与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经紧紧地交织在一起，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斗争已经再次上升到主要矛盾的地位。正是在这样的世界格局和中美关系演变的背景下，出现对抗美援朝战争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也就丝毫不奇怪了。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态度，绝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现实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战略选择问题。

所以，重温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深刻理解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发扬勇于战胜一切敌人的大无畏精神，对于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反击国内汉奸卖国势力和美帝国主义颠覆中国的阴谋企图，也就更加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为了和平观后感5

中国政府5月13日通知，9月3日全国放假一天，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并决定将9月3日定为“胜利纪念日”和公共假日。

诚然，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抵抗外来侵略战争的首次胜利，是值得中国人永久纪念的。但是，设立“胜利纪念日”则需要全面权衡中国抵抗外来侵略的历史，做出恰如其分的处理。 这里要说的是，抗日战争不是中国的真正胜利，抗美援朝战争才是中国的真正胜利。

如果真要设立什么“胜利纪念日”之类节日，以抗美援朝战争“停战协定”的签订为标志设立更为合适。为什么呢?

首先，抗日战争中国虽然“胜利”了，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西安事变”后“领导”了抗日战争，但决定日本投降的毕竟不是中国军队。这不是说在战争结束前的一个月里日军还从中国的主力战场国民党战区净夺取18座县城(虽然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月里从日军手中净夺取16座县城)(乔良：《鬼子投降前一个月，国共两党各自在干么?》)，苏联还出兵150万。关键是，如果没有美国的两颗原子弹，日本人会这样投降么?

第二，中国虽然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到抗日战争结束前，在抵抗外侮的战争中每战必败，没有过胜利记录，哪怕是一个最小的国家派出最小的甚至非常少的军队，都可以打败我们。所以日本人从来不认为他们是被中国军队打败的，世界上也没有谁认为法西斯日本是败于中国军队的。 一个志愿军老战士在文章中讲，抗美援朝战争后，一位日本教授感慨地说：“1949年你们的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我们日本没有人相信。看看你们中国人，一百多年来，一个失败接一个失败，几千个外国人入侵，一两万外国入侵者，就可以直入你们的首都，杀人放火，你们就得割地赔款，一句话，中国人就站起来了?后来，你们出兵朝鲜，把我吓了一跳，你们把美国人从朝鲜北面压到南面，我觉得中国人和过去不一样了，看来讲得有点道理。” 连解放军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日本人都不相信，难道有谁相信这样的中国能够打败已经占领东南亚、敢于偷袭珍珠港、把美国作为消灭目标、势头正猛的法西斯日本?所以如果客观地讲，实事求是地讲，抗日战争并不是中国的真正胜利。 知人者智，自知则明。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和民族也未尝不是如此。就像中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一方而非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正战胜国，无法以战胜国身份在巴黎和会上改变自己半殖民地国际地位一样，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抗日战争也不是中国的真正胜利，否则我们会贻笑于世界。

第三，抗美援朝战争，才是中国的真正胜利。正因为抗日战争没有人认为是中国的胜利，二战中战胜日本的美国更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当美军把朝鲜军队赶到中朝边境，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便叫嚷：“鸭绿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屏障，不能期望联合国军在鸭绿江边停滞不前”，“我要让共产党国家血流成河”!同时对中国边境狂轰滥炸。 同胞们，朝鲜和中国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当年日本就是通过朝鲜为跳板侵入中国的，中国遭受了多大的灾难!美国现在又要重抄旧路，让中国“血流成河”了!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后来说：“如果他()不在朝鲜阻拦美国，他或许将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他没有理由作出相反的结论。”由此可见美国对中国的态度。

第四，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空军上校戴旭说，朝鲜战争告诉我们，和平不是靠退让得来的。自晚清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连续对世界大大小小的列强退让了一百多年，结果让了琉球丢了台湾，让了东三省丢了北平城，几乎亡国灭种，也没有换来中国人渴望幻想的和平。最后还是拼命一战，才死里逃生。新中国刚刚成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又顺着八国联军的惯性思维，组织十六国联军，气势汹汹地兵临中国门口。但这一次它们遇到的不再是只会点头哈腰订不平等条约的中国人，而是用思想武装起来的新中国人!于是局面完全改观了，和平姗姗来迟。 新加坡《联合早报》说：“朝鲜半岛战争使中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但所带来的回报也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外交上，中国用能力、决心和意志，毫不示弱地向美国宣告了一个强劲对手的存在;在更广泛的层面，中国使全世界刮目相看，甚至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在军事上，美国对中国产生敬畏，发誓再也不与中国发生地面军事对抗。以此为标志，鸦片战争以来世界强国蔑视中国自卫能力、无视中国民族意志的历史，终于走向结束。” 彭德怀的话说得更直白：“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想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老虎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国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这话与美国人的看法不谋而合。 所以说，没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国家尊严和国威就无从建立，旧中国“东亚病夫”的形象就不可能甩掉，谁想欺侮就欺侮的处境就不可能摆脱，也不可能赢得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环境。

第五，抗美援朝战争也是新中国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支援战，是履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金日成建立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美国人把侵朝战争看作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争，其实是消灭社会主义、消灭国际共产主义的侵略和霸权战争。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互相支援，就难以战胜强大的帝国主义侵略力量。 公正地说，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和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都未能制止战争赢得和平，是主持公平正义的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下用他那气贯长虹的浩然正气和战无不胜的有力行动才制止了战争，赢得了几十年的世界和平，而抗美援朝反侵略战争是这种行动的标志。 因此，相对于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才是中国的真正胜利，才是广大中国人民真正扬眉吐气的事情，把签订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7月27日设立为中国的胜利纪念日(或称为“抗美援朝反侵略节”)和公共假日，将比把日本“投降”中国作为“胜利纪念日”更具有实际意义。

第六，针对中国抗议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一网友说，“美国人每年都纪念抗美援朝牺牲的美军呢，我们中国人砸(咋)不抗议啊?!!”抗美援朝本来是对美国侵略的回应，大长中国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志气，大灭欧美帝国主义的威风，但中国现在连提都不提了，美国却在纪念这次战争，说它遏制了共产主义的扩张。中国拍摄的30集电视连续剧《抗美援朝》2001年拍摄完毕至今没有敢播放，在2007年建军80周年的时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的“抗美援朝”馆也被撤销了，这都是中国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结果。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确认，对“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广告，为世界人民反侵略反霸权树立了一面光辉旗帜。如果设立抗美援朝胜利纪念日，将是对正义与和平的赞美，对侵略与霸权的警告，对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世界人民做出的反侵略榜样的肯定，引导世界人民彻底消灭侵略和霸权行为，建设公平、公正、和谐的世界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