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的故事2020大全

由 一网宝 分享时间：2022-07-29 04:42:00 加入收藏我要投稿点赞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关于长征的故事，方便大家学习。

　　长征的故事1

我们来到大雪山下。当地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神山”，意思是说除了“神仙”，就连鸟也飞不过去。

为了消除部队的顾虑，毛主席说：“神山”不可怕，红军应该有志气，和神山比一比。这些话，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

出发前，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两双鞋，把脚保护好。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外，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量天尺”了。我把它解下来，心里涌起无限的感念。一首在江西中央苏区流行的山歌，又在我的耳边萦绕着：送得哥哥前线去，做双鞋子赠送你，鞋上绣了七个字，红军哥哥万万岁。

想起这首山歌，也就想起了我们离开中央苏区时的情形。一个老大爷拉着我的手，把一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一双非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着“慰劳红军战士”的字句。他说：“孩子，这鞋一穿到红军的脚上，那就成了‘量天尺’了，地再广，山再高，你们也能把它‘量’完。”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最好的伴侣。

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地走着。实在坚持不住了，我第一次从腰里解下“量天尺”，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苏区人民的希望，也就忘了伤痛。不久伤口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了不少，舍不得再穿，就又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打遵义，我们连担任攻城任务。打得正有劲，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细一看，原来一颗子弹穿过鞋子，紧挨在腰骨旁的皮肤上。同志们见了，都说这真是“救命鞋”。可是我也很惋惜，因为鞋子被穿了一个大窟窿。以后，我更加倍地爱惜它。

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山。越向上爬越陡，一会儿竟下起鸡蛋大的冰雹。狂风夹着冰雹，吹在身上，真像刀割的一样。我是个炮兵，肩上扛着45斤的迫击炮炮筒，走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像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几次跌倒。每当我倒下，看到脚上的“量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好像苏区的老乡们在背后推着我前进。

终于爬过了雪山，我低头看看那双“量天尺”，它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子，我赶忙把它脱了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

　　长征的故事2

长征是我军历史上最长距离的一次行军。长征中年纪最大的男红军是徐特立。徐特立，湖南长沙人，1877年生，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教育部长，长征时58岁。除徐特立外，参加红军的年长同志还有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

长征中年龄最大的女红军名叫杨金莲，又名板登卓，藏族。1875年生于四川小金县一个农奴家庭。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西进岷江上游，在理番县苏维埃女主任陈再茹的引导下，年已60岁的杨金莲带领一儿两女举家参加了红军。杨金莲在红四方面军随军家属队担任翻译员。长征路上，她在努力做好翻译、宣传讲解工作的同时，还尽可能地发动藏族群众，为部队筹措粮食和生活必需物资。1936年10月，杨金莲胜利到达陕北，当时她已62岁，是所有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年龄最长者。

长征中年龄最小的男红军名叫向轩，1926年出生在湖南桑植县，母亲贺满姑(贺英的妹妹)，贺龙是其大舅。他7岁参加红军，9岁随大部队长征，是当时走完长征的年龄最小的男红军。

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名叫万曼琳。她1926年出生于四川南江一个贫苦家庭，1933年随哥哥参加红军，8岁时就走上长征路，9岁时她已经跟随红军炊事班战士拣柴火、择菜、送饭。万曼琳所在红四方面军从川陕革命根据地出发，翻雪山过草地，历经无数的历练，最终跟随着红军战士的大哥大姐们走完了万里长征路，见证了红军三支主力在甘肃会宁的会师。

　　长征的故事3

1935年11月1日，在湖南省桑植县，红二、六军团即将开始长征。红二军团军团长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刚刚出生。长征就要开始了，按当时的情况是绝不允许未满月的婴儿随红军长征的。

贺龙决定把女儿寄养在一户亲戚家里。可一个星期过去了，还不见那位亲戚来接孩子，焦急之中，贺龙连夜翻山越岭来到那户亲戚家，却见门已上锁。经询问才得知，这户亲戚已于一个星期前搬走了。

当时，如果让敌人查出谁家里藏有红军将领的孩子是要满门抄斩的。性格刚直的贺龙决定带上自己未满月的女儿一道长征。红二、六军团领导商议后，同意破例带小捷生一起参加长征。

出发前，贺龙叮嘱妻子一定要照管好女儿，特别是通过敌人封锁线时，宁可憋闷死，也不能让孩子哭出声而暴露红军目标。贺龙又交给妻子两枚手榴弹：你们母女俩一旦被敌人包围无法脱身，就用它们结束自己的生命。

11月19日，出生尚不足月的小捷生就在一匹小骡马驮着的摇篮里，成为红二军团从桑植刘家坪开始长征的一员。

贺捷生回忆道：“每天行军时，母亲怕树枝划了我，就用布袋子兜着我，把布袋挂在胸前，这样可以时时照看着我。”她是随着母亲行军时的摇晃、天上飞机的轰鸣声、地上的枪炮声活下来的。

有时，贺龙也会把捷生小心翼翼地放进他宽大的衣兜里，带着她骑马行军。一次，过贵州的山垭口，贺龙率领部队一口气奔袭了几十里。

等到他喘气掏口袋里的烟斗时，才发现身女儿不见了!原来小捷生从他怀里被颠了出来。

贺龙寻原路冲杀回去，幸好小捷生被落在大部队后面的几个伤病员发现，才重回父亲怀抱。部队到达陕北时，贺捷生刚满一周岁。

　　长征的故事4

80多年前，四路红军相继撤离苦心创建经营的苏区，跨越万水千山，历尽千辛万苦，胜利完成了这次决定中国命运的革命力量的战略大转移，创造了人间奇迹。

伟大的创举必然顺应时代的需求。那么，红军长征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

红军长征是在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危机、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情况下发生的。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企图吞灭中国的开始。1932年，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进一步加快侵华步伐。1933年春，日军相继攻占山海关、热河，并侵占长城以北沿线部分地区，锋芒直指平津。日军加紧侵华，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严重。团结御侮、抗日救亡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和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但蒋介石却NN历史潮流而动，顽固以“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国策，一再对日妥协，不断调集重兵“围剿”苏区和红军。1933年4月6日，蒋介石在《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中宣称：“剿共”前线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决不稍加姑息”;“侈言抗日”，“立斩无赦”。在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政策下，“一二八”抗战、长城抗战相继以失败告终。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蒋介石集团“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遭到国人不满和舆论谴责，甚至遭到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人和地方实力派的反对。发表于《独立评论》上的一篇题为《假如我是蒋介石》的文章，批评不抵抗政策是“最下流的自杀政策”，它使中国变成“一大块肥肉”，然后日本“一刀一刀的割去”。

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今日事势，舍抵抗而外，实无其他救亡之道”，要求国民政府切实进行抗战。

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随后收复了察哈尔省全部失地。

正当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陷入被动之时，驻福建的国民党第19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反蒋势力，于1933年11月20日发动“福建事变”，公开宣布反蒋抗日。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大旗，不断发表宣言，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示对日宣战，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等三项条件下，红军准备与任何部队签订停战协定，共同抗日;帮助和加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34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赣皖边地区，其中一项任务就是“最高度的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尽管有各方力量的不懈努力，长征前的中国，民族危机依然日益严重，合作抗日似乎遥不可及。

在日本加紧侵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兴起的时候，高举着抗日旗帜的中国共产党，本应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剧烈变动的新情况，进一步制定出正确的战略策略，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以抗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然而，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的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却在革命的生死关头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使党和红军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

他们虽然主张抗日，但忽视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所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否认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势力的抗日要求，否认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正发生分化，断定中间派别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排斥一切上层分子、中间势力，只要“兵”、不要官。他们武断地认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

为此，他们无视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反对红军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方针，主张实行先发制人的进攻战略。在这种进攻战略下，他们反对必要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等等。在军队建设上，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改造红军”的措施：一、实行宗派主义干部政策，改组各苏区党和红军领导机关;二、取消党委集体领导制度，强化政治委员个人决定作用;三、取消红军筹款、做群众工作的任务，强调红军的任务仅限于打仗;四、反对红军必要的游击性，片面强调正规化，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王明“左”倾错误推行的恶果，是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和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相继失败，红军遭受惨重损失，部队的建设受到严重破坏，党和红军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失败，改变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大格局，影响了其他苏区，使长征由局部演变为全局性的战略转移。

两大危机，考验着濒临绝境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以谋生存、图发展为主旨的长征随之在中华大地上展开。

　　长征的故事5

两万五千里长征，关键在于行，其他可以说都是围绕行。除了走路，女性同男性一样，还要面对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吃饭、穿衣、睡觉等等。

这些女性她们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行军速度慢曾引来不满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女性，准备时间并不充裕。在一些女性的印象中，来不及做什么准备就匆匆出发了。

她们每人带15斤的东西，其中包括5斤粮食。所有的东西被打成一个背包，外加一个挎包，里边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和简单的日用品，每个人的腰带上还挂了一个搪瓷缸，走起路来叮当作响。她们与男红军相比，随身带的东西并不算多，但她们的行军速度慢，依然达不到要求。本来对女性随军就有偏见的男性，对她们拖后腿颇有微词也就不难理解了。

速度慢也不能全怨她们，她们所在的干部休养连几乎集中了所有老幼病残。最初的长征途中，她们享受到了别人享受不到的礼遇：规定好的行军序列不允许任何人插队，但却可以为干部休养连一路绿灯，就连中央领导也不例外，站在路旁向她们行注目礼。

坚决“不得8块钱”

女红军的行军队伍分了又合，合了又分，过了遵义之后，就不再会因为行军速度的问题受人诟病了，人们更关注的是，她们如何在恶劣的条件下生存下去。

邓六金长征到贵州时患了痢疾，两天不到就走不动路了。领导劝她留在老乡家养病，她坚决地说：“哪怕是死，也要死在队伍里!”

当时有“8块钱”之说：实在走不动的伤员，按规定给8块光洋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里，后果往往是被杀被抓，或因伤病得不到治疗而死。因此，女红军的行军口号朴素而简单：“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8块钱”。曾给康克清当过警卫员的女兵罗坤年仅13岁，她带11个红小鬼外出宣传，回来时部队已北上。这十几个女孩子组织起来追赶，沿途靠乞讨生活，又躲过野兽袭击和人贩子，战胜了疾病、饥饿，历时3个多月终于追上部队。

藏族女红军姜秀英的脚趾被冻坏了，为了跟上行军队伍，她从老乡家借来斧头，毅然把溃烂的脚趾砍掉了。

最头痛来例假 “三寸金莲”过雪山

在行军途中，女红军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原始标准。阴雨天被淋得像落汤鸡，在严重缺水地区脸上又常蒙着一层灰尘。恶劣的条件使得女红军的性别意识淡化。她们最头痛的是来例假。当时在敌人的尾追下部队不停地赶路，尽管腹部绞痛、两腿发抖，但捂着肚子也得一步一步往前挪。住宿时，三五个人挤在一起，还要躺在潮湿的土地上。女红军危秀英居然练出了站着睡觉的本事。

四方面军担任妇女运输连连长的王泽南，是一位裹着小脚走路的女性。在过雪山的时候，她曾唱过这样一首歌来鼓励其他红军战士：“裹脚要用布和棕，包得不紧又不松。到了山顶莫停留，革命道路不能停。”最后，她硬是凭着“三寸金莲”征服了千山万水。

女性在“牛粪里刨食”牛皮鞋底做成“美味”

长征之初，吃的问题并不突出。出发时大家都带足了干粮，在人烟稠密区获得食物也比较方便。1935年初，红军在贵州猴场过阳历新年的时候，女红军们还炖了一大锅菜，做了糯米糍粑，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在晚饭后的篝火晚会上，还有从当地杂货店里买来的花生、瓜子享用。

但女性在过草地的时候，无一例外地领略到了自然环境的严酷。女红军汪荣华回忆道：“深秋来临，寒风凛冽，我们身着单衣，在无垠的沼泽地里行军，两脚泡在又臭又冷的水里，粮食越来越少，不几天，我们就把刚进草地时带的一袋青稞面和一块鸡蛋大的盐巴吃光了。大家只得吃野菜，有的把脸都吃肿了。最后连野菜也不好找到，只好找来一些牛皮，把皮上的毛烧掉，用水煮着吃。”

如何使牛皮鞋底成为“美味佳肴”?乐观开朗的女性编了一首歌来传唱：“牛皮鞋底六寸长，草地中间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后分外香。两寸拿来熬野菜，两寸拿来做清汤;一菜一汤好花样，留下两寸战友尝。”

她们为了生存，甚至从牛粪堆里拣粮食吃。女红军钟月林、钱希钧和谢飞三人在一家藏民宅子里嚼着苦涩的野菜，细心的谢飞发现楼下牛粪堆里夹杂着一些没有消化掉的麦粒。起初她们还有点嫌脏，但饥饿的滋味更可怕。她们顾不上牛粪上还爬着蛆虫，开始拣麦粒，很快就拣了两三斤。她们把麦粒拿到河边仔细洗干净，然后放到锅里去炒，金黄的麦粒就变成了美味的食品。过草地的时候，一位男性红军指挥员曾经提出要用半块香皂来换谢飞手中的一把熟麦粒，谢飞没有换，而是白送了他一把。

她们几乎什么都吃过，茴茴草、松菌、清水煮树皮、草根、皮带、皮帽。有一次，李伯钊把刘少奇采来的野烟叶子当成萝卜缨子，吃掉后差点中毒。

唯一不觉行军之苦的是康克清。她身体强壮，背着夜宿女房东屋里会闹出误会

长征的女性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长满了虱子。彭德怀曾开玩笑说：“无虱不成军，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无论男女，无论职务高低，宿营时都有一项“功课”，就是捉虱子，谁也不笑话谁。徐特立还编过“捉虱舞”，亲自表演。

女性的长发是肯定不能留的，因为在作战时要防止被敌军认出是女的，也因为卫生问题。女性营养不良，第二性征没有了，住宿到女房东屋里，还会闹出误会。曾经发生过女红军宽衣解带，让当地妇女“验明正身”的事情。一些女性干脆剃成光头。她们平时戴着帽子，休息时一些调皮的男战士偷偷将她们的帽子揭掉，大喊“尼姑，尼姑”、“欢迎尼姑革命”，女性恼怒和尴尬的神情，变成男性开心的笑料。

点评：正视事实女性伟大

长征中的女性有着耀眼的光彩，却也有些人遭受到不公，但这些绝不会有损于她们的伟大，也不会有损于长征的伟大。

遗憾的是，以往关于长征的着述中，或者受史料局限，或者出于“为尊者讳、为贤者隐”的善意，对女性的不尊重鲜有涉及。

是继续隐瞒还是正视这些事实，拷问着治史者的良知。

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的今天，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让这种遗憾再持续下去?通过长征中妇女的经历也可以看出，要消除对女性的不尊重，使妇女在社会上得到彻底解放，确实需要经历很长远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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