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院士抗击疫情的故事5篇

2012年5月14日，《舌尖上的中国》第一集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那晚，陈晓卿在博客上做了一个谦虚的推荐：“今晚没事都看看吧。不难看，真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爱国主义故事，希望你们喜欢。

爱国主义故事1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军队几乎每战必败。虎门之战败，广州之战败，厦门之战败，定海之战败，镇海之战败……但是，三元里抗英之战和镇江之战却可圈可点。据学者的最新研究，三元里之战英军死亡五至七人，伤二十三至四十二人。单看数字，这样的伤亡似乎并不多，但是，一比较就说明了问题。以厦门之战为例，闽浙总督颜伯焘苦心经营的厦门海防，至少用去四百五十万两白银，安设火炮四百门，部署守军五千六百八十名，另雇兵勇九千二百七十四名;英军有战舰十艘，炮约三百一十门，其他舰船二十六艘，海、陆军共有士兵两千五百人。然而交战的结果是，进攻的英军全胜，防御的清军大败：清军战死总兵一人，副将以下七人，士兵减员三百二十四人;而英军仅死一人，伤十六人。相对于“国军”，三元里将士打的这一仗，可谓战果辉煌。

镇江之战清军也败了，但是败得可歌可泣。英军突破外围后，用云梯攻城，镇江守将海龄率一千六百名八旗士兵誓死抵抗。城墙被轰塌后，手持长矛大刀的勇士利用有利地形继续与敌激战。英军从多个方向突入城内，清军遂转入巷战甚至肉搏，将士们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镇海一战毙敌三十九人，伤一百三十人，另有三人失踪，其伤亡数量超过之前英军数次战役的总和!

为什么这两仗军民们能打出“国威”呢?其中最重要原因是英军侵犯了军民的家园。侵略者在三元里开棺曝尸，劫掠财物，强奸妇女，故才激起乡民“仇恨满胸膛”。他们事实上进行的“是一次保卫家园的战斗，而不是投身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镇江之战，海龄率领的八旗子弟，其中有一千一百八十五名已在此居住了两百年，家产在此，眷属在此，祖茔在此，“他们保卫的已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国，而是实实在在的家”。相反，真正保国时，军民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官，贪贿的多，不少借机发国难财;兵，溃逃的多，英军进至厦门城下，“发现守军全逃，不战而据该城”;民，观望者众，据英方文献记载，英军在作战期间，一些民众向他们出售粮食、畜禽、淡水，以图获利;另一些民众为他们充当苦力，从事运输，换取劳务费。这些被清朝统治者称为“汉奸”的民众，在交战区几乎无处不有。英军在行进甚至开战时，常有成群的百姓躲在远处看这难得一见的“西洋景”。

民众是只爱家而不爱国吗?非也。然而家有父母妻儿，家有田园粮蔬，家是他们亲情和生存的全部之所在。而国呢?其“之所在”的作用就不像家那么真切了。千百年来，皇帝和各级官吏治下的国，给予人民的，少有温暖和关爱，少有权利和尊严，多的则是纳粮、缴捐、徭役和血泪。人民有做奴仆的自由，没有做主人的自由;有跪下的自由，没有站起来的自由;有修阿房宫、秦皇陵的自由，没有抗议或逃跑的自由。历朝历代就是这样“以民为奴”的。仍说镇江保卫战，当侵略者将杀人的炮口对准镇江时，海龄竟下令紧闭城门，逃难的民众因逃不出而抗议，他竟以“汉奸罪”公开杀了十三人。城门关闭，集市停业，民众无处买粮，对那些早晚上街的市民，他竟纵容士兵用鸟枪打死，又在城内大肆搜捕“汉奸”。海龄“英勇保卫”的城和国，首先是天朝的，其次才是人民的。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兵勇，人民对它们很淡漠，也实在是情理中的事。

爱国主义故事2

“孩子们，你们爱不爱我们祖国这个大家庭啊?你们为不为我们的民族大团结感到骄傲啊?”老师在眼含热泪地号召同学们回答完了这些问题之后，又打出了几个装束各异的少数民族女子，让孩子们猜猜她们分别属于哪个民族，她们的衣饰、头饰分别有什么象征意义……

时间过去一大半了，孩子们还在接受爱国主义、民族大团结、少数民族风情教育。剩下来的十几分钟，孩子们开始动手做少数民族娃娃。许多孩子根本不会使用剪刀，便索性用手去撕，做出来的少数民族娃娃粗陋不堪。老师却夸赞孩子们说：“你们真棒!”下课了，老师让教育专家跟孩子们讲几句勉励的话。老专家也不推辞，缓缓走到讲台上，讲了下面这番话—

“孩子们啊，我想给你们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几年前，我到德国去访问，走在柏林的大街上，突然遇到了雨。我没有带雨具，一身毛料西服是经不起雨淋的，我决定买把雨伞，恰好旁边就有家商店。我进了商店，跟店员说了我要买雨伞。店员热情地递给我一把德国制造的雨伞，我一看，真是一把好伞啊!再看看标价，又在心里快速地与人民币换算了下—老天!2000多元呢!太贵啦!我尴尬地问店员：‘请问有便宜些的吗?’店员又递给我一把台湾制造的伞，看看标价，相当于人民币500多元，还是贵呀!我的脸发烧了，硬着头皮又问了店员一遍：‘还有更便宜些的吗?’店员收敛了脸上的笑容，懒洋洋地抬手一指门边。我快步走过去，看到一个塑料箱子里放着许多雨伞，我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价签，便回头怯怯地问店员：‘这伞多少钱一把?’店员咕哝道：‘中国伞，白送，不要钱。’听他这样一说，我心里那个难受啊!我的老泪，怎么忍都没能忍住—孩子们啊，我哭了。我咋能不哭呀?三把伞问下来，人家就把我当成叫花子给打发了。我拿不动那‘白送’的中国伞啊，我是冒着雨从商店里跑出来的，我的西服湿透了，我的心伤透了……孩子们啊，要想让咱的‘中国制造’叫人家瞧得起，就得从你们的手工课开始抓起啊。你们要永远记住，学会使用剪刀，比认出哪个少数民族的头饰更重要;干活精细，把粗制滥造当成一辈子的仇敌，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爱国主义啊!”

爱国主义故事3

1976年，他以美国《时代》记者的身份回到中国，戴着黑纱的广东人面对他沉默不语，但从他们的身体和眼神里，他立刻感觉到“不平常的平静”，那是人从一个境界到了另一个境界时才会出现的东西——一种只能“意会”的状态。

三年后，他在大连理工学院，早上散步的时候，走到一座雕像前，看到一个小伙子踩着轮鞋滑过，他拍下这张照片，因为这个瞬间表达出了他意会到的东西一“一种内在的无比解脱和面对着不明确未来的感觉”。

我问他一个行业的启蒙怎么开始，他说有个词叫“泡”。没这个不行。当年他在《生活》杂志做实习生的时候，给著名的摄影师基恩·米利当过9个月实习生。那时老头儿已经72岁了，“整整9个月里，他从没有谈过技术问题。”只是在每天傍晚，老人会把自己挑的图片贴在墙上，跟他一起看，告诉他，“这张好，那张不好。”

为什么?因为“解读事件比抓住事件更重要”。在《时代》的时候，杂志社的人会对他说，刘香成你去印度，在那里住上四年，跟他们一起朝圣、喝茶。每次出去工作，要把自己所有的行李、器材装箱，运到另外一个国家，自己的孩子在那里上学。照片是这样泡出来的。

他说现在的中国文化里少“休闲”，我理解他是说少一种不计功利的悠然自得的乐趣，少这个，文化的发展就不丰沛。他说现在的人“去出差才代表创作”，在意大利或者海滨呆着才叫休闲，“他们成天忙着休闲，哪儿还知道什么是休闲呢。”

谈起他现在做的事，有些出乎我意料，他把很大精力放在对历史图片的整理编辑上。他看到庞大中国在文化上的裂痕，“我们缺乏一个共同的标准，同样一件事，我们在北京谈论，和我们在甘肃，在福建，在广东谈论，还能是同一个概念同一回事吗?现在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每个人都在喊口号，希望人们能听见他们的声音，这是不行的，不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家的表现。”

他举荷赛评奖当评委为例，说第一轮只要有一个评委举手照片就可以进入下一轮，第二轮是三人举手，第三轮是五人举手，等进入最后一轮才开始争论。“争得脖子都红了。那不要紧，因为之前有一个共识的基础，不需要再为基本的标准争，不像国内。”

爱国主义故事4

他在真武庙的临时手术台上稍微打了个盹，就来到了屯庄村口。在四月早晨温暖的阳光下，他向着远方望去。如果战争顺利的话，他11月份就可以回到加拿大了。

这时，尹闯牵着一头小驴，他媳妇背着筐头，手里牵着三岁的女儿，走进了白求恩的视线白求恩看到女孩粉嘟嘟的小脸，突然跑过来，张开双臂就要抱那个可爱的小女孩。尹闯夫妇看到一个黄发碧眼、人高马大的洋人，当时就吓呆了。他们扔下毛驴和筐头，抱起孩子就跑，边跑边喊，乡亲们快来啊，有人要抢孩子了——

喊叫声聚集来了村民，也把医疗队惊动了。医疗队的翻译郎林赶紧过来解释。原来，白求恩看见了小女孩的豁嘴，觉得很可惜，想给她做个整形手术!尹闯不知道什么是整形，什么是手术。白求恩比比划划，郎林向他解释以后，他才疑惑地问，孩子的豁嘴是从胎里带来的，能治好吗?郎林说，你知道白求恩是谁吗?这是最小的手术，没问题的。

手术很简单，也很顺利，不几天就拆线了。尹闯拽着媳妇，给白求恩送去一篮子红枣和柿子。白求恩抓了一把红枣，香甜地吃了一个，把篮子递给了尹闯。白求恩说，老乡，我是八路军的医生，不收礼物，给孩子治病是应该的，要谢就谢八路军吧!白求恩的这句话，改变了尹闯的一生。他搂着媳妇想了一整夜，终于想出了一个感谢白求恩的最好办法。他参加了八路军，跟着贺龙的部队上了前线。尹闯走的那天，年轻的媳妇流着泪，抱着康复的女儿追了很远。

尹闯再次见到白求恩，是在涞源战场上。一场战事正在涞源与摩天岭之间的战线上展开。尹闯的腿被日本鬼子带毒的弹片穿透了。他昏昏沉沉地被抬到了一个小村子里的木头戏台上。戏台前面挂着几幅白布，挡住了他的视线。一会儿，白布幔被掀开，一个熟悉的身影闪了进来。

爱国主义故事5

因为是“吃货”，陈晓卿一直想拍一个比较大型的纪录片，以美食的角度展现中国人生活当中的状态和智慧。2011年，央视纪录片频道成立，需要各种类型的纪录片，除了反映历史文化、自然、社会生活现实的，同时也有美食旅游类的需求，当时陈晓卿就向台里报了这个选题，并很快得到批准。

拍摄前，陈晓卿曾与美食家蔡澜、沈宏非深入探讨，达成共识——所谓美食，其实就是热爱生活的一种方式，不一定非要高居庙堂。他们决定以此为拍摄基调，于是，找寻质朴、安然的中国原味的态度贯穿《舌尖上的中国》。“中国人热爱美食，是源于对生活的热爱，大味必淡，往往在最边远闭塞的厨房里，你能尝到最好的人间味道。”陈晓卿说。

13个月内，20多人的摄制组走访了国内60多个地方，从繁华的东南沿海到偏远的大山深处，寻找乡间的草根美食达人，呈现原生态美食制作。“草根达人不迟钝、不保守，嗅觉往往比一些烹饪专家敏感。”

食材、主食、转化、储藏、烹饪、调和、生态——最终，《舌尖上的中国》通过7个切面，讲述食物与人的故事，一个故事一段人生。但寻找关于食物的故事以及故事里的主人公，是摄制组最头疼的事情，编导之一的张铭欢把这个过程形容成“大海捞针”。在《时间的味道》一集中，原计划要去香港大澳岛拍摄咸鱼腌制，但到了岛上，却发现根本找不到初定的那个人，只能重新找人。几经周折，张铭欢通过当地最受欢迎的虾酱牌子找到了岛上的一个偏僻小作坊，作坊门口坐着一位老奶奶。老奶奶说啥，他没听懂，作坊的墙上挂着好多照片，看着照片，老奶奶忽然哭了。原来，照片上的人是她故去的老伴，他俩做了一辈子的虾酱，但先生先走了。

这部纪录片，记录了许多普通劳动者的艰辛。一大早带着家人摘辣椒的农妇，踩着高跷捕鱼的渔民，深夜湖塘中的挖藕人……看似简单的竹笋、莲藕、江鱼等普通食材，其获取却极为不易。纪录片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浙江慈城，一对空巢老人最开心的时刻，是儿孙从宁波回来为他们制作可口的年糕。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年糕唠家常，其乐融融。然而，短暂的团聚后，儿孙们各自开车离去，家里又只剩下这对老人。这种触动情感的内容，拨动了不少海内外游子那根叫乡愁的心弦，他们看得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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