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位原荒友（北大荒时战友的别称）因事出差到我们上山下乡的地方，并带回了娜斯托娃大婶于去年初夏因终年积劳成疾不幸病逝的消息。这一犹如晴天霹雳般的噩耗，霎时令我潸然泪下、心潮翻腾，长久地难以平静。
思绪将我带入40年前的那个初秋时节，我与另外两个战友奉命到黑龙江江岔子里将夏天在此所割牧草垛成堆儿，为牲畜越冬做准备。这次的宿营地临时确定在当地的一个公社生产队，负责接待的是位透着关东汉子豪爽性格的中年人刘队长，他直接把我们三个小伙子具体安排在一户本为俄罗斯后裔的人家。因这家只有母女二人房子相对宽绰，女主人就是娜斯托娃大婶和她的独生女儿托利娅。
娜斯托娃家位于江东西边的屯子口上，这是一幢被篱笆墙环绕其中的三间茅草房，虽然屋里摆设很简陋，但收拾地干净整洁。当我们来到娜斯托娃家时，她就象一位慈母迎上前来用亲切但不很标准的汉语说：“孩子们，你们能够来到我的家里，大婶我很是高兴，你们千万不要太拘束，把这儿当成你们自己的家吧……”。大婶的一席话宛如和煦的春风，寥寥数语便缩短了彼此间的距离，仅存的一点陌生感片刻间便消失了。
大婶很快地将我们的行李安放在闲置的东房里，接着又娴熟地收拾整理一番，随之大家也就有了一个临时的栖身之地。
此时天边的火红色晚霞正悄悄的在小兴安岭山脉中缓缓地落下帷幕，江鸥及各种野鸟也纷纷飞进茂密的森林。娜斯托娃大婶见天色不早，又马不停蹄地要为我们准备晚饭。这时忽然从院子中传来一阵银铃般的笑声。我们不约而同的向窗外望去，只见一位十七八岁的浓黑头发、褐色的大眼睛、皮肤白晰的小姑娘象一只燕子般欢快地飞进来。大婶刚一回头，姑娘一下子搂住了大婶的脖子。大婶赶紧告诉她：“托利娅，咱们家刚刚来了三位兵团战士，他们就住在东房呢”。我们这才知道大婶的女儿回来了。大婶摆着手叫我们：“孩子们，快过来呀！我女儿托利娅回来了”。
托利娅乍一见我们三人都是清一色的小伙子，下意识的低头腼腆地一笑，很快又躲在大婶身后，那神态多少还包含几许东方少女见到陌生男人时的羞涩和矜持。她忸忸怩怩地低声说：“欢迎你们来我家”，声音小得象只小蜜蜂。说完这句话，似乎再也没有别的话题可谈了。作为这次外出执行任务任临时负责人的我心怀一腔感激之情说：“您看我们这一来，给大婶您家里头添了不少的麻烦”。大婶听了连忙摆摆手，嗔怪地说：“这话多见外呀！哪里象一家人说地话呢。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国人民可亲近了，每天边民都在黑龙江两岸南来北往象串亲戚一样。你们刚来还不了解这地方的风土人情，我那阵子还当过翻译呢”。口气中满含对往日美好岁月的深情回忆。
住在娜斯托娃大婶家，我们双方间的友情与日俱增，真好似生活在一个十分和睦的家庭里。后来，在大婶断断续续地唠家常中，得知她的丈夫祖藉曾是河北某县的一位农民。四十年代家乡闹水灾，横下一条心闯了关东，不久又辗转至原苏联远东城市海参崴干起了修木筒的行业。在那里有幸结识了正处于豆蔻年华的她，那时的大婶就象西伯利亚春天里一朵盛开的奇葩，引来无数采花的蜂蝶，可他偏偏在众多的追求者里选中了这位憨厚朴实的东方大汉。解放以后夫妻携幼女一同返回祖国，娜斯托娃经有关部门批准加入中国藉，不幸三年前一场大病夺去她丈夫的生命，如今只剩下母女形影相伴。
转眼间外出已近一个月，连长捎信命我们返回连队。记得分手那天，娜斯托娃大婶和女儿托利娅把我们送出很远很远，走了好长一段路再一回头凝望，见母女俩的身影仍在料峭的寒风中久久伫立着……，如今大婶与我们永别了！我从内心深处遥遥呼唤着：“亲爱的大婶，您安息吧！”
思绪将我带入40年前的那个初秋时节，我与另外两个战友奉命到黑龙江江岔子里将夏天在此所割牧草垛成堆儿，为牲畜越冬做准备。这次的宿营地临时确定在当地的一个公社生产队，负责接待的是位透着关东汉子豪爽性格的中年人刘队长，他直接把我们三个小伙子具体安排在一户本为俄罗斯后裔的人家。因这家只有母女二人房子相对宽绰，女主人就是娜斯托娃大婶和她的独生女儿托利娅。
娜斯托娃家位于江东西边的屯子口上，这是一幢被篱笆墙环绕其中的三间茅草房，虽然屋里摆设很简陋，但收拾地干净整洁。当我们来到娜斯托娃家时，她就象一位慈母迎上前来用亲切但不很标准的汉语说：“孩子们，你们能够来到我的家里，大婶我很是高兴，你们千万不要太拘束，把这儿当成你们自己的家吧……”。大婶的一席话宛如和煦的春风，寥寥数语便缩短了彼此间的距离，仅存的一点陌生感片刻间便消失了。
大婶很快地将我们的行李安放在闲置的东房里，接着又娴熟地收拾整理一番，随之大家也就有了一个临时的栖身之地。
此时天边的火红色晚霞正悄悄的在小兴安岭山脉中缓缓地落下帷幕，江鸥及各种野鸟也纷纷飞进茂密的森林。娜斯托娃大婶见天色不早，又马不停蹄地要为我们准备晚饭。这时忽然从院子中传来一阵银铃般的笑声。我们不约而同的向窗外望去，只见一位十七八岁的浓黑头发、褐色的大眼睛、皮肤白晰的小姑娘象一只燕子般欢快地飞进来。大婶刚一回头，姑娘一下子搂住了大婶的脖子。大婶赶紧告诉她：“托利娅，咱们家刚刚来了三位兵团战士，他们就住在东房呢”。我们这才知道大婶的女儿回来了。大婶摆着手叫我们：“孩子们，快过来呀！我女儿托利娅回来了”。
托利娅乍一见我们三人都是清一色的小伙子，下意识的低头腼腆地一笑，很快又躲在大婶身后，那神态多少还包含几许东方少女见到陌生男人时的羞涩和矜持。她忸忸怩怩地低声说：“欢迎你们来我家”，声音小得象只小蜜蜂。说完这句话，似乎再也没有别的话题可谈了。作为这次外出执行任务任临时负责人的我心怀一腔感激之情说：“您看我们这一来，给大婶您家里头添了不少的麻烦”。大婶听了连忙摆摆手，嗔怪地说：“这话多见外呀！哪里象一家人说地话呢。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国人民可亲近了，每天边民都在黑龙江两岸南来北往象串亲戚一样。你们刚来还不了解这地方的风土人情，我那阵子还当过翻译呢”。口气中满含对往日美好岁月的深情回忆。
住在娜斯托娃大婶家，我们双方间的友情与日俱增，真好似生活在一个十分和睦的家庭里。后来，在大婶断断续续地唠家常中，得知她的丈夫祖藉曾是河北某县的一位农民。四十年代家乡闹水灾，横下一条心闯了关东，不久又辗转至原苏联远东城市海参崴干起了修木筒的行业。在那里有幸结识了正处于豆蔻年华的她，那时的大婶就象西伯利亚春天里一朵盛开的奇葩，引来无数采花的蜂蝶，可他偏偏在众多的追求者里选中了这位憨厚朴实的东方大汉。解放以后夫妻携幼女一同返回祖国，娜斯托娃经有关部门批准加入中国藉，不幸三年前一场大病夺去她丈夫的生命，如今只剩下母女形影相伴。
转眼间外出已近一个月，连长捎信命我们返回连队。记得分手那天，娜斯托娃大婶和女儿托利娅把我们送出很远很远，走了好长一段路再一回头凝望，见母女俩的身影仍在料峭的寒风中久久伫立着……，如今大婶与我们永别了！我从内心深处遥遥呼唤着：“亲爱的大婶，您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