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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勋章获得者先进个人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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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事迹材料吧,事迹材料是指为了弘扬正气,表彰先进,推动工作,对本单位具有突出事迹的集体和个人整理出的文字宣传材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八一勋章优秀个人事迹,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八一勋章优秀个人事迹1

麦贤得——意志坚强、不怕牺牲的钢铁战士

18岁那年,麦贤得参军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海军战士。

1965年“八六”海战中,时任南海舰队某水警区611艇机电兵的麦贤得,在头部中弹、脑浆外溢、神志半昏迷的情况下,坚持战斗长达3个小时,与全体参战官兵一起,击沉来犯国民党军舰“章江”号,被誉为钢铁战士,成为全国学习的模范。1966年2月23日,国防部授予他“战斗英雄”荣誉称号,共青团中央授予他“模范共青团员”称号。

1965年8月6日凌晨,福建漳州东山岛附近海面,隆隆炮声响彻海天,我人民海军护卫艇群正集中火力攻击来犯国民党军小型猎潜舰“章江”号,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战正式打响。

战斗中,参战611艇后左主机突然意外停车,艇上机电兵麦贤得立即跑去帮助启动机器。

就在此时,敌人的2颗炮弹打进机舱,一发落在前机舱,另一发落在后机舱。巨响过后,正在机舱的麦贤得顿时觉得头部一阵剧痛,一块高温弹片打进他右前额、一直插到左侧靠近太阳穴的额叶里。他顿时失去知觉,感到天旋地转,全身无力地倒了下去……

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经过简单包扎的麦贤得又以惊人的毅力站了起来,但眼睛怎么也睁不开,因为鲜血和脑浆已粘住了他的眼角睫毛。

此时,麦贤得依稀觉得前机舱的轰鸣声似乎减弱了,心里判断:很可能是前机舱的机器也被炮弹打坏了。他一步一步摸索走向前机舱,跌倒了就爬,过舱洞就钻。就这样,他在黑暗中坚强地回到了自己的战位。

麦贤得一颗颗螺丝、一个个阀门、一条条管道地检查。最后,他在几十条管路、数千颗螺丝里,检查出一颗拇指大小、被震松的油阀螺丝。麦贤得用扳手将螺丝拧紧,并用身子顶住移位的波箱、用双手狠狠压住杠杆,使损坏的推进器复原,保证了机器正常运转和舰艇安全。

战斗胜利了,麦贤得却倒下了。

麦贤得的伤情紧急,党和国家领导人救治他的心情更急。经过4次脑手术,麦贤得脑颅中的弹片终于被取出。手术成功了,英雄得救了!

2007年,麦贤得退休后,很多人都劝他好好休息、颐养天年,但他始终感恩党和人民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奉献。

情书法的他,一直把自己写的“精忠报国”4个字摆在案头勉励自己,平时写得最多的则是“永作小小螺丝钉”。

麦贤得如此写,也是如此做的。他积极发挥余热,每年都主动或应邀参加军地各种公益活动,到部队、学校、企业、厂矿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麦贤得还受邀担任多所大、中、小学校的校外辅导员,多次到广州番禺名智小学、汕头市东厦小学、汕头市外马路第三小学、汕头大学等学校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让自己的母校——广东省饶平县汫北镇汫北小学学生有书读、读好书,麦贤得省吃俭用,筹资购买书柜、桌椅和各种各样的书籍,创建了汫北小学“英雄图书馆”,而且每个暑假都会定期为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如今,当年的钢铁战士麦贤得已年过七旬,白发苍苍,可他那军人的脊梁,依然是那样刚强、挺拔……

八一勋章优秀个人事迹2

马伟明——心系强军、锐意创新的科研先锋

打开世界科学发展史册,从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电动机的基本原理,到德国韦纳四兄弟大办工厂、研发电机并广泛推广应用,西方国家在电机领域一直领跑世界,其重大关键技术至少比我国先进几十年。

1978年,我国迎来_结束后的第二届高考。马伟明恰逢其时,被海军工程学院(海军工程大学前身)录取,并在毕业3年后重返母校攻读研究生。从此,痴迷于电机领域前沿研究且初露锋芒的马伟明,在科技兴军的征程上奋起直追、弯道超越,完成了从“跟跑者”“并行者”到“领跑者”的转变,为我国锻造出一件件制胜深蓝的国之重器。

20世纪90年代初,在恩师张盖凡教授的指导下,马伟明带领课题组,用仅有的3.5万元,造了2台小型十二相发电机,在洗漱间改造的简陋实验室里开展研究。整整6个春秋,他们反复试验,在对数十万组数据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终于成功研制出带整流负载的多相同步电机稳定装置,发明了带稳定绕组的多相整流发电机,从根本上解决了“固有振荡”这道世界性难题。

受此鼓舞,马伟明带领团队马不停蹄,再接再厉,先后研制出世界首台交直流双绕组发电机系统和高速感应发电机系统,确立了我国在舰船发供电系统领域国际领先的地位。

2001年,41岁的马伟明当选中国工程院最年轻的院士,可谓功成名就。许多人劝他该放松一点了,他却说:“只要稍微歇口气,别人就会跑到我们前面去。如果我现在不拼命,国家选我这个年轻的院士又有什么意义!”

舰船综合电力系统,是舰船由机械推进向电力推进转变的一次技术革命。

10多年前,马伟明的目光就瞄准这一目标。当时,国外的技术路线是中压交流。经过反复研判,马伟明提出了中压直流技术路线,先后3次召集国家顶尖专家研讨,得到的几乎是一片否定声:“英美等发达国家都没有选择这条路线。凭我国现有的条件,这条路肯定是走不通的。”

“要做就做最前沿的!为什么非要等外国人做成了,我们才开始跟着做?”面对质疑,马伟明经过深入分析,毅然决定继续坚持往前走。10年攻关,10年艰辛。不服输的马伟明,硬是将这一世界公认的核心重大技术难题成功解决,实现了我国舰船动力的跨越发展。

在研究舰船综合电力系统的同时,马伟明又瞄准了另一项国际科技领域的尖端技术——电磁发射技术,但同样又引发了一轮质疑风波:“一个世界级科技大国历时20多年都没有取得成功的项目,你还要强攻硬上?”

马伟明认定,中国需要这项技术,无论遇到多大困难,一定要坚持下去。

8年之后,包括40位两院院士在内的100多位专家来参加科技成果鉴定会。面对马伟明的创新壮举,白发苍苍的老专家激动不已,泣不成声……

近几年,马伟明带领团队在电磁发射技术领域取得全面突破,创新成果再次进入“井喷期”,多型装备和技术属国际首创,全面推进我国传统武器装备向电气化变革。

放眼万里海疆,马伟明带领科研团队留下一连串闪光足迹。他们的关键技术研究成果,全部应用或转化为装备,实实在在提高了创新对战斗力增长的贡献率;培养出400多名硕士、博士和博士后人才,先后获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军队颁发的科技创新群体奖、全军人才建设先进单位,被海军授予“创新强军马伟明模范团队”荣誉称号,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奖、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2次荣立集体一等功。

八一勋章优秀个人事迹3

李中华——挑战极限、勇争第一的试飞英雄

李中华从事试飞工作23年,先后经历空中特大险情5次、空中重大险情15次。

一次试飞任务中,意外在500米高度发生——

报警灯乍亮。飞机猛然向右偏转,瞬间由大侧滑进入“倒扣”状态,向地面坠去。

500米、400米、300米……地面的麦田、河沟等景物迎面扑来,情况万分危急!

“别动,我来!”后舱传来李中华沉稳的声音。

选择挽救飞机,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弃机逃生的机会。悬在空中的李中华咬牙顶住剧烈的眩晕,全力操纵飞机。

蹬舵、压杆,飞机毫无反应。

按下退出变稳系统的按钮,飞机仍无反应。

按下操纵杆上的紧急按钮,飞机横向摆动却越来越大,飞速坠向地面。

李中华急中生智,果断地切断了飞机电传操纵系统的总电门。飞机瞬间平静下来,恢复了正常操纵。此时,飞机距地面的高度只有200多米。

从飞机进入“倒扣”状态失去控制,到恢复操纵并改平,只有短短的7秒钟!

这一天是李中华与死神距离最近的一次过招,也险些成为中国航空工业史上黑暗的一天。“要不是李中华的惊天一搏,我们将痛失2名优秀的试飞员,我军某型航空武器的研制也将滞后8年到10年。”提起当时的情景,时任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院长的沙长安至今仍心有余悸。

但在李中华看来,每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敢于探险的人;每一个民族,不能没有挑战极限的英雄。中国空军要腾飞,也必须有一群情愿用生命为代价去搏击风雨的雄鹰!

国外研制新型战机,新品采用率通常不超过30%。而面对新品采用率远高于这一比例的歼—10战机,李中华明白:由此而成倍增加的风险对于勇敢的中国试飞员来说,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对于计算机控制这样全新的技术,不是仅靠勇敢就可以征服的。

李中华一头钻进集多项高新技术于一体的新型战机的每一个技术环节。在科研试飞的过程中,李中华发挥自己既懂工程设计,又精通飞行的优势,努力使自己成为部队飞行员与飞机设计师之间沟通的纽带,使飞机获得更好的品质与性能。

可以“飞出与计算机模拟一样完美曲线”的他,迅速成为飞机设计和试飞专家眼中“会飞行的工程师”,极大地推动了歼—10战机及其他新型战机的试飞进程。

1997年9月,李中华奉命和他的老搭档李存宝驾驶变稳飞机,模拟歼—10战机起飞、着陆时的飞行控制率。如果试飞成功,这将作为我国自行研制的飞机第一次使用电传操纵系统着陆而被载入航空史册。

然而,在飞机下降到距地面只有1米的高度时,飞机意外发生振荡。

PIO(飞行员诱发振荡)!这是电传飞机常见的一种非常容易危及飞行安全的危险状态,而且又是在距离地面如此近的拉平阶段。关键时刻,李中华丝毫不乱,准确地作出了判断,并果断地告诉后舱的李存宝:切断变稳系统,用原机的操纵系统复飞。

飞机着陆后,李中华直率地提出这型飞机的纵向操纵增益过大,也就是飞机操纵起来过于敏感,建议设计者至少将增益减少三分之一。设计人员却认为,操纵灵活正是这种飞机的优点所在。

“不能因飞机的机动性能而增加无谓的风险!”整整2天,从飞行曲线和飞行参数论证到地面模拟试验,设计部门最终采纳了李中华的意见,将增益减少了40%。

正是凭着这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李中华先后完成57个一类风险课目,飞出了歼—10战机的6个第一:最大飞行表速、最大动升限、最大过载值、最大迎角、最大瞬时盘旋角速度和最小飞行速度。也正是依据李中华和他的战友们从死神手中拿回来的数据,设计人员一步步使歼—10战机的多项性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004年7月,李中华因为为歼—10战机最终定型作出重大贡献,荣立一等功。

八一勋章优秀个人事迹4

王忠心——建功基层、爱岗敬业的优秀士官

火箭军某旅技术营班长、一级军士长王忠心,大家都敬佩地称他为“导弹兵王”。

有这样一组数据记录着他的价值:当兵31年,扎根一个连队29年,当班长28年,多次受到主席接见,光荣当选为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熟练操作3种型号导弹武器,精通测控专业全部19个号位,实装操作上万次,无一差错;参与执行重大任务28次,操作和指挥发射多型号导弹武器,发发命中;培养和帮带出200多名技术骨干,40多人进入火箭军和基地技术尖子人才库……

2007年秋,王忠心所在部队挥师西北,执行实弹发射任务。在发射前的一次重要分系统测试中,一个信号指示灯一直没有显示。眼看发射窗口越来越近,紧要关头,王忠心临危受命,带领技术组排除故障。只见他迅速打开相关的4张电路图,一边沿着线路推演,一边飞速地剔除着各种“不可能”。一个多小时后,王忠心把故障锁定在一块电路板上。一查,果然是这块电路板上一个电容被击穿了。换上新电容,指示灯显示正常。几天后,一枚新型导弹在西北戈壁腾空而起,直冲云霄,打出历史最佳精度。

成功并非偶然。从入伍的第一天起,王忠心就笃定一个信念:任何事情都要做到最好,任何时候都要走在前列。为学好专业基础知识,他翻烂了《电子线路》《模拟电路》等初级教材;为啃下电路图这块“硬骨头”,他把十几米长的图纸化整为零,反复默画背记;为提高实际操作技能,他每次训练都一丝不苟,仅一个电缆插拔动作就练习上千次。经过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付出,王忠心终于成长为旅里有名的“活电路”“排障王”。

担任班长以来,王忠心始终以“把兵带好、把班管好”作为重要的职责担当。他带过的兵,12人当上了干部,6人走上旅团领导岗位,涌现出“科技练兵模范战士”徐海波、“全国优秀大学生士兵”高明等典型。

2009年,部队士官军衔制度改革后,王忠心成为我军第一批一级军士长中的一员。很多人认为他“躺都可以躺到退休”,但他仍处处严于律己、事事模范带头。2012年4月,王忠心出席基地党代表大会,一连3天早上准点起来跑步,还把招待所的被子叠成“豆腐块”。一同参加会议的代表感慨地说:“遵章守纪已成为王忠心的习惯和本能。”

2013年,王忠心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除了履行本职岗位职责外,他还坚持调查研究,广泛收集第一手资料,积极建言献策,主动播撒理论种子。

2016年底,达到士兵最高服役年限的王忠心本可以功成身退,但想起自己心爱的导弹事业,王忠心还是选择了继续服役。他说:“是组织培养了我。只要组织还需要我一天,我就要兢兢业业尽好自己的本分,为强军兴军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八一勋章优秀个人事迹5

程开甲——忠诚奉献、科技报国的“两弹一星”元勋

1964年10月16日下午,程开甲静静地坐在试验场主控站里,表情从容。

苍茫的地平线上,托举原子弹的百米铁塔巍然耸立;铁塔下,一张大大的红纸上写着一个醒目的“响”字。

15时,突然,一道刺目的强光划破世界东方的天宇;随之,一声山呼海啸般的巨响从罗布泊深处传来,又向神州大地四面八方传去。

当一朵蘑菇似的巨大烟云渐渐升高,很快从各测点不断传来数据,一切正如程开甲所预想的那样,原子弹准时爆炸,试验成功了。

此时的程开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学时代的程开甲,就被科学家们追求真理、热爱祖国的精神强烈感染着,萌生了长大后科技报国的理想。为了这个理想,他常常废寝忘食地学习,高中毕业后,顺利考入浙江大学。

1941年,程开甲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5年后,在李约瑟博士的推荐下,他怀着一腔报国热血,开始远赴英国留学

1949年4月的一天,在爱丁堡市报童的呼喊声中,程开甲听到一条惊人的消息:英国“紫石英”号军舰公然进犯中国长江,被解放军还击的炮火打伤了!满街叫卖的报纸,都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消息。

程开甲眼中燃起了明亮的火花:“我们的国家有希望了!”他毅然放弃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的职务和高薪待遇,迎着刚刚升起的五星红旗,回到了祖国。

重归故土,程开甲感到格外亲切和兴奋。他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在南京大学物理系,程开甲协助施士元教授,全身心地投入金属物理教研室的筹建和金属物理专业的建设,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固体物理教材《固体物理学》,对我国固体物理的教学与科研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6年,程开甲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尽快增强国防实力,保卫和平,中共中央决定,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突破原子能技术。20世纪60年代初,程开甲被调到当时的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

在钱三强的具体指导下,程开甲起草了首次核试验测试总体方案,并在中央各部委和国防科委的支持帮助下,组建起相关学科、专业配套的核试验技术研究所。

面对核武器事业这一战略工程,程开甲十分注重培养人、带队伍。他要求科研和参试人员不要只做锦上添花的事,要丢掉“洋拐杖”,打破权威束缚,独立研究、创新攻关。经过一系列创新性的研究和试验,试验队伍中先后成长出10位院士,许多科研项目填补了国内空白。

作为核试验技术总体负责人,程开甲心中只有试验任务,常常不顾生命危险。一次,程开甲乘飞机视察某试验场,起飞20分钟后,飞机一台发动机因故障停止工作,飞行员只好用一台发动机冒险迫降。对此,程开甲毫不在意,第二天,他又乘另一架飞机向“死亡之海”——罗布泊飞去。

“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强起来,国防强起来。”正是怀着这赤子之心,程开甲两易专业方向,奉献大漠20多年,苦干惊天动地事,甘做隐姓埋名人。

罗布泊爆发的声声“惊雷”,铸牢了国防盾牌,挺直了民族脊梁。罗布泊试验的每一次成功,都饱含了程开甲不懈的奋斗和奉献。

在庆祝建军90周年之际,程开甲迎来了99岁生日。历经近百年的风风雨雨,这位世纪老人依然心系科学研究和国防科技发展,依然保持着一名战斗者的姿态,孜孜不倦,奋斗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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