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们会发现生活中的某些故事可以用到自己的小说中，或是可以成为某个短篇故事的灵感来源，但如果不经筛选或者不和原本的故事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么很可能是一个糟糕的利用。下面是起点宝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写作方法，一起来看看吧!
在写作的某个时刻，大部分作者会在纸上写下一句让他们感到不舒服的话，一句看上去对情节揭露得太多的话。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说：“人类的心灵本身就处在矛盾中，而这就可以写出好的作品，也只有这才值得去写，值得作家付出痛苦与汗水。”最糟糕的写作就是写那种不肯做任何冒险的小说，但是这种作品已经出版了大批，而且还广受欢迎。这种小说之所以糟糕，是因为它们让读者满足于现世安稳，强化了人们对世界简单却似是而非的认识。
好的小说常常讨论道德难题，但不会给出简单的答案;好的小说书写那些不幸的、两难的选择，而这些选择不会带来清晰的胜利，或者好莱坞式的大团圆结局。它们给人们指出的出路总是让人无法释怀，或者惴惴不安。
有些作者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处理最痛苦的主题，这更多的是因为作者的个性，而不是写作技巧问题。比如，莎伦·索尔维兹(Sharon Solwitz)不喜欢间接性带来的舒适，她喜欢剑走偏锋，直抵咽喉。索尔维兹能描写生活中最戏剧化的时刻，却不会有不小心栽入情景剧的风险。而且，她也能书写与她自身非常相似的角色。对于她的作品，她说：
“当我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习惯从过去——和我有时间距离的过去——选取有趣的东西来写，所以我写了很多自己青少年或者孩童时期的故事，那有种天然的距离。但是现在，特别是最近，当我感到有问题还没解决，我就会感到紧张，我就会抓住我眼前的这个问题，然后开始写它。”
即使在早期的写作中，她也尽可能地挖掘与自己的秘密或者恐惧相关的材料。对于那些希望用她的方式写作的人，她建议先从一个句子开始，先写一行让自己起鸡皮疙瘩的文字。但是，她补充道：
“写作最不能忍受的是有些作者不考虑写作手法，一心只想把个人的情绪问题摊在纸上。一个人物哭诉了十页，说自己多么需要被爱，而读者却只想合上书，就如同在公车上，我们想赶紧换座位，好避开坐在身边的那个一路上喋喋不休的人。但是，处理那些刚刚发生的冲突时人们难免会激动，这时需要注意，这种激动可能会发生变化。一开始，你的心情可能很躁动，心在嘶吼和咆哮，但是就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某个特定的地点，创作的灵感会从蛹壳的束缚中突然绽放出来，而你就知道怎么写了。”
索尔维兹的短篇小说《如履薄冰》(If You Step on a Crack)，展示了她这种独特的能力。《如履薄冰》是以索尔维兹的真实生活为基础写就的短篇小说。索尔维兹在自己的胸部发现肿块，并去医院做了活检。她心中充满恐惧，所以决定动笔用这部短篇小说描述自己当时的处境。她和小说里的主人公都是已婚女人，住所都紧邻芝加哥箭牌球场，而且两个人都为棒球迷们聚在楼下的巷子里吵闹而感到烦恼。
索尔维兹冷静、睿智，和所描写的对象保持距离，同时又不会在情感描写方面有任何不足。小说的开篇没有直接描写得肿瘤这个巨大的打击，没有连声追问“肿瘤是不是恶性的”，索尔维兹稍微偏转了笔头，转而描写醉酒的球迷这一较为轻松的话题。
她的第一任，也是唯一的丈夫，坐在沙发上看赛前采访。从维乌兰德街的对面，向南隔着四扇门的地方，箭牌球场的橙红色灯光照过来，照在他的长袖衫上。他们住在三楼，从这里可以听到从楼下巷子里传来的凌乱刺耳的脚步声，那是小熊队和红雀队的球迷们。他们正一阵阵地互相嘲弄着。红色的、蓝色的棒球帽涌向露天球场的入场口。“来，让我们庆祝他们的耻辱。”安迪说道。她和安迪结婚那么久了，久过身边任何一个朋友。安迪向她伸出手。
她一直在看巷子里一个二十多岁金头发的男孩子，他正在小便。“真有趣。”她说。不知这话是对他俩谁说的，还是对他俩一起说的。
一页左右之后，她讲了两个更大的紧密相连的困境，她可能患了乳腺癌，而她丈夫看起来似乎漠不关心。不论是在处理近期的还是发生已久的悲惨故事方面，这都是一个聪明的技巧。你不需要立刻让读者知道故事里所有的情形和危机，要用一定的时间来揭露人物的重要信息。但你也不能等太久再告诉读者，比如让他们等到故事的最后一行才说：“噢，顺便说一下，我是一只单峰骆驼，你们一直读的是骆驼的话。哈哈!”你的故事用的不是廉价的噱头。你不需要在故事的第一段就讲完所有的冲突，要慢慢地揭示这样的信息，特别是当你写的是创伤性故事的时候，如果你把握好时机，你的故事就会有更强的张力。
在这个故事里，女主人公还不知道医院的最终检查结果。这是索尔维兹的又一条好策略。是否真的患乳腺癌并不是故事要讨论的。虽然有些读者是因为这个原因才看这个故事，但故事的中心矛盾是主人公与丈夫之间的矛盾。而故事里最重要的是人物，是我们能从人物身上学到什么，或者进一步说，我们在这种创伤性故事里看到了人的什么本性。如果故事仅仅依赖于一个戏剧化的问题(她得的是癌症吗?)，而非人物本身，那么它可能只是一个情景剧，并不具备真实的情感强度，不具备索尔维兹在她的故事里所实现的情感强度。
“这可能是一个很无聊、流于俗套的故事，”索尔维兹说，“一个女人害怕得乳腺癌。她做了检查。检查结果是：得了，或者没得。她要做乳房切除手术，或者不需要。她活下来了，或者死去。我想，我之所以让读者参与进来，是因为这经历具有不幸的普遍性。但是，我在酝酿这个故事的时候就知道，不论答案如何，不论她是活着还是死了，两者最终都不能让人满意。在面对好消息或坏消息时，我们都很无助，这一点作者是没有办法的。小说中的人物会因为担心事情的结果很糟糕而紧张，但是在修改时，应该去掉这些描写，这些都是陈词滥调。
这种对未来的担忧应该作为一种心理设定，安置在小说的背景中。小说的前景应该是她和丈夫的关系——他拒绝了解她，拒绝理解她对活检结果的恐惧——以及随之而来她对生死的思考。这些冲突源于死亡和身体损毁的不确定性，而接下来的一天等待她的究竟是好运气还是坏运气，这并不是故事的重点。故事会在手术之前就结束。我的人物会在某个时刻发现，在她心目中，明天的事情将变得不再重要。”
不管你多么接近你的写作素材，你仍然要有能力和意愿像索尔维兹这样处理真实的生活。她自然地通过设置故事背景让自己和可能患乳腺癌的悲惨故事保持了距离，让乳腺癌仅仅成为一针催化剂，借以讨论其他心理方面的话题。
不仅如此，索尔维兹还需要进一步努力，避免让故事成为简单静止的心理画像。她指出：“故事要好看，有些事就必须发生，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那些事情必须由主角来演绎。不然的话，我们只能读到一个受害者的故事。在我的故事中，我的人物和我一样恰巧住在球场附近，和我一样对着一个在她家窗户下撒尿的小伙子大吼大叫。最后，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她疲惫不堪，大声辱骂了另一个在她家窗户底下小便的男人，然后他开着车回来撞了她家房子的一根杆子。我家房子也被车撞过，不过仅仅是意外。然后，她和丈夫团结一致，为拯救他们的家，一起把电视机扔出窗外，砸那个男人的车。这部分的故事完全是我的想象，是故事紧密地按照逻辑发展出来的情节。小熊队那天晚上比赛，而她的丈夫是个棒球迷，他更关心电视里的比赛，而不是妻子的恐慌。妻子则有一种诡异的迷信，认为如果小熊队输了，就意味着明天的检查结果会是她真的得了癌症。把电视机作为武器反击那个想要毁坏她房子的男人，这从心理上说也合情合理，因为我们看到她正变得越来越歇斯底里。同样，扔掉电视机这个举动也意味着丈夫扔掉了漠不关心的态度(他对妻子的冷淡表现在他对棒球比赛的着迷上)，以及妻子扔掉了自己的迷信。当窗外的比赛继续进行时，她和丈夫听着收音机做爱。至少在那短暂的一刻，他们超越了生死，超越了变幻莫测的死亡。”
要将真实的悲惨事件写成小说，你要具备很多常人不具备的能力。你要能将自己抽离出来，将自己看成是一个更宏大的故事里的一个角色。我觉得这种能力不是一种完全正面的能力，也许有一点反社会。我们经常听说青少年，特别是孩童，会杀人，而且事后毫不难过和悔恨，因为他们不把其他人视为完全真实的人。也许有的写作者有着类似的唯我论价值观，或者存在某些意识上的问题。
当然，我在这里半是开玩笑，半是认真。事实上，我倾向于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样的写作者。我情愿认为他们是以勇敢而非冷血的方式直面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