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歌的基本特点

　　传统文化就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文化，是各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现。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四大特色，欢迎大家阅读。

　　重人道、轻天道的思想传统

　　同西方天与人、灵与肉相分离的思想理念不同，中国思想传统讲求天人合一，天人协调。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可以达到内在的统一由于强调天人的合一与相通，在神人关系土，中国文化中有一种天然的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倾向，以人为本，重人轻神，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相参，所谓“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天道远，人道途”;“天听自我民听”。西方那种无条件地将“天”神圣化、绝对化，上升为主宰一切的“上帝”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非常薄弱的，这正是中国神学观念不发达、宗教思想相对淡漠的主因之一。从这一根本思想传统出发，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之强调入世和人伦，强调现世的建功立业，对神则抱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也由于强调天人的合一与相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也截然不同。

　　中国文化向来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认为人不能违背自然、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破坏自然，只能在顺应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去利用自然，使之更符合人类的需要。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强调通过战胜自然而求得人的生存和发展。由此而发展出两条不同的知识路线：西方重对“天道”(自然之道)的探讨，发展出比较系统的自然科学知识;中国重对“人道”(人事和人伦之道)的探讨，发展出比较成熟的古代政治和伦理思想体系。魔耳面刷突装面效屏代宏生宝夷分本鲜，连氨界失环两重人道、轻天道的传统固然有积极意义的一面，但也给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这就数分注重人际关系在社会中的作用，到处都横亘着纵横交错的人际关系网，使人难越雷池半步。其次，正如著名文化史学者钱穆所批评的，儒家文化太看重人生，容易偏向于人类中心、人类本位而忽略了四围的物界与自然，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上逐步落后于西方。

　　重礼治、轻法治的政治传统

　　有人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在于它属于一种伦理型的文化，对人伦的追求贯彻在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自然也支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理念。中国古称“礼仪之邦”，以礼治国，以德安邦，历来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也是他密理社会的理想模式。在儒家看来，一切以礼为中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在这里，礼抒义的，它既是社会等级制度，又是人们遵循的行为规范，可以说是调整社会关系最高的道德范畴和政治范畴。“礼义者，治之始也。”礼是政治的起点，构成社会秩序的基础，自然也是社会风尚的主流。礼与德是不可分割的，礼是外在的规定性德是内在的制约性，二者必须相辅相成，配合使用，方能达到最好的治理效果。因此“礼治主义”说到底就是“德治主义”。

　　在儒家的政治理念中，道德的力量始终被看得比法律更为重要和有效。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济之以礼，有耻且格。”显然，这是要求统治者主要以伦理的信条加上礼仪的规定治理国事，而不是以法律治理国事。对每个个人而言，首先需要考虑的，也不是遵从国家的法律，而是如何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履行伦理义务：臣对君忠，子对父孝，妇对夫从，从而构成宗法社会的“和谐”。在此意义上，礼治主义也好，德治主义也好，最终都归结为人治，以人治国，人治代替了法治。中国历史上虽有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一派，但始终古不了主流，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不及主张礼治和德治的儒家思想大。儒家这种以礼治国，讲求道德和人伦的主张，与中国人讲求“中庸之道”、“贵和尚中”的民族心理特质十分一致，正好既适应了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又迎合了宗法社会温情脉脉的伦理情感的需要，故能成为中国政治传统的主导面，构成中国文化的突出特征之一。

　　重群体、轻个体的伦理传统

　　同西方文化传统强调个体，尊重个性发展相反，中国伦理传统却重家族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在宗法观念下，个人是被重重包围在群体之中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层层统属，各有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类。而需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则是所谓“五常”：仁、义、礼、智、信，由此而达到“群体和谐”、“四海一家”的儒家理想社会状态。这里反复强调的是群体意识和稳定状态，至于个人的权利和意志则显得无足轻重。这种伦理道德标准的形成，同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不无关系。农业社会一般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社会成员在长期的共同地域生活中，彼此互相交往、互相帮助的机会较多，所以比较容易形成集体活动的群体或有某种血缘关系的较大的家族。比较浓厚的群体观念也正是在这种静态、稳定的社会中形成的。“群体和谐”的伦理追求，既有其优长，也有其不足。从优长的一面看，在这种伦理观念制约下，社会有较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国家、民族乃至家族，很容易形成“命运共同体”，在该共同体内所有成员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往往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能够比较团结、和谐一致。

　　同时，在群体生活中，一般而言，有较高的道德水准，能同舟共济，比较具有人情味。但过分强调群体观念和一致性，像孔子所说的那样，“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必然会压抑个性的发展，限制个人的创造力，也会使集体缺乏必要的生机与活力，阻碍社会的正常发展。钱穆批评儒家伦理道德的缺陷时，指出：“他们太看重现实政治，容易使他们偏向社会上层面忽略了社会下层;常偏向于大群体制而忽略了小我自由。”这是很有见地的见解。的确，如何维持在群体与个体之间，大我与小我之间，社会与个人之间的适当平衡，不因强调集体意识而忽略个体自由，最终阻碍民族创造力的发展，是今天中国文化建设无法回避的大问题。

　　重直觉感悟、轻理性思维的认知传统

　　本来，中国古代的认知方式是显多元、多向发展的，既有直觉的辩证思维，又有理性的逻辑思维。先秦的儒家和道家都长于直觉的辩证思维，后期墨家与名家(惠施、公孙龙)则特别发展了理性的逻辑思维，提出了一系列富于思辨精神的逻辑命题。但两汉魏晋以降，儒、道、释三家互补成为影响中国文化的主流，而三家都主张直觉地把握宇宙人生。儒家的道德直觉、道家的艺术直觉、佛家的宗教直觉，都把主客体当下冥合的高峰体验推到极致，认为对于宇宙本体，不能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的认知方法，面只能靠直觉、额悟加以把握。由此，也就形成了中国文化重直觉思维、轻逻辑思维的特点，一般缺乏严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论探索，更欣赏和满足于在模糊笼统的全局性的整体思维和直观把握中，去追求和获得某种真理和领悟。

　　如钱穆所说：“东方人好向内看，而西方人则好向外看……因此太抽象的偏于逻辑的思想与理论，在中国不甚发展，中国人常爱在活的直接的亲身经验中去领悟。”中国文化重直觉感悟、轻逻辑思维的传统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其长处是对世界、对事物容易进行整体、系统的把握，具有较长远的历史眼光，不狂躁，不玄想，重经验，好历史，民族心态总的讲比较冷静、沉稳，能够比较从容地应付历史的大灾大变，使民族文化不断延续、发展其短处则在于由于轻逻辑思维，不善于作抽象的思辨，缺乏穷根究底的探索精神和一丝不荷的精确性，不容易形成科学的观念不容易建立起对世界、对事物的有理有据的科学认知，在一定程度主影响了民族创新精神的发展，造成中国近代科学不发达。显然，如何发挥我们文化传统的长处，而避免其短处，在多元文化的汇聚中取长补短，扬长避短，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中的个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