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五大令人叹惋的爱情传奇

　　制义是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又称制艺、八比、举业、经义、时文、时艺、四书文等，较为通行的称呼是八股。这种文体的特点，是围绕出自《四书》、《五经》中的题目，“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1]。关于制义的来源，明清以降一向众说纷纭，但多数人都同意，其直接源头是宋代的经义，至明代其体制粲然大备。清初学者戴名世曾评论说：“世之学者，从数千载之后而想像圣人之意，代为立言，而为之摹写其精神，仿佛其语气，发皇其义理，若是者谓之经义。其体为古文之所未有，发端于宋，至明而穷极变态，斯亦文章中之一奇也。”[2]尽管在内容和形式上，制义都有严格限制，颇似“带着镣铐跳舞”，但绝非没有发挥和变化的余地。事实上，随着文学观念的更新，哲学思潮的嬗递，以及社会风习的变迁，“明人制艺体凡屡变”[3]，而且越到后来，变化速度越快。清代有些学者从风格体式着眼对明代制义嬗变的脉络进行疏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将明代制义划分为四期。《明史·选举志》以唐诗分期相比拟，谓“国初比初唐，成、弘、正、嘉比盛唐，隆、万比中唐，启、祯比晚唐”[4]。这一概括，颇具典型性。下面就缀辑史料，对明代制义嬗变的轨迹及各个时期的特点予以简要评述。不妥之处，敬祈方家教正。

　　一

　　自洪武到天顺，是明代制义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的制义，基本上“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5]。明太祖朱元璋在制定科举规条时，沿袭元朝制度，主要以程朱一派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为考试标准，“《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6]。至永乐时，明成祖朱棣又令儒臣编纂《四书五经大全》以为科举考试的法定文本，“废注疏不用”，程朱理学在学术思想界的影响更加强大深刻。朝廷还再三诫谕“一宗朱子之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7]，用以端正士习，钳制人心。在这种思想氛围中，举国上下皆一禀宋人之成说，“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8]。希图发身功名、掇取禄位的士子们，碍于“功令严密”，自然是“匪程朱之言弗遵”[9]，“以其意铺叙为文，不敢稍渝分寸，以求合于有司”[10]，所作制义率皆“信经守传，要之不抵牾圣人”[11]。至于《四书五经大全》是否存有舛误，士子不敢轻疑，更不敢轻言。顾炎武曾愤激地指斥“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12]，批评《大全》之修“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而当时“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13]。

　　在制义的文体风格上，本时期“风气初开，文多简朴”[14]，“取书旨明晰而已，不尚华采也”[15]。这种风格的流行，与朝廷的大力提倡和当时文学趣味的浸染是分不开的。明太祖朱元璋对深词艰语、骈俪绮靡的文风深恶痛绝，他曾诫谕翰林院官员说：“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诵之，使人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词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扬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16]基于这种指导思想，朱元璋尽管建立了通过考试选官的科举制度，但却明确表示不赞成考试文字徒炫文词。在《开科取士诏》中，他赞扬周代“取材于贡士，故贤者在职，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风俗淳美，国易为治，而教化彰显”，批评后世取士“但贵词章之学，而未求六艺之全”，宣布自己开设科举的目的是“以取怀才抱德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17]。为了“去浮华之习，以收实效”，他要求“义必以经，论必以礼乐，策必以时务”[18]，并规定经义“不拘旧格，惟务经旨通畅”，时务策“惟务直述，不尚文藻”[19]。他还特地“命宋濂、詹同等撰经义式，先期行礼部颁降”[20]，以为士子作文之式则。当为弥补科举之不足实行荐举时，他更是明确规定“必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21]。在这种科场规条和取士原则的掣制下，参加科举的考生们自然不敢铺叙艳词瑰语，所作制义率皆“质而不俚”[22]、“朴遬而无文”[23]。

　　明初文坛的领袖人物，也反对为文“组织绮丽，张浮驾诞”[24]，提倡以文章为明道经世之具。如一代文章宗师宋濂在年过五十后，对自己青壮年时期“溺于文辞，流荡忘返”深感愧恨[25]，他重新审视文章的功用，主张“明道之为文，立教之为文，可以辅俗化民之为文。斯文也，果谁之文也，圣贤之文也”[26]。宋濂的高足方孝孺以文章理学著称于时，有“小韩子”之称，深得朱元璋称许，他亦从教化与致用的角度看待文章的作用，认为“凡文之为用，明道、立政二端而已”[27]，批评近世作者“较奇丽之辞于毫末，自谓超乎形器之表矣，而浅陋浮薄，非果能为奇也”[28]。到永乐以后，“台阁体”成为文坛的主导流派。“台阁体”的代表人物是杨士奇、杨荣、杨溥，合称“三杨”。在从成祖到英宗的近40年的时间里，他们长期辅政，以台阁重臣兼为文坛领袖。在文学趣味上，他们“诗法唐，文法欧”[29]，崇尚宋代欧阳修、曾巩一类的纡徐平畅的文风，主张“以其和平易直之心，而为治世之音”[30]，大力提倡醇厚典雅、平正雍容的语言风格，并以此种风格为绳墨规矩衡量科试文字之高下优劣。如杨士奇担任会试主考官时，“务先典实之作，以洗浮腐之弊”[31]。士子们为求榜上有名，为文务求“措词淳雅”[32]，以合时好。由于上下好尚一致，衡文标准明确，士子皆知所依从，正如林材所说，“当是时也，学出于一，上以是取之，下以是习之，譬作车者不出门，而知适四方之合辙也”[33]。

　　二

　　自成化到嘉靖，明代制义进入成熟期。这一时期的制义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沿续了前一时期的趋向，但在写作技巧上大有提高，更加精纯雅致。晚明文人李乐曾评论说：“本朝成、弘、正德、嘉靖初，文字和平雅淡，不求文而文自不可掩，正如美人生相不待簪花而后佳也。”[34]清人普遍认为，成、弘、正、嘉“四朝文者，制艺之鼻祖，读此方知体格之源流也”[35]，把此期制义视为学习模仿之典范。如果进一步观察，此期制义又可分为成、弘和正、嘉两个阶段。本节先评述成、弘制义，正、嘉制义留待下节申论。

　　明末清初学者计东曾纵论有明一代会元之文，他对成、弘会元制义的评价是“稍见法度，然未离乎朴也”[36]。这一评论，可以视为是对成、弘制义之特点的总体概括。所谓“稍见法度”，是指制义的结构体式更加谨严完整；所谓“未离乎朴”，是指制义的内容依然恪守传注，语言依然醇正朴实。不过，与前一时期相比，成、弘制义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迹象，其最显著者，是随着风靡文坛数十年的“台阁体”的衰落，文学复古主义思潮开始兴起，并对制义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开启复古思潮的关键人物，是“操文柄四十余年”的李东阳，他是杨士奇之后又一位“以文章领袖缙绅”的宰臣[37]，“虽遐陬荒壤，无不窃模其词规字体，以鸣于世”[38]。李东阳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和诗论方面，其制义并没有什么新气象，但他的门人中却出现了不少制义高手，较受后人推重者，有邵宝、钱福、顾清等。这些人文学旨趣比较相近，都主张师古、复古，对两汉之文特别推崇，对韩愈之文也甚为欣赏。其中钱福尤为制义大家，李乐将他视为弘治间制义的代表人物[39]，后人则常将他与王鏊并举，号称“钱王”。与李东阳同时代的章懋、吴宽，也是复古思潮初兴期的重要人物，从不同角度提出复古主张；两人也都是名躁一时的制义大家，计东曾评论说，在成、弘14名会元中，当以“章枫山、吴匏庵为冠”[40]。其中吴宽曾对制义文字提出严厉批评，谓“今之世号为时文者，拘之以格律，限之以对偶，率腐烂浅陋可厌之言”，“文之敝已极”，他企盼出现像宋朝欧阳修、苏轼、曾巩式的人物，“一振其陋习”，“还文于古”[41]。可见，吴宽痛感时文之弊已极，希望用古文济时文之穷。

　　在这些处于文学风尚转变期的人物中，对制义风格之嬗变影响最大的，非王鏊莫属。在后人眼里，王鏊是明代制义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人物。晚明学者李乐曾评论说：“本朝举业文字，自永乐、天顺间非无佳者，然开创首功，惟文恪王公鏊为正宗。”[42]清人李光地对王鏊的制义甚加称许，“或问王守溪时文笔气似不能高于明初人”，他回答说：“唐初诗亦有高于工部者，然不如工部之集大成，以体不备也。”对制义深有研究的梁章钜十分赞成李氏之言，谓“制义至守溪而体大备”，“其体制朴实，书理纯密”，“裁对整齐，是制义正法”[43]。近人商衍鎏更称誉说：“前此风会未开，守溪无所不有；后此时流屡变，守溪无所不包。理至守溪而实，气至守溪而舒，神至守溪而完，法至守溪而备。”[44]王鏊与吴宽皆为苏州人，他们官高望显，在当时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一代文风影响甚巨，钱谦益曾评论说：“弘治间，文体舂容，士习醇厚，端人正士，居文学侍从之列，如金钟大镛之在东序，而中吴二公为之眉目，何其盛也”[45]。王鏊的制义不仅在当时很受崇重，后世也一直奉为圭臬。《儒林外史》中有一处描述说，鲁小姐“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46]。此虽小说家言，然颇能反映明代后期以至清代科举教育之实况。

　　明代制义的体式，在成化、弘治年间趋于定型，最终固定为被称为“八股”的文体。《明史·选举志》在概述科举时，谓专以《四书》、《五经》“命题试士”之法“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并称其文“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很容易使人误以为八股始于明初。实际上，“成化以后，始有八股之号”[47]，也就是说，明代在开科取士百年后，制义与八股之间方可划上等号。顾炎武对制义格式进行过专门考察，指出：“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将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其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48]必须说明的是，所谓八股始于成化以后，是指成化以后八股始成为格式固定的科举考试文体，并非是说此前无人做过八股文。事实上，早在宋朝，个别经义就已有四股、六股、八股之体，明代成化以前，亦不乏“八股体”之制义[49]。只是成化以前，在科举考试中，士子试文或对或散，并无定格，考官在评阅试卷时只关注文章优劣，而并不关注文章格式；成化以后，尽管并无明确的法令规定，但约定俗成，士子试文必须按八股格式撰写，否则必遭摈落。

　　三

　　明代制义发展到正德、嘉靖年间，“号为极盛”[50]。此期制义最突出的特点，是文人们将古文笔意融入时文之中，讲求文章的开阖变化，使制义达到很高的程式化程度，“其文之矩镬，神明若有相传之符节，可以剖合验视”[51]。正如方苞所说：“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52]如前所述，从天顺末年开始，李东阳、章懋、吴宽、王鏊等便开文学复古之先声，有的人还试图以古文济时文之弊。其后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相继崛起于文坛，他们力倡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一变”[53]。不过，一来由于前后七子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方面，在文章方面作为不大，二来由于前后七子对西汉以后之文极端鄙薄，声称“文自西京以下，誓不污我毫素”[54]，与时文格格不入，他们所掀起的文学复古运动虽然震铄文坛，但对制义的影响竟然很小。在前后七子之间，还兴起了一个以唐宋古文相号召的文章流派，称为“唐宋派”，他们师法唐宋八大家，所作文字“直抒胸臆，信手拈出”[55]，“文从字顺，不汩没流俗”[56]，很容易与制义相沟通。事实上，此派作家有意将古文笔法引入制义，“以八家之法为功令文，故其功令文最古”[57]，使制义的写作技巧得到很大提高，为制义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唐顺之、归有光是“唐宋派”的主将，也是深受崇重的制义大家；此外还有瞿景淳、薛应旂、诸燮、胡友信等，文风亦大致相近，所作制义亦颇受称道。[58]后人论明代制义名家，有“归唐”、“王唐归胡”、“王唐瞿薛”之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宋派”不满于“决裂以为体，饾饤以为词”的文章流弊，特别讲究“开阖首尾错综之法”[59]，并通过文章选本的方式示人以门径[60]。如唐顺之曾选录周至宋之文成《文编》，标举脉络，窥探法度，其自序谓：“是编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归有光用五色笔圈点《史记》，标示文章之命脉筋节，使初学者有法度可循，其书遂被士子奉为时文秘诀。茅坤则编纂《唐宋八大家文钞》，以八股文之题义章法评点古文，虽不免有“拘牵割裂，止求傀儡之线牵曳得动”之弊[61]，但“以其文有法度之可求，于场屋之取用甚便”[62]，颇有助于普及和提高制义的写作技巧，故深得士子青睐，“其书盛行，海内乡里小生无不知茅鹿门者”[63]，在转移制义文风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将正、嘉之制义誉为“明文之极盛”的同时，方苞还对其提出尖锐批评，认为正、嘉制义既有“气息淳古、实有发挥者”，亦有“规模虽具，精义无存，及剽袭先儒语录，肤廓平衍者”[64]。的确，正、嘉年间，制义在臻于鼎盛的同时，也出现了“浮艳险怪，不根义理”的趋向[65]。所谓“浮艳险怪”，是指制义的文体风格猎奇斗艳，不再讲求醇正平实。风格浮靡奇倔的制义早就存在，到正德年间，逐渐蔚成风气。嘉靖初期，张璁在一份谈论科举问题的奏疏中，批评当时的试文“配合缀缉，夸多斗靡，口传耳剽，翕然成风”，“父兄以是为教，子弟以是为学，明欺有司如同聋瞽”；他建议朝廷“正文体”以复“风雅”，“取士之文，务要平实尔雅，裁约就正，说理者必窥性命之蕴，论事者必通经济之权”[66]。张璁等还利用操文柄之机，明示好尚，以图宣示标准，变化风气。如嘉靖八年，张璁与霍韬主持会试，遂“初变文格，主简劲”[67]，极力祛除“夸多斗靡”之习。不过，习俗既移，风雅难追，终嘉靖之世，朝廷虽屡申“正文体”之诏令，宣布“诸刻意骋词、浮诞决裂、坏文体者，摈不得取”[68]，但并不能扭转制义流于浮靡怪诞的趋向。

　　所谓“不根义理”，是指制义的思想内容离经叛道，不再恪守经典传注。明初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状况，到英宗时开始有所改变。其时陈献章力倡“自得”之学，创“白沙学派”，初脱程朱矩矱。成化初年，时已颇有名气的陈献章参加会试，“竞出新奇”，在作“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一题时，破题云：“物各有其等，圣人等其等。”考官戏批其傍云：“若要中进士，还须等一等。”[69]可见，新奇怪诞的议论，此时还不可能得到考官的欣赏。这种情况，在成、弘年间，逐步发生了变化。弘治十八年会试，主考张元祯、杨廷和得一卷，曰：“非白沙之徒，不能为此。”遂署第二名。[70]根据试文就可判断出自“白沙之徒”之手，其内容必有发挥师说、不守传注之处，而考官竟署置高第，说明此时的思想风气，与成化初年相比，已有很大不同，正如顾炎武所说，“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71]。正德年间，王守仁在继承宋朝陆九渊和本朝陈献章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体大思精的“心学”体系，其理论虽“与朱子之说，不无牴牾”[72]，但对厌倦程朱理学之支离僵化的士子们却很有吸引力，许多士子顿觉“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73]。思想界的这种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在科举试文中表现出来，这引起不少卫道之士的忧虑和愤慨。嘉靖元年，礼科给事中章侨上疏指出：“三代以下，论正学莫如朱熹。近有聪明才智足以号召天下者，倡导异学之说，而士之好高务名者，靡然宗之。大率取陆九渊之简便，惮朱熹为支离。及为文辞，务崇艰险。乞行天下，痛为禁革。”皇帝接受了此项建议，降旨说：“祖宗表章《六经》，颁降敕谕，正欲崇正学，迪正道，端士习，育真才，以成正大光明之业。百余年间，人材浑厚，文体纯雅。近年士习多诡异，文辞务艰险，所伤治化不浅。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许妄为叛道不经之书，私自传刻，以误正学。”[74]次年廷试，策问阴诋王守仁，“欧阳德，王氏弟子也，与同年魏良弼、黄直，直发师训，无所阿附，竟登第，与探花徐阶善，共讲王氏学焉”[75]。可见，由于王氏新学入人已深，摒绝异学的敕谕很难得到切实执行。而且，不但王学对制义内容影响很大，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下，士子们还竞奇求博，儒家以外的先秦诸子之语也开始出现在制义中。朝廷曾下诏“禁引用《庄》、《列》不经语”[76]，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徐阶曾叹息说：“正德以降，奇博日益，而遂以入于杨、墨、老、庄者，盖时有之。彼其要归，诚与圣人之道不啻秦越，然其言之似是，世方悦焉，而莫之能放也”[77]。

　　四

　　隆庆、万历年间的制义，承继了正、嘉时的发展趋向，在体式之完备和风格之诡靡两方面都达到极致。方苞评论说：“隆、万间，兼讲机法，务为灵变，虽巧密有加，而气体苶然矣。”在他看来，“隆、万为明文之衰”，其时制义既有“气质端重，间架浑成，巧不伤雅”者，亦有“专事凌驾，轻剽促隘，虽有机趣，而按之无实理真气者”[78]。这一评论，点明了隆、万年间制义的特点。的确，一方面，从体制结构和文字技巧上看，此期制义更加完备精妙，正如戴名世所说，“有明一代之文，莫盛于隆、万两朝”，“当是时，能文之士相继而出，各自名家，其体无不具而其法无不备，后有起者，虽一铢累黍毫发而莫之能越”[79]。另一方面，从语言风格和思想内容上看，此期制义更加浮靡奇诡，正如朱国祚所说，“今天下之文竞趋于奇矣”，“彼为奇者，其立意固薄简易、卑平淡，将跨跃区宇，超轶前人，以文雄于时，而不知其滋为病也。抉隐宗玄，杂取异端奇袠之说，以恣其夸正学之谓何，则理病；务深窅晦暗，其辞令人三四读不能通晓，以是为深长之思，则意病；佶屈聱牙至不能以句，若击腐木湿鼓然，则声病；决裂饾饤，离而不属，涩而不贯，则气病。习尚颇僻，不轨于正途。今大雅之风澌灭殆尽，则又为世道病也，而皆起于奇之好”[80]。

　　总起来看，后人对隆、万之制义的评价，是贬多于褒。在批评者眼里，此期士风与文风交相鼓荡，弊病已极。徐显卿在一封信中谈到：“窃惟文体士风与时高下，今士子所业者，久已离去本根，习为怪诞，其佶屈似深，其虚空似雅，其诡谲似奇，其剿袭似实，不知精神心术，悉逐于游淫汗漫而无所归着，他日形之施为，自然以凌逾为广大，以矫亢为廉洁，以倾险变幻不可测识为高明，弊极矣。”[81]批评者们一致认为，王阳明心学的流行，是造成制义文风怪诞诡谲的主要原因。如前所述，早在正、嘉年间，就出现了“异说者起，以利诱后生，使从其学，毁儒先，诋传注”的情形[82]，并在制义以及廷试策中有所表见。但是，当时刚从“朱胜陆”的局面中摆脱出来，进入“朱陆争诟”阶段，王氏新学尚未取得压倒性优势。至嘉靖末、隆庆初，相继担任内阁首辅的徐阶、李春芳皆尊崇王学，支持讲会，提高了王学的社会影响力，于是“隆庆以后，则陆竟胜朱”[83]，王学在思想文化界遂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状况，在制义中充分体现出来。隆庆二年，李春芳担任会试主考，他“厌《五经》而喜老庄，黜旧闻而崇新学”，首题《论语》“子曰由诲汝知之乎”一节，其程文破题云：“圣人教贤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这明显是依循王学解经，而且明以《庄子》之言入文。这对士子影响很大，“自此五十年间，举业所用，无非释、老之书”[84]，“此后浸淫无所底止，科试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阴诋程、朱”[85]。到“万历中年，新学浸淫天下，割裂圣经，依傍释氏，附会良知之说”[86]，“而穷经学古之儒，拘守旧闻，不能委曲从俗”，“反白首黉序，困抑青衿，无所显庸于世”[87]。为了纠治日新日怪的风气，使制义归于平正典雅，士大夫们反复不断地上疏皇帝，要求采取切实措施，“较文取士，专重经学，以明理雅正为准，其一切猬杂不经诐淫遁诡之辞，悉罢不录”[88]，皇帝也俯从舆情，屡下诏敕，谆谆以端正文体为诫，究其效果，却是“竟未能廓然一大变其习”[89]。这是因为“举业之用，在乎得雋，不时则不雋，不穷新而极变则不时，是故虽三令五督，而文之趋不可止也，时为之也”[90]。

　　万历中年在文坛煊赫一时的“公安派”，就是受到王学深刻影响的一个文学流派，他们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91]，主张“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你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92]。这种文学观念，与当时的制义文风若合符节。属于王学左派的著名“异端”思想家李贽，被公认为是“公安派”的先驱，三袁兄弟与他交往甚密。他基于“文章与时高下”的立场，与鄙夷制义的时论大唱反调，认为“以今视古，古固非今，由后观今，今复为古”；他还嘲笑持“时文可以取士，不可以行远”的观点的人士“非但不知文，亦且不知时”[93]。三袁中名声最著的袁宏道，与李贽的看法极为相似，认为“以后视今，今犹古也，以文取士，文犹诗也，后千百年，安知不瞿、唐而卢、骆之，顾奚必古文词而后不朽哉”？他对厌薄时文的士论深为不满，指斥说：“二百年来，上之所以取士，与士子之伸其独往者，仅有此文。而卑今之士，反以为文不类古，至摈斥之，不见齿于词林。嗟夫，彼不知有时也，安知有文！”[94]李贽和袁氏兄弟还把自己的文学主张灌注到制义写作之中，使制义成为阐发思想、抒发性情的工具。如李贽撰写的制义，“直捷明快，洞然与其生平持论及讨古辨今处如贯气合”；当他入狱后，朝廷下令焚毁其书，“一切制义之在版者，以坏文体并禁”，但由于其制义“脍炙人甚”，人们不忍“投其字于水火”，便改换上他人姓名，使其继续流传[95]。袁中道认为“时义虽云小技，要亦有抒自性灵”，称赞成元岳的制义“无论为奇为平，皆出自胸臆，决不剿袭世人一语，一题中每每自辟天地而造乾坤”[96]；而他本人所作制义，亦“搜云入霞，意气豪甚”[97]，“骨力苍劲，言约旨深”[98]，极富有个人才调，颇得时誉。可以说，“公安派”任性任情、尚奇尚怪的风格，既受到当时奇袠诡谲的制义文风的影响，又反过来推动了制义文风进一步趋向奇袠诡谲，致使“不守父师成说，而独写灵心”[99]的制义更加流行。

　　五

　　天启、崇祯年间的制义，被公认为敝坏已极。戴名世抨击说：“迨于天启、崇祯之间，文风坏乱，虽有一二巨公竭力搘拄，而文妖迭出，波荡后生，卒不能禁止。”[100]《明史·选举志》亦谓：“启、祯之间，文体益变，以出入经史百家氏为高，而恣轶者亦多矣。”[101]梁章钜也批评启、祯间制义“驳杂不纯，猖狂自恣者亦遂错出其间，于是启横议之风，长倾诐之习，文体盭而士习弥坏，士习坏而国运亦随之矣”[102]。其时朝廷仍然屡申戒饬，要求“凡离经悖注之言，有类《齐谐》、《越绝》者，悉置不录”，还曾于会试时下令“著考官每房各搜举一卷离经悖注及文辞怪诞者，于揭榜日送部奏请严处，如容隐不举者，著部、科参究”[103]。然而，与以前一样，朝廷的禁令难敌时风的鼓荡，“士大夫皆幼读时文，习染已久，不经之字，摇笔辄来，正如康昆仑所受邻舍女巫之邪声，非十年不近乐器，未可得而绝也”[104]。就连主持考政的官员，也不将朝廷谕诫放在心上，李乐为此慨叹说：“古人重身教，所以《大学》云：‘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今日试院先生出示，必言举子文字如用佛经、《老》、《庄》语者不收。据余目见中式文甚少，然何尝无佛语、《老》、《庄》家言。至序文必言平正通达，务黜奇诡，然奇诡至不能解读者，中式甚多。故天下文体大坏，皆所好所令自相违悖致之也。后生小子看这样子，焉得心术不坏？”[105]

　　不过，上述否定性的评论虽然很有道理，但还不够全面。事实上，此期制义虽然承袭了万历时“争罕喻以标奇”、“争繁缛以侈富”、“争窔奥以极深”、“争僻诡以逞异”[106]等弊病并更趋极端，但也出现了一些堪为式范的制义名家。方苞评论说：“至启、祯诸家，则穷思毕精，务为奇特，包络载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题以发之，就其善者，可兴可观，光气自不可泯。”又说：“至启、祯名家之杰特者，其思力所造，途径所开，或为前辈所不能到；其余杂家，则偭弃规矩以为新奇，剽剥经子以为古奥，雕琢字句以为工雅，书卷虽富，辞气虽丰，而圣经贤传本义，转为所蔽蚀。”[107]陈函辉也评论说：“万历己卯、壬午以后，士之攻制义者，不翅如唐文之三变，日新又新。至天启甲子来，几不知向之传注为何物，向之师说为何语，不复可以常理常法论。先进遗风，虽欲从之，而未繇矣。然其间制义家，颇能举异传百家，往往纵横于笔端，以八比而敷陈其经济之学，有足多焉。”[108]方、陈二氏对天、崇制义的评论，既批评了其佶屈诡谲、猥杂不经的一面，又褒扬了其创新求变、独抒胸臆的一面，较能反映此期制义的全貌。

　　在驰骋于晚明文坛的制义高手中，以金声、陈际泰两家最为有名，戴名世称誉说：“在天启、崇祯中，休宁金氏、临川陈氏两家，奋然特兴，横绝一世。”[109]金声值“天下方习尚浮腐，饾饤经语子语，以日趋于臭败”之时，“傲然不屑”，所作制义“浮气敛而昏气除，惟其洁而已矣”[110]；陈际泰的制义则“雄常深秀，抉其髓而去其肤，摹其神而尽其变，其意皆破空而出，人人皆如其所欲言”[111]。同时又有艾南英者，与陈际泰以及章世纯、罗万藻同郡，深疾“场屋文腐烂”，“以兴起斯文为己任，乃刻四人所作行之世，世人翕然归之，称为章、罗、陈、艾”[112]。这些人“借经义以道世事，发挥胸中之奇”[113]，把制义推进到一个新境界。诸人之中，尤以“以欧、曾之笔墨，诠程、朱之名理”[114]的艾南英对一代制义文风影响最大。他继承了“唐宋派”的文学观念，“以古文号召天下”，主张师法唐宋名家，由唐宋入秦汉。他虽然斥责当时流行的制义“臭腐而不可读”，但对制义这一文章体裁本身，却甚为看重，认为“文之备性命，见古今，虚灵圆变，千万态而不可穷者，莫如时文”[115]，“制义一道，挟六经以令文章，其或继周，必由斯道”[116]。他试图“以今日之文救今日之为文”[117]，付出很大心力编辑时文选本，编辑宗旨大致是“人以华，吾以朴，人以浮，吾以奥，人以俚语，吾以经术，人以补缀蹭蹬为篇法，吾以浅深开合、首尾呼应为篇法”[118]，希望藉此振疲救弊，使时文复归淳正典雅之道。阮葵生赞扬说：“艾东乡痛天、崇文风败坏，高者阳奉孔、孟，阴归佛、老，其浅陋者又目无一卷之书，放言泛论，谬种流传，于是尊程朱，辟二氏，撰《定》（《皇明文定》）、《待》（《皇明文待》）二书，专主宋儒之学，文之背谬者辄涂乙，不少假借。”[119]戴名世对艾氏也评价甚高：“当是时，释、老、诸子之书盛行，学者剽窃饾饤，背义伤道，汨没其中而不知出，盖文之敝极矣。千子慨然悯之，取一代之文，丹铅甲乙，辨其黑白，使天下晓然于邪正，知所去取，如溺者之遇舟而起，病者之得医而生，其功可谓盛矣。”[120]与艾南英同时活跃于文坛的张溥以及应社、复社诸子，陈子龙以及几社诸子，尽管在文学观念上与艾南英颇存差异并有所论辩，但他们也同样深恶“驳而不纯之文”[121]，在提倡复古以矫正时文卑靡之弊这一点上，大家并无分歧。在他们的影响下，明末制义呈现出复归于宗经复古、尚洁崇雅的趋向。不过风气未成，明室已亡。

　　六

　　作为一种“立一格而后为文”的文章体裁，制义在题材内容和结构方式上都比较僵化，但又绝非“僵而不化”；如同其它文学体裁一样，制义也有着求新求变的内在要求，“自朴而之藻，势之所必趋也”[122]。时代文化的变迁及其深层律动，会对文体的流变产生重大影响。在上文中，我们已涉及到对制义文风嬗变影响甚巨的文学风尚和哲学思潮的变化情况。此外，还有一种因素在转移制义时尚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这就是时文坊刻的流行。

　　明代前期，尚无时文坊刻，只是沿袭宋、元以来旧制刊刻《试录》，内录“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谓之程文”[123]。明朝开科之初，《试录》“惟列董事之官、试士之题及中选者之等第、贯籍、经业而已”，“未录士子之文，以为程式”，至洪武二十一年戊辰科，“始刻成文，自时厥后，永为定式”[124]。士子场中所作之文，因时间紧迫，无法精雕细琢，往往不够精纯，且难免存有舛误，考官为避免世人訾议，不得不加以润色。到后来，考官索性将士子之文弃置不用，亲自操刀代作，“又以入帘猝办试事，不暇文，故豫为焉，携之入”[125]，以致《试录》所刻之程文，“多主司所作，遂又分士子所作之文，别谓之墨卷”[126]。到明代中叶，这种现象已成常态，遂招致许多批评。如嘉靖初年，邓显麟指出：“切惟乡试、会试有录本，进呈上览，传信天下。近来往往假举子之名刊刻试官之作，吾谁欺，欺天乎？且使草茅之葵藿，竟同鱼兔之筌蹄，名虽甄录而文已失其真矣。”[127]自此以后，言者日众。万历十三年，礼部题准：“程式文字，就将试子中式试卷纯正典实者，依制刊刻，不许主司代作。其后场果有学问该博，即前场稍未纯，亦许甄录，中间字句不甚妥当者，不妨稍为修饰，但不许增损过多，致掩本文。”[128]万历十九年，又题准：“凡乡、会《试录》，前场文字多用士子原卷，量加修饰。至策题深奥，士子条答或有未畅，止许补足题意，不许全卷另作。”[129]虽然屡申禁诫，考官代作之风仍难完全止息。尽管程文有示人以程式规矩之意，不能像市井坊刻那样率意恣肆，但也不能避免与时俱变，它既受时尚影响，又以其特殊的权威性促动风尚流变。大体说来，正德以前，程文基本上都能恪遵朝廷功令，文体平正典雅。到嘉靖时期，受“浮艳险怪，不根义理”的文风的影响，程文也开始趋奇趋险。嘉靖十年乡试，“所取皆奇僻之士，刊文一切务为险怪尖新语，不复明经传意，流而不止，遂成邪横”[130]。此后朝廷虽屡申诫，终究无力挽住流风。

　　与《试录》程文相比，坊刻时文因其数量大，变化快，对士子的影响也就大得多，到明代后期，甚至出现了“俗皆以书坊所刊时文竞相传诵，师弟朋友自为捷径，经传注疏不复假目”的情形[131]。据郎瑛介绍，“成化以前，世无刻本时文，吾杭通判沈澄刊《京华日抄》一册，甚获重利，后闽省效之，渐至各省刊提学考卷也”[132]。可见，坊刻时文是成化以后出现的新事物。这种书籍因有助于士子准备举业，故极受欢迎，能给刊刻者带来厚利，是以书贾转相效尤，使其成为刻书业中发展较快的一个分支。弘治六年，会试同考官靳贵已有“自板刻时文行，学者往往记诵，鲜以讲究为事”之语[133]，可知当时坊刻时文已不鲜见。到正德时，坊刻时文已是“流布四方，书肆资之以贾利，士子假此以侥幸”，南京礼科给事中涂文溥遂上疏要求痛革，“凡场屋文字字句雷同，即系窃盗，不许誊录，其书坊刊刻一应时文，悉宜烧毁，不得鬻贩，各处提学官尤当禁革，如或入藏诵习不悛者，即行黜退”[134]。皇帝将此疏“下所司知之”，但并未明令允其所奏。总体看来，嘉靖以前，“主司之所录者，皆舆论之所推，舆论之所推者，必为主司之所录”[135]，朝野上下对制义的评价标准比较一致，士子们最为崇奉的还是考官和取中士子所作的程墨，书坊所刊者亦以考卷为主。隆庆、万历以来，制义日变日新，已难维持统一的评价标准，“甲乙可否，入主出奴，纷纷聚讼”[136]，主司常蒙“取舍失当，是非纰缪”之讥，“主者之尺度不足以厌服天下之心，于是文章之权始在下，而矜尚标榜之事乃出”[137]，人们各逞己见，坛坫自高，“时贤之窗稿，青衿之试牍”，以及各文社研习之作，多有刊刻行世者。至万历末年以后，坊间流行之时文刊本共有四种：“曰程墨，则三场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则十八房进士平日之作；曰行卷，则举人平日之作；曰社稿，则诸生会课之作。”[138]此时“行稿社义与程墨争道而驰”，其权威性已超过程墨，出现了“昔之程墨掩时义，今之时义敢于侮程墨”的情形[139]。各书坊为了扩大销路，多获利润，无不追逐时尚，务求新奇，以炫动人心。士子们在“不时则不雋”的压力下，亦把坊刻时文──特别是著名选家的选评本──奉为圭臬，“观其去取，朝夕而置之几案”[140]，“于是经史高阁，房牍孤行，以词调相尚”[141]，以致“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142]。许多士大夫把坊刻时文看作是败坏文风士习的罪魁祸首之一，认为“科场文字，渐趋奇诡，而坊间所刻及各处士子之所肄习者，更益怪异不经，致误初学，转相视效，及今不为严禁，恐益灌渍人心，浸寻世道，其害甚于洪水，甚于异端”[143]。从这些愤激的言词中，足见坊刻时文对士子的影响是多么巨大强烈。

　　（资料来源：原载《明清论丛》第二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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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明史》卷七O《选举二》。关于八股文的体制，请参阅启功：《说八股》，《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三联书店1998年12月版，第188－204页。

　　[2]戴名世：《戴名世集》卷四《有明历朝小题文选序》。

　　[3]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一。

　　[4]《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5]方苞：《方苞集集外文》卷二《进四书文选表》。

　　[6]《明史》卷七O《选举二》。

　　[7]陈鼎：《东林列传》卷二。

　　[8]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一O《姚江学案·叙录》。

　　[9]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举业》。

　　[10]陈廷午：《午亭文编》卷三二《经学家法论》。

　　[11]徐阶：《世经堂集》卷一二《崇雅录序》。

　　[12]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书传会选》。

　　[13]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四书五经大全》。

　　[14]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一。

　　[15]《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16]《明太祖实录》卷四O，洪武二年三月戊申条。

　　[17]《明太祖实录》卷五二，洪武三年五月己亥条。

　　[18]徐一夔：《始丰稿》卷五《乡试程文序》。

　　[19]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一《科试考一》。

　　[20]赵翼：《陔余丛考》卷二九《程文墨卷》。

　　[21]《明太祖实录》卷七九，洪武六年二月乙未条。

　　[22]陈文烛：《二酉园文集》卷四《品士录序》。

　　[23]戴名世：《戴名世集》卷四《庆历文读本序》。

　　[24]宋濂：《宋学士全集》卷七《守斋类稿序》。

　　[25]宋濂：《宋学士全集》卷九《赠梁建中序》。

　　[26]宋濂：《宋学士全集》卷二六《文说赠王生黼》。

　　[27]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一一《答王秀才书》。

　　[28]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一一《答张廷璧书》。

　　[29]崔铣：《洹词》卷一O《评文喻学者》。

　　[30]杨士奇：《东里文集》卷五《玉雪斋诗集序》。

　　[31]刘球：《两溪文集》卷二二《故翰林侍讲学士奉训大夫曾公行状》。

　　[32]正德时，南京礼科给事中涂文溥谓成化初年以前，“取文必讲理亲切，措辞淳雅”，见《明武宗实录》卷一三二，正德十年十二月乙亥条。

　　[33]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举业》。

　　[34]李乐：《续见闻杂记》卷一一。

　　[35]唐彪：《父师善诱法》下卷。

　　[36]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六。

　　[37]《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38]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何侍郎孟春》。

　　[39]李乐：《见闻杂记》卷五。

　　[40]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六。

　　[41]吴宽：《送周仲瞻应科诗序》，载《明文海》卷二六一。

　　[42]李乐：《见闻杂记》卷五。

　　[43]梁章钜：《制义丛话》卷四。

　　[44]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年5月版，第239页。

　　[45]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王少傅鏊》。

　　[46]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鲁小姐制义难新郎》。

　　[47]戴名世：《戴名世集》卷四《丁丑房书序》。

　　[48]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试文格式》。参见黄云眉：《明史考证》第二册，中华书局1980年6月版，第500－501页。

　　[49]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年5月版，第231页。

　　[50]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一。

　　[51]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六。

　　[52]方苞：《方苞集集外文》卷二《进四书文选表》。

　　[53]《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传序》。

　　[54]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李按察攀龙》。

　　[55]唐顺之：《荆川文集》卷七《答茅鹿门知县第二书》。

　　[56]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理》。

　　[57]蒋湘南：《七经楼文钞》卷四《与田叔子论古文书》。

　　[58]如《明史》卷二八七《胡友信传》云：“明代举子业最擅名者，前者王鏊、唐顺之，后则震川（归有光）、思泉（胡友信）。”汤显祖《汤显祖诗文集》卷三二《王季重小题文字序》云：“时文能于笔墨之外言所欲言者，三人而已，归太仆（有光）之长句，诸君燮之绪音，胡天一（友信）之奇想，各有其病，天下莫敢望焉。”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一《今文待定序篇下》云：“今天下言举业，断自成化至嘉靖，以守溪（王鏊）、荆川（唐顺之）、昆湖（瞿景淳）、方山（薛应旂）为四大家。”

　　[59]唐顺之：《荆川文集》卷一O《董中峰侍郎文集序》。

　　[60]参见陈平原：《八股与明清古文》，载《学人》第七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

　　[61]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

　　[62]吴应箕：《楼山堂集》卷一七《八大家文选序》。

　　[63]《明史》卷二八七《茅坤传》。

　　[64]方苞：《方苞集集外文》卷二《进四书文选表》。

　　[65]《明武宗实录》卷一三二，正德十年十二月乙亥条。

　　[66]张孚敬：《张文忠公文集》奏疏卷三《慎科目》。

　　[67]查继佐：《罪惟录》志卷一八《科举志》。

　　[68]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二八。

　　[69]田艺衡：《留青日札》。

　　[70]李调元：《制义科琐记》卷二《白沙之徒》。

　　[71]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心学》。

　　[72]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王阳明守仁》。

　　[73]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三。

　　[74]《明世宗实录》卷一九，嘉靖元年十月乙未条。

　　[75]李调元：《制义科琐记》卷二《王氏学》。

　　[76]查继佐：《罪惟录》志卷一八《科举志》。

　　[77]徐阶：《世经堂集》卷一二《崇雅录序》。明末艾南英谓“嘉靖中，姚江之书虽盛行于世，而士子举业尚谨守程朱，无敢以禅窜圣者”（《天佣子集》卷一《历科四书程墨选序》）。然从朝廷所颁禁令以及徐阶等人的议论看，王阳明之说在嘉靖年间确实对举业已有一定影响，艾氏之说不够确切。

　　[78]方苞：《方苞集集外文》卷二《进四书文选表》。

　　[79]戴名世：《戴名世集》卷四《庆历文读本序》。

　　[80]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四《礼部三·科场·前言》。

　　[81]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四《礼部三·科场·前言》。

　　[82]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举业》。

　　[83]永瑢、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儒存三《朱泽〈朱子圣学考略〉提要》。

　　[84]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破题用庄子》。

　　[85]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举业》。

　　[86]王夫之：《姜斋文集》卷二《显考武夷府君行状》。

　　[87]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四《礼部三·科场·前言》。

　　[88]黄儒炳：《续南雍志》卷六《事纪》。

　　[89]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四《礼部三·科场·前言》。

　　[90]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一八《时文叙》。

　　[91]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叙小修诗》。

　　[92]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二《答李元善》。

　　[93]李贽：《焚书》卷三《时文后序》。

　　[94]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四《诸大家时文序》。关于“公安派”与时文的关系，郭绍虞曾有简要论述，见所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3月版，下卷，第238－240页。

　　[95]钱启忠：《清溪遗稿·刻李卓吾制义小引》。

　　[96]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一O《成元岳文序》。

　　[97]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九《送兰生序》。

　　[98]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四《诸大家时文序》钱伯成《笺》所引。

　　[99]王思任：《王季重十种·时文叙·青溪儒童小试叙》。

　　[100]戴名世：《戴名世集》卷四《庆历文读本序》。

　　[101]《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102]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一。

　　[103]《明熹宗实录》卷一八，天启二年五月癸丑条。

　　[104]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破题用庄子》。

　　[105]李乐：《见闻杂记》卷九。

　　[106]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四《礼部三·科场·前言》。

　　[107]方苞：《方苞集集外文》卷二《进四书文选表》。

　　[108]陈函辉：《〈奏雅世业〉序》。

　　[109]戴名世：《戴名世集》卷四《庆历文读本序》。

　　[110]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三《金正希稿序》。

　　[111]戴名世：《戴名世集》卷四《陈大士稿序》。

　　[112]《明史》卷二八八《艾南英传》。

　　[113]方苞：《方苞集集外文》卷八《礼闱示贡士》。

　　[114]黄宗羲：《思旧录·张自烈》。

　　[115]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二《詹曰至近艺序》。

　　[116]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五《答杨淡云书》。

　　[117]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一《戊辰房书删定序》。

　　[118]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二《黄章丘近艺序》。

　　[119]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六。

　　[120]戴名世：《戴名世集》卷四《陈大士稿序》。

　　[121]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古文存稿》卷五《程墨表经序》。

　　[122]娄坚：《易经程墨文选序》，载《明文海》卷三一一。

　　[123]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程文》。

　　[124]丘濬：《重编琼台稿》卷九《皇明历科会试录序》。

　　[125]高拱：《程士集》卷首《自序》。

　　[126]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程文》。赵翼《陔余丛考》卷二九《程文墨卷》云：“有明以来，皆称主司之作为程文，举子之作为墨卷。”

　　[127]邓显麟：《梦虹奏议》卷下《条陈科举疏》。

　　[128]万历《明会典》卷七七《科举·科举通例》。

　　[129]《明神宗实录》卷二四三，万历十九年十二月壬子条。

　　[130]郑晓：《郑端简公吾学编余》。

　　[131]王祖嫡：《师竹堂集》卷二二《明郡学生陈惟功墓志铭》。

　　[132]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四《辩证类·时文石刻图书起》。

　　[133]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十八房》。

　　[134]《明武宗实录》卷一三二，正德十年十二月乙亥条。

　　[135]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二《黄章丘近艺序》。

　　[136]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六《进士房稿》。

　　[137]徐世溥：《同人合编序》，载《明文海》卷三一三。

　　[138]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六。

　　[139]曾异撰：《叙庚午程墨质》，载《明文海》卷三O九。

　　[140]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一《甲戌房选序下》。

　　[141]王夫之：《噩梦》。

　　[142]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十八房》。

　　[143]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四《科试考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