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中的“傻瓜”
在东非200万年前的岩石记录中，你能发现我们祖先所设计和使用过的一系列劳动工具。他们的生活依赖这些工具，当然这是石器时代早期的技术。尽管制造石制工具有很多种方法，曾几何时，专门制作的石头被用来戳刺、切削、剥离、切割、雕刻。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个特定的地点，在漫长的时期内，工具都是以同样的方法制造的——这意味着数十万年前一定存在教育体制，尽管相似性容易被夸大，其实主要是学徒制度。
如果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这种学徒制度没有发生改变，传统就被完整地传递给下一代。但是，如果需要学习的东西变化得很快，特别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发生，这就很难搞清楚教什么和怎样教。于是，学生就会抱怨内容不恰当，对年长者的尊敬也会减少。教师们对教育标准的降低和学生们变得无精打采感到绝望。在一个处于转变中的世界里，学生和教师都需要教给自己一门重要的技巧——学会质疑，只有这样，问题才能被发现，制度或是规则、传统才能被完善和发展。
我们生活在一个既定的世界里，从来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除了儿童之外，我们懒得去想：自然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宇宙是怎么形成的，或它是否一直那样存在？如果时间某一天会倒流，结果将会出现在原因之前吗？是否存在人们认识的极限？甚至有些儿童——我遇到了那么几个——想知道为什么有宇宙？黑洞是什么样子？物质的最小部分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记得过去而不是将来？
不时地，我会非常幸运地给幼儿园或一年级的班级讲课。其中很多孩子是天生的科学家——尽管好奇的倾向多一点，怀疑主义的倾向少一点。他们很好奇、爱动脑筋。他们向我提连续的问题，比如，人为什么是活着的？为什么要吃饭、睡觉？小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等等。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傻瓜式的问题”。
但是，当我们和高年级的学生交谈时，发现情况不同了。他们只记住了“事实”，但发现的喜悦、事实背后的灵魂，已经离开了他们。他们失去了大部分好奇心，仅获得了很少一点怀疑主义。他们害怕提出“傻瓜”问题；愿意接受不充分的答案；不提连续的问题；在教室里，他们不时斜着眼瞥一下，判断其他同学是否赞同；上课时，他们把带来的问题写在一张纸上，并偷偷地检查，等待着轮到他们，却疏忽了这时他的同学们正在集中讨论什么问题。
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一定是发生了什么，这不仅仅是青春期的问题。我猜测，这部分是因为来自同学的“不许杰出”的压力；部分是因为社会教给人们的短期满足；还有一部分是由于一种印象，即科学和数学不能使你买一辆跑车；另外一部分是因为对学生的期望太低；更有一部分是因为理智地讨论科学和技术——甚至学习本身——很少有回报或榜样。那些少数仍然保持兴趣的孩子被贬低为“傻子”、“小丑”或“书呆子”。
但是，还有些别的原因：我发现许多成年人讨厌孩子提出科学问题。孩子们也许会问：为什么月亮是圆的？为什么草是绿的？梦是什么？你能挖多深的洞？世界的生日是哪一天？为什么我们有脚趾头？大多数老师和家长以生气或嘲弄的态度对待这些问题，或者迅速地转到别的东西上面：“你希望月亮什么样，方的？”孩子们不久便认识到这种问题惹恼了大人。再有几次像这样的经历，就会有一个孩子离开科学。
为什么成年人在小孩子面前要装作无所不知，我感到实在难以理解。承认我们不知道某些东西又怎么了？我们的自尊心竟如此脆弱吗？而且，这其中有许多是科学领域中的深奥问题，有几个尚未得到完全解决。草是绿的因为它含有叶绿素，当然——我们都在高中的时候被灌输过这个答案——但是为什么植物含有叶绿素？这看起来很愚蠢，因为太阳输出的最大能量是在光谱的黄色和绿色部分。为什么全世界的植物要抵制能量最丰富波长部分的阳光呢？也许是由于地球古代生物史上的意外冰冻。但是我们对于草为什么是绿的仍有某些东西不清楚。
当孩子提问题时，我们的反应影响孩子的想像力、创造力的发挥。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想法去试着解释答案，即使是一次不完全的尝试也会起到消除疑虑和鼓励的作用。如果我们不知道答案，我们可以查百科全书，可以带着孩子去图书馆。或者我们可以说：“我不知道答案，也许等你长大的时候，你会成为第一个发现答案的人。”有天真、乏味、表述不当的问题，以及在不恰当的自我批判之后提出来的问题。但是每个问题都表明他渴望理解这个世界。这绝不是傻瓜式的问题。聪明、好奇的孩子是世界的财富。他们需要得到照顾、呵护和鼓励。但是，仅仅鼓励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给他们最关键的进行思考的工具。
63％的成年人不知道最后一只恐龙在第一个人产生之前就死去了；75％的人不知道抗菌素杀死的是细菌而不是病毒；57％的人不知道“电子比原子小”。我能在康奈尔大学我的本科生班里找到一些聪明的学生，他们却不知道星星在夜晚升起和落下，甚至不知道太阳也是一颗星星。
在东非200万年前的岩石记录中，你能发现我们祖先所设计和使用过的一系列劳动工具。他们的生活依赖这些工具，当然这是石器时代早期的技术。尽管制造石制工具有很多种方法，曾几何时，专门制作的石头被用来戳刺、切削、剥离、切割、雕刻。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个特定的地点，在漫长的时期内，工具都是以同样的方法制造的——这意味着数十万年前一定存在教育体制，尽管相似性容易被夸大，其实主要是学徒制度。
如果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这种学徒制度没有发生改变，传统就被完整地传递给下一代。但是，如果需要学习的东西变化得很快，特别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发生，这就很难搞清楚教什么和怎样教。于是，学生就会抱怨内容不恰当，对年长者的尊敬也会减少。教师们对教育标准的降低和学生们变得无精打采感到绝望。在一个处于转变中的世界里，学生和教师都需要教给自己一门重要的技巧——学会质疑，只有这样，问题才能被发现，制度或是规则、传统才能被完善和发展。
我们生活在一个既定的世界里，从来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除了儿童之外，我们懒得去想：自然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宇宙是怎么形成的，或它是否一直那样存在？如果时间某一天会倒流，结果将会出现在原因之前吗？是否存在人们认识的极限？甚至有些儿童——我遇到了那么几个——想知道为什么有宇宙？黑洞是什么样子？物质的最小部分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记得过去而不是将来？
不时地，我会非常幸运地给幼儿园或一年级的班级讲课。其中很多孩子是天生的科学家——尽管好奇的倾向多一点，怀疑主义的倾向少一点。他们很好奇、爱动脑筋。他们向我提连续的问题，比如，人为什么是活着的？为什么要吃饭、睡觉？小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等等。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傻瓜式的问题”。
但是，当我们和高年级的学生交谈时，发现情况不同了。他们只记住了“事实”，但发现的喜悦、事实背后的灵魂，已经离开了他们。他们失去了大部分好奇心，仅获得了很少一点怀疑主义。他们害怕提出“傻瓜”问题；愿意接受不充分的答案；不提连续的问题；在教室里，他们不时斜着眼瞥一下，判断其他同学是否赞同；上课时，他们把带来的问题写在一张纸上，并偷偷地检查，等待着轮到他们，却疏忽了这时他的同学们正在集中讨论什么问题。
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一定是发生了什么，这不仅仅是青春期的问题。我猜测，这部分是因为来自同学的“不许杰出”的压力；部分是因为社会教给人们的短期满足；还有一部分是由于一种印象，即科学和数学不能使你买一辆跑车；另外一部分是因为对学生的期望太低；更有一部分是因为理智地讨论科学和技术——甚至学习本身——很少有回报或榜样。那些少数仍然保持兴趣的孩子被贬低为“傻子”、“小丑”或“书呆子”。
但是，还有些别的原因：我发现许多成年人讨厌孩子提出科学问题。孩子们也许会问：为什么月亮是圆的？为什么草是绿的？梦是什么？你能挖多深的洞？世界的生日是哪一天？为什么我们有脚趾头？大多数老师和家长以生气或嘲弄的态度对待这些问题，或者迅速地转到别的东西上面：“你希望月亮什么样，方的？”孩子们不久便认识到这种问题惹恼了大人。再有几次像这样的经历，就会有一个孩子离开科学。
为什么成年人在小孩子面前要装作无所不知，我感到实在难以理解。承认我们不知道某些东西又怎么了？我们的自尊心竟如此脆弱吗？而且，这其中有许多是科学领域中的深奥问题，有几个尚未得到完全解决。草是绿的因为它含有叶绿素，当然——我们都在高中的时候被灌输过这个答案——但是为什么植物含有叶绿素？这看起来很愚蠢，因为太阳输出的最大能量是在光谱的黄色和绿色部分。为什么全世界的植物要抵制能量最丰富波长部分的阳光呢？也许是由于地球古代生物史上的意外冰冻。但是我们对于草为什么是绿的仍有某些东西不清楚。
当孩子提问题时，我们的反应影响孩子的想像力、创造力的发挥。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想法去试着解释答案，即使是一次不完全的尝试也会起到消除疑虑和鼓励的作用。如果我们不知道答案，我们可以查百科全书，可以带着孩子去图书馆。或者我们可以说：“我不知道答案，也许等你长大的时候，你会成为第一个发现答案的人。”有天真、乏味、表述不当的问题，以及在不恰当的自我批判之后提出来的问题。但是每个问题都表明他渴望理解这个世界。这绝不是傻瓜式的问题。聪明、好奇的孩子是世界的财富。他们需要得到照顾、呵护和鼓励。但是，仅仅鼓励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给他们最关键的进行思考的工具。
63％的成年人不知道最后一只恐龙在第一个人产生之前就死去了；75％的人不知道抗菌素杀死的是细菌而不是病毒；57％的人不知道“电子比原子小”。我能在康奈尔大学我的本科生班里找到一些聪明的学生，他们却不知道星星在夜晚升起和落下，甚至不知道太阳也是一颗星星。
